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秋，我穿上了第一套西装。那套黑色华达呢面料的西装，是文化站为参加当年的区第一届文艺调演，特为镇业余侨乡乐团电声乐队的演奏员量身定做的，双排的纽扣，弧形的对襟下摆，锯齿状的翻领，后襟还开着一条缝。在每个月工资只有几十元的当时，文化站用每套160多元的西装为我们“包装”，可谓不惜血本。故而，站长郑重声明，此套演出服由个人保管，但在舞台上才能穿，平时不准公服私用。
其实站长不宣布此项规定，我也不会穿这套时髦“行头”的。在“新阿大，旧阿二、破阿三”的童年，夏天有一件大白细布的衬衫，冬天有一件棉袄就心满意足了。除了过年、出客时穿得比较“清爽”些，平时穿的差不多每件都是打补丁的，成年后才穿上了中山装，也是粗布做的蹩脚货。在我的心目中，西装是外交官员、记者、电影演员、节目主持人、博学鸿儒等辈的专利产品，对于捏锄头柄的我，穿上笔挺的洋装，不啻是“土六郎穿龙袍”，不伦不类、不合时宜。
那一年，北仑区举行第一届文艺调演，将上舞台的我第一次穿上了西装，脖颈上请人系上领带后，顿觉手足无措，浑身不自在，喉咙犹如打上了箍似的呼吸紧张。但是拉开大幕，观众陡见一字排开的十几个乐手一色的光彩照人、气度不凡，不约而同地发出了“哗”的一声欢呼并报以热烈的掌声，我意想不到西装竟有如此诱人的魅力，大家顿时精神抖擞、激情骤增，演奏达到了最佳的效果而获得一等奖。
据说西装最初是一个西欧国家为骑士设计的，由于文雅且帅气，后来从马背上传到了办公室，成为西方国家新政权官吏的标志性服饰，又普及于民间，也传到了旧时穿长袍马褂的中国，如今还穿到了我们这些普通民众的身上。既然稀而少见的西装夺人眼球，乐队的几个年轻人开始先悄悄穿着走亲访友，后来竟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大庭广众中，文化站长见了也碍于情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笑了之。可我倒还是“墨守成规”，除了演出，不作非分之想。但见众位同仁大多穿着招摇过市，心痒痒地也想不妨借用一下，第一次破例是赴外甥的喜宴。
那是“十一”国庆节我外甥的婚日，众多族人亲朋一见西装革履的娘舅“大石头”驾到，把我当成腰缠万贯的大老板而刮目相看。婚礼仪式上，新郎小官人穿的拜堂衣也是西装，可他那浅灰色的面料和我上舞台的那套相比实在是相形见绌，妻子对我小声嘀咕：“要是你们俩预先交换一下该有多好。”真可谓借东风出风头，导致“喧宾夺主”，实在惭愧。
物以稀为贵，在当时，农村还不富裕，我的第一件西装从中山装中脱颖而出，自然受到乡亲的青睐。一日，我的堂嫂面露羞涩，与我绕山绕水地转了一个大圈子，终于说清了他儿子要去相亲，想用我的西装去借光。堂侄联姻，做叔的理应不遗余力，我欣然应允、当即奉上。俗话说“佛要金装、人要衣装”，堂侄穿上西装果然衣冠楚楚、相貌堂堂。当日相亲，与姑娘一见钟情，结成百年之好。吃喜酒时，堂嫂硬把我拖到堂前正中一桌的上横头，还贴着我的耳朵窃窃私语：“今朝新娘能过门拜堂，你的西装功劳不小喏！”
堂侄借了我的西装去相亲，小村里有的赤脚兄弟也跃跃欲试想尝试下穿西装的感受，于是，我的这件西装几乎成了名副其实的公用衣。有一天，和我同岁的阿根一早就穿着我的“公服”去九峰山的姨父家吃寿酒。不料当日我接到通知，晚上要去紫石乡演出，此服非穿不可，等到下午二时还不见他回来，急得我直跺脚，他老婆只得骑上自行车奋起直追，把她老公捉拿归家。阿根还满腹牢骚，他原想吃过晚饭后回来，为了穿这件洋装赶时髦，而错过了一餐好酒菜。
我的第一件西装虽然在小村里大出风头，但我的近邻——80多岁的小脚阿太却不“买账”，她斜着眼睛睨视着我的西装，轻蔑地说：“乡下人真是多见树木少见人头，一件开裆裤一样的衣服有啥好稀奇的，我老头子六七十年前就在上海做这种洋装了，新中国成立前，镇上医院的张先生、唐先生，还有‘王堃记’的少爷，哪件西装不是我家‘老货’做的……”原来，她已亡故的丈夫早年是上海的红帮裁缝，抗战时回乡后也在镇上开过裁缝店做西装，后因生意萧条又改做了中装。
小脚阿太的丈夫虽然早年就为先生和少爷做过洋装，但是作为一个普通农民的我，从穿土布衣衫到中山装，从穿公服私用的第一件西装到后来拥有式样时尚的西装“套餐”。农村穿西装的人从寥寥无几，到现在的比比皆是，这普普通通的穿戴变迁，不正是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改革开放给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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