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朋友摆酒一杯一个红包

近日整理写字台的抽屉，又见到了那本用红纸订成的簿子，尽管红色褪成了浅黄色，可毛笔写的墨迹仍然清晰如初，封面上工工整整地写着“人情簿”三个楷书字，簿字后面还有一个带括号的用钢笔写的“债”字。

那人情簿是我四十多年前结婚时，来吃喜酒的亲戚朋友送来的“人情”（贺礼款）的记录簿。礼尚往来嘛，有来必要回，按照我们宁波人的说法是“来是人情去是债”，那人情簿也是以后还“债”的备忘录，故而，我后来在还“债”还得焦头烂额时，恼火地在簿字的后面写上了一个带括号的“债”字。

簿中记录的人情款最多的是10元，最少的1.20元，现在看来还不足买一包中档的香烟，但在猪肉每斤0.67元的当时，不用10元钱就能办一桌还算体面的酒席了——“穷好热（婚酒）富做生（寿宴）”嘛，一张八仙桌坐八个人，自酿的老酒，蓝边碗盛的八凉八热16碗菜肴。薄薄的八片鹅肉、小小的八块炝蟹、对劈的一段鲻鱼等冷菜下面是倭豆芽或大头菜的垫底菜；大多是“帮头”（副料）和羹羹汤汤的热菜来填满肚子，酒足饭饱之余，还可“燥包湿捞”地带些鱼肉回去让家里人同享口福。酒毕客散，局房先生（临时的账房）算盘“噼里啪啦”地一拨，人情钱的收入除去酒席的支出，已经所剩无几。

收来的“人情”热热闹闹地办了喜酒，接着的就是要还令人烦心的“人情债”了。在当年每个劳动日不上一元的生产队社员，要支出几元钱去送“人情”，并不比现在掏出几百元容易。“人情急如债，镬爿挈出卖”，手头拮据时能借的借，可卖的卖，“人要面子树要皮”，砸锅卖铁也该把“债”还掉。说来不怕“坍台”，20世纪70年代末，我的一个表弟结婚，在“口袋瘪塌塌，实在呒办法”的窘境中，我在抽屉里翻到了一张老婆存的50元面额的有奖储蓄票，偷着提前取款去还了“债”。后来那张储蓄票的号码竟中了头奖，能奖自行车一辆，我不但被老婆揪着耳朵骂得狗血喷头，自己也悔得像小炉匠丢了联络图似的只会狠打自己的耳光。

如今，过去了40多年的人情簿中的老“债”早已“变本加利（厉）”地还清，但是簿中有名讳的子子孙孙大多还和我的下代沾亲带故。老亲新亲亲上加亲，老朋友新朋友都是好朋友，大事小事，只要一方有事办酒席就得赴宴，既然把酒言欢，必要递个红包意思一下，故而还是你来我往，“人情”不断、“还债”不绝，而且比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今大家都富了，生活水平一年比一年提高，出手一年比一年大方，互送的红包也一年比一年丰厚，形形色色的喜庆酒宴也在不断地产生。婚丧、祝寿、满月、建房、造墓等这些传统的酒席自不必说，还增加了开业、乔迁、接风、送行、升职、加薪、升学等等名目繁多的新流行的酒宴。只要去赴宴，出手的红包就是一个“发”（八）字，“要发”的、“你发”的、“发发”的，多发益善。酒席的档次也越来越高，饭店要选星级的，菜肴要有龙虾鲍鳗的，酒要喝贵州四川产的，香烟要发“329”（软中华）的，送“人情”的讲派头，办酒席的摆门面，二者俱损，纯粹是一种折腾和浪费。

人的收入有大小，工资有高低，精力也有限。有的亲戚多，交际广的人往往为忙于吃酒赴宴而应接不暇，甚至落得心力交瘁、囊中羞涩。我的一个远房侄子，岳父去世后，丈母娘三年内又结了两次婚，他为了“扎台型”，竟按大姑娘出嫁的级别送了两次饱鼓鼓的红包；他的一个“哥们”在不长的时间结了两次婚（当然“离”了一次），搬了两次家，生了一个孩子，连续送了五次礼。这些不菲的支出，使工薪阶层的他只能摇头叹气。可见有的姑娘不爱和亲戚朋友多的男孩谈恋爱，何尝不是一种理智的选择呢？

我的朋友老李是出了名的“铁公鸡”，平时一毛不拔，可是四亲八眷、左邻右舍、同学朋友大事小事，有事必到，有酒必喝，但送的“人情”大多是一个“发”，虽然背后被人称作“小吊马子”吝啬鬼，他装聋作哑的老酒杯照样端得稳稳当当。待到他儿子结婚时，他发出的请柬写得手酸，在村大会堂大开筵席，摆了20多桌比他结婚时好不了多少的酒席，来喝喜酒还“人情债”的客人座无虚席，使他狠狠地赚了一大笔钱。老李以小本牟大利的铁算盘固然打得有点过格，倒是值得借鉴——按照他的说法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我又没有讨你要多少，如果你觉得吃了亏，以后可以不来往，你不送，我不还，大家了断这种永远也还不清的“人情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