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迁居时,从碗橱的下格翻出了一只久已不用的粗大碗,老伴要丢弃,我执意把它留了下来,因为这碗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
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我们大碶公社的范围为原来的大碶区,也就是辖现在的新碶、大碶两个街道。人民公社成立的同时,也就是大跃进的开始,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其中生活集体化主要体现在吃饭问题上,于是,每个村(当时称“连”)都办起了一至两个大食堂集体吃饭。
食堂开始时,社员可以不定粮的领饭票,提倡“鼓足干劲搞生产,放开肚子吃饱饭”。大家初吃大锅饭都皆大欢喜,男男女女热热闹闹地齐聚一堂在食堂吃现成饭,一村人吃同样的菜、同样的饭,吃饱饭空碗一推,嘴一抹就走人。能免于烧饭煮菜累赘的“半边天”尤为喜不自胜。但不上几个月,随着粮食的亏空,“放开肚子吃饱饭”的日子不得不宣告结束,改作按男女性别和年龄定粮发饭票。紧接着的是三年自然灾害的降临,粮食连年歉收,迫使定粮一减再减,最少时一个青壮年的正劳力只能发到每天12两(16两1斤制)的饭票。
粮食越紧张,人们对食堂就越关注。社员们虎视眈眈地监视着能吃饱饭的食堂工作人员的一举一动,打饭时目光紧紧地盯着他们手中的饭勺,总以为同数量的饭票,自己的饭打得少,掌勺人为自己的亲朋、干部打得多,对食堂和工作人员的意见和争吵连续不断,虽然食堂的“饭乌龟”(社员对食堂工作人员的贬称)换了一批又一批,但社员们在打饭问题上的不满情绪仍有增无减,砸碗骂娘的情况时有发生。
当时的绝大多数食堂提供二稀一干,早晚吃粥,中午一餐干饭。在社员们对食堂意见“没夹箩”的状况下,公社决定各食堂统一配备清一色的能盛四两粥的碗,这样,哪怕多少相差一点点也一目了然,这种碗被人称为“四两大碗”。中饭的干饭改为用过秤后的米分罐蒸,食堂也统一用能蒸半斤(8两)米的陶罐。当然同样的罐子也有蒸4两、6两的,罐的外面用红漆标有数量,但社员同志们还是统称“半斤罐”。
那“四两大碗”的碗口直径为16厘米,深10厘米,灰白色的碗沿下绘有几只在游水的鸭子,故而也被人们叫作“嘎嘎(鸭叫声)大碗”;这种碗当时店里有买,很多社员为了能把粥端回家去而自己买来了碗,买价每只1角,因而又被人们叫作“一角大碗”。
紫茄色的“半斤罐”是柴桥陶器厂因势而生为食堂特制的产品。高约10厘米,罐口罐底成直筒式的直径均约12厘米,做工显然粗糙,有凹进凸出的、有偏扁形的、也有瘪底歪口的,“歪嘴罐”的别名也由此而生;因蒸的饭半干半稀,亦有人称为“燥粥罐”。
1962年,食堂解体后,碗和罐被分给了社员,那“四两大碗”倒实用于家家户户的盛汤舀羮,这种粗劣的“半斤罐”多被农家当作喂鸡拌糠用了。
时光流逝,半个世纪过去了,留在人间的当年的“四两碗”和“半斤罐”已经很少见了,每当我看到那只画着“嘎嘎”的碗,就会想起过去吃食堂的生活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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