孩提时的端午节

童年的端午节是我记忆最深刻的日子，因为我最喜欢吃粽子。往往在节前两三天，母亲就开始忙碌起来，从街上买来青绿色的竹箬，洗净晾干，浸泡好糯米、红豆、蚕豆之类的东西，然后请隔壁胖婆帮忙一起来包。妈和胖婆都是包粽子的能手，她们坐在方桌旁，一边张长李短地聊，一边手脚麻利地裹。她们把两张竹箬拼叠起来，卷成漏斗形，倒进豆米，用筷子笃实，再用手一揿，封好口子。而后用事先撕成条状的老竹箬作绳子，一头咬在嘴里，另一头用手紧紧把粽子捆住，再把咬在嘴里的那一头穿过圈结，使劲一抽，一只棱角分明的粽子便诞生了。一个下午能裹一大镬，加上水和碱，用柴爿在大灶里煮烤。随着熊熊的烈火，锅里的水开始哒哒地滚起来，带着竹箬清香味的蒸气不断地从锅边冒出来，弥漫灶间，香飘屋外，惹得在廊下玩耍的我口水直流。

与此同时，爷爷开始挖水缸边的菖蒲。丛生的菖蒲，叶如剑锋般地往上刺着，它冬不畏霜雪，夏不怕虫咬，生命力极强，终年青翠，春天还开穗状黄色的花。因为它有一种特殊的气味，平时无人理它，只有到端午才派上用场。爷爷连根带叶挖上几棵，把菖叶和艾草一起悬挂在每个房间的门上，说菖叶为天上五瑞之首，又形如宝剑，可以捉鬼辟邪；艾青作为治病的草药，可以招纳百福，挂在门前可以强身。菖蒲淡红色的根，爷爷把它制成一个个小人似的，俗称菖蒲姥人（女人之意），挂在我们孩子的衣襟上，说可以保孩子平安过夏。我好奇地问爷爷别的节日没有这样，为啥端午要这样搞？爷爷说，从古以来都把阴历五月五日当作“恶月恶日”，因为端午以后，天热起来，瘟疫瘴气开始漫延，毒蛇虫蝎纷纷出洞，所以就用这种办法来对付它们。

到了端午节那天，一早起来，母亲先把头天晚上做好的香袋挂在我的脖子上，再用毛笔把调好的雄黄涂在我的鼻翼、额角、眉心上。我拿镜子一照，哎呀！难看死了，小囝不像小囝，小娘不像小娘。吃好早饭我躲在房里不敢出来，唯恐被人见了笑掉大牙。可母亲偏让我拿着瓶子到小店去买烧酒。我先是不吭声，再是拒绝，闹得母亲一肚子恼火，不得不向我下了最后通牒：“你去不去？不去，中午你别想吃粽子！”这可击中了我的要害，只好硬着头皮去打酒。路上见到别的小孩也同我一样脸上涂着雄黄，颈上挂着香袋，心中的顾虑打消了。

此时，爷爷也从街上买来了一张钟馗的画像贴在大门上。这个鬼怪似的武将，满脸都是毛发和胡子，瞪着一双铜铃般的眼睛，显得凶神恶煞的样子。我问爷爷贴这画干啥，爷爷向我讲了一个故事，说唐朝有个皇帝叫李隆基，人称他为唐明皇，一次，他从骊山讲武回宫，忽患大病，梦中见一大一小两个鬼怪，先是小的穿着大红无裆裤子，潜入宫中偷杨贵妃的香袋和他的玉笛，然后绕殿而去，结果遇上一个身穿蓝袍的大鬼，大鬼把小鬼一把捉住，夺下香袋和玉笛，挖掉小鬼眼睛，一口吞到肚子里。唐明皇见了吓了一跳，大声喝问你是何人，大鬼说，臣姓钟名馗，因武举落第，愿为陛下在宫中除妖。唐明皇醒后，出了一身大汗，顿感大病痊愈。第二天刚好是端午，于是叫画家吴道子照梦中所见画成钟馗捉鬼画像，通令天下张贴于门上，驱邪赶魔。这一风俗一直延续至今，不但端午贴，过年时也贴。

母亲把买来的烧酒拌上雄黄，喷在屋角、床下、橱边。那时家里没有喷雾器，母亲用嘴巴来代替，喝一口雄黄酒，鼓胖两腮，紧缩嘴唇，嘟嘟地喷，喝一口喷一次，喷得满屋都是雄黄酒味，呛得躲在暗角里的过冬蚊子只好提前飞出来让母亲拍死。蛰伏在地板缝里的一条蜈蚣也熬不住，爬出来被我踩死。

中午，爷爷喝的是菖蒲酒，他事先把菖蒲根洗净切碎后泡在烧酒里，酒液呈淡红色。爷爷让我喝了一口，有点怪怪的香味，很不好喝。爷爷却喝得津津有味，他喝了几口还吟起了古诗：“共存菖蒲酒，君王寿万春。”我不懂诗的意思，只大口吃着香喷喷的粽子，还有倭豆韭菜糯米饭，再用红烧肉过口，这味道至今尚留在齿间。约定俗成的宁波端午风俗，已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浙东地区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