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因着“文革”年头，草草地读完两年中学，三届学生合并在一起，算是毕业了。并得知城镇居民户的同学可不用支边支农，就可分配工作。这些同学都乐得击课桌欢呼。
我自小因残疾，不会走路。靠着别人的背和抱，才勉强上了学。读三年级那一年，去上海的大医院做了矫正手术，穿上特制的支架和皮鞋，才会站立着行走了。在室内也不用拄拐杖，如拄上一根拐杖，我哪儿都敢去，常独自一人去偏僻农村同学的家。我的性格乐观开朗，没把自己当成残疾人。这一次，我想当然地认为自己也可分配工作，就和别的同学一起乐。
可老师却要我和不能分配工作的农村户口的同学一起回家去。说眼前的分配去向是三处外地工矿和工业、农业兵团，你根本不能去。最后一批才是本地工矿，但要求最高，你是残疾人，根本轮不上。
我马上眼泪涌流，哭了起来。老师说：和那些同学一样，你哭也没用。但你是属于“待分配”，有消息了，学校会通知你。
我跌跌撞撞，又不无留恋地走出了大碶中学的校门。在过桥跨石阶时，一个趔趄，险些跌倒。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虽然自己成绩优秀，还是中队委员，但总归是残疾人，不能分配工作。
一路流泪回到家。妈妈问清了缘由，劝我不要哭。但要我也改变一下眼前的生活状况，不能一天到晚涂涂写写看看书，已把眼睛搞近视。要和弟弟一起做家务，并要学一些“手上功夫”。
孱弱的姐姐为了我和弟弟能分配工作，已支边去了黑龙江。但我在家里仍是“养尊处优”。衣服都是弟弟拿到河埠头帮我洗，一直洗到我出嫁，洗到家里有了自来水。连洗脚、洗澡水也都由弟弟给我准备。
我就待在家里学做家务和“手上功夫”。待了好几个月，一些邻居和居委会的主任嬷嬷都要我去找校长问问情况。校长室在楼上，楼梯陡而窄，两边是墙壁，没扶手，妈妈背不动我。而且，妈妈既要培养我独自处事的能力，又要让校长看看我有独立工作的资格。
我们带了家里一条刚好可放在楼梯梯阶的窄窄小凳。我把拐杖交给妈妈，把小凳子放上梯阶一级，人就用力地伏在小凳上，爬上一级。妈妈在后面拉着我衣襟。其实，如果真翻下来了，身单力薄的妈妈也是难以拉住的。
我就这样爬上了楼梯。妈妈赶紧退下来在楼下等我。我大胆地立在校长面前说：“给我分配工作！我会走路，连这样的楼梯也走上来了！我会打算盘做会计，也会做手工上的好多事情。”
校长在眼镜片后面，冷冷地看了我一下说：按照党的政策，我们也把你分配过了，但没一个地方愿意接收你。我们已把你的名单报到镇里，你不用再来找学校了。
校长再也不说什么了，埋头写字，我只得无奈地走下楼梯。下楼梯，会走，不用爬。我对妈妈说：连这样的楼梯也能爬上去，以后工作了，就不用担心是否要上楼。妈妈只是伤心地叹了一口气。
主任嬷嬷说：校长说得有道理，就找镇上领导去。她帮我联系了镇上有关领导，要我自己去说，不要妈妈陪。
镇上这位领导很和气，他说同情我，也帮我去联系了几个单位，但都有困难，要我再耐心等待。他还会帮我去县内务局反映，扩大分配范围，我马上问他：是否我自己也可去内务局要求？他说也可以。
我有一个姨妈住在镇海，于是我就独自爬上了公交车去了镇海姨妈家住下来，第二天就去了内务局。
内务局领导的态度不冷不热，说我来错了地方，内务局是专管国营大集体单位分配的事，残疾人只能进镇办或社办的小厂工作，不属内务局分配。
我说：“镇上没给我分配，只能来找你们。我为什么不能进大工厂工作？我一个人会从大碶来镇海，拿掉拐杖也会独自行走，我走给你看……”我把拐杖倚墙，在屋中间走了起来。不知是由于激动惊慌，还是有水渍在地上，滑了一下，踉踉跄跄地往前冲了好几步，才勉强地靠墙站住。
领导见状，一连声地说：好了，好了，别走了！你怎么能跟健康人比？你以后不要来了，我帮你向镇上打个电话，找镇领导去。
我坐在姨妈家里，想起在内务局表演走路，险些摔倒的尴尬一幕，真像小时候看到的被人牵着的小猴在耍猴戏，我伤心地哭了起来……
从镇海回来后，又找了镇上领导几次，但都无果。去多了，领导的态度也生硬了。就安下心来待在家里，每天也抓紧时间学做家务，学“手上功夫”。这一待就是两年多。
终于，主任嬷嬷带来个好消息：说我读过书的大碶小学办了个小工厂，她已进去参观过。两个认识我的老师任厂长，他们愿接收我去工作，要我赶紧找领导，由镇上分配下去。
我喜出望外，欣喜的泪水也流了下来。
但嬷嬷又说：只是小厂房设在一个学生不能上课的危房里，横梁歪着，随时有倒塌的危险。厂长说，如听到有瓦片灰沙掉下来的声音，要赶紧往外逃。不知你跑得快吗？妈妈和我都顾不得这些了，说总要运气好，房子不会塌下来压着人。
我很快去小工厂上班了。工资比其他镇办厂的学徒每个月低五元，只有十二元。妈妈一再叮嘱我，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少说话，多做事。
我埋头苦干，义务加班加点，又专心刻苦学习技术。随着工厂的快速发展和兴旺，我很快成了一位掌握线路板全面生产技术的带班师傅和车间主任，工作有十余年。后这个产品不生产了，就任厂里的财会和统计工作二十年，直至工厂倒闭。
回过头来，那两年多在家待分配的时间和经历，是一笔于我有益处的财富。它让我直面人生，学会了一些做事的技能和技巧。这些挫折和艰难，让我变得坚强和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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