辗转的童年

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我的父亲在北满免渡河车站工作，是一名铁路员工。父亲来这里工作不久，母亲也来到这里。从此，他们便在这个远离故土的边外小镇安顿了下来。

免渡河，地处内蒙古境内，是我国北方的一个小站。火车站内的工作人员，大多是东北人，只有站长和关键岗位是日本人。为了保持稳定，站内的日本人，对中国员工表现得客气、友好。

当时，免渡河这里还是地广人稀，肥沃的黑土地上杂草丛生。出身于农家的勤劳的父亲，不忍心这么好的土地荒芜着，便利用休息时间开荒种地。其他的中国员工也是同样。大家用勤劳的双手，辛勤的汗水，竟然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每家都开垦出十几亩地。秋天的收成自然是自给有余。于是，各家各户开始养鸡、养猪、养牛、养羊、养牲畜，有的人家甚至养车。父亲和他的同伴们拿着工资，种着庄稼，亦工亦农，自得其乐，过着舒心惬意的小日子。这期间，原本体弱的母亲，因为农活的磨练，身体也逐渐硬朗、结实起来。

祖父母每年都享受父亲的免票待遇，到免渡河来小住一段，散散心，同时，也帮父亲忙地里的农活。

我和哥哥、妹妹兄妹三人，都出生在免渡河。当时家里生活宽裕，父母身体、心绪极佳，视我们兄妹三人如掌上明珠。所以，在这里留下了我们幼年时期曾经的欢乐。

性格急躁、倔犟的父亲，有一次和一个日本员工争吵起来。这个日本人骂父亲“亡国奴”。这对父亲来说是奇耻大辱。他不甘忍受这种侮辱，找到日本站长告状。日本站长当即打了那个日本员工，也安抚了父亲。虽然如此，爸爸仍觉得他们是在做戏给中国人看，心里总是忿忿然。从此，在他心里萌生了辞职、回家乡种田的念头。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车站里的日本人撤走了，代之而来的是苏联人。当时人们传说着“小鼻子走了，大鼻子来了。”父亲不想再为外国人工作，他怕再当亡国奴，再受外国人的气。于是，毅然地辞去了铁路上的工作，决定回辽南自己的故乡去种田。

一九四六年春节过后，我们踏上了回乡之路。当时，父亲身上带着近两年因交通不便，没有寄回老家孝敬祖父母的钱，押着大件行李，头一天起程，准备先到哈尔滨安排一家人的住宿。而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和居家常用的几件行李，是第二天起程。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谁也没有料到，父亲的车在到哈尔滨之前，遭遇了土匪。他们抢走了父亲车上所有的行李和父亲身上所有的钱，便一哄而逃。

万般无奈之下，父亲不得不去母亲的一个远房侄子家落脚，等待我们的到来。

又一个困难接踪而至。因为战争，哈尔滨至大连的火车停运了，我们的行程被迫中止。只好在哈尔滨租房暂住下来，等待火车通车的那一天。可是，等了一天又一天，过了一月又一月，不知不觉之间，一年过去了，通车的信息却是遥遥无期。

这一年来，为了生活，父亲开了一个小小的饺子馆，可是极不景气。这哪里是长久之计啊！爸爸心急如焚，加之生活的困窘，患上了严重的脚气病，双腿完全肿胀，走路十分困难。就在这时，哈大铁路终于通车了。我们终于告别了客居他乡的生活，踏上了回乡的路。

在一九四七年的春末夏初，我们终于回到了父亲日期夜盼的故乡——盖州县门家漠洛村。

对于小孩子来说，换一个环境，面对一些新面孔，就好像整个世界都变得新鲜了。而且，叔叔家的哥哥和两个姐姐对我们很好，我们觉得有了一个安稳的家了。远离了那窘迫的生活，远离了一路上的颠簸。所以，我们三个孩子自然是喜不自胜。但事实上，厄运并没有离我们而去，一场新的灾难，正在逼向我们。

这是一九四七年的春末。这一年，正是老百姓所说的“粮荒”之年，是个大灾之年。家家户户食不果腹，要以野菜充饥。我们这个中等之家，本来是可以维持。可这一下子回来了五张嘴，给这个中等水平的家庭，立刻带来了危机。而且，我们这次回来时两手空空，身无分文。他们不相信我们会如此落魄。祖父和叔婶整天不高兴，父亲母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却是束手无策。

这样的日子过了没有几天，祖父终于提出要分家，要我们五口人搬出去单过。因为家里没有我们的口粮。如不同意分家，祖父就以死相逼。他完全忘记了父亲在外工作时，对这个家里的贡献，也完全不顾及他与父亲的父子之情和与我们的祖孙之情。

由于父母多年在外，对家里的境况并不清楚。虽然祖父母每次去免渡河时，也每每说些家里用父亲寄回的钱买了什么牲畜，买了几亩地，但这都是两年前的状况了。近一、二年，因战争造成了交通中断，通信不便，所以对家中现在的情况并不知情。甚至对叔叔又娶了新婶婶，父母都不晓得（原来和母亲相处很好的婶婶，因为生病，早几年故去了）；加之我们这次在大灾之年回乡，扰乱了祖父母和叔婶的正常生活，分争了他们的口粮，父母亲总是觉得心有歉疚。于是，父母亲不得不听从了祖父的安排。就这样，叔婶如愿以偿地把我们驱赶出他们的平静生活之外。

家，就这么糊里糊涂地分开了。给了我们三间正房和七亩薄地，还有一些简单的农具和生活用品。而家里的粮食、牲畜、大车都没有进行分配。

这种极度的不公平，让祖母又气又急。她不忍心对我父亲隐匿财产；也不忍心看着我们一家五口挨饿；更承受不了良心的谴责。毕竟她的大儿子对这个家的贡献是东西两院的大家庭中，众所周知的。老人家整日以泪洗面。可是，在这个男权至上的家庭里，祖母的话无足轻重，她只能急在心里，气在心里，痛也在心里。结果，急火攻心，分家后不久，祖母便双目失明了。

分家后的我们，将如何度过这一年漫长的夏、秋两季？五口人吃什么？怎么活？能否活下去？……？所有这些，是摆在父母面前的最大难题。这时候，是父母的为人，是上天的庇佑，是被不公平激起义愤的东西两院的堂伯父们的周济，尤其是我的姨妈姨父的全力资助，才使我们这个五口之家，熬过了这一劫难，没有被饿死。

姨妈家住在盖州城里，有一间做鞋的小作坊，名字叫“人和玉”鞋店。姨父为人谦和，讲礼仪，重信誉，鞋店曾经十分红火。但是近几年因为战争的影响，特别是“粮荒”的影响，鞋店的境况已经是大不如前了，不过生活还算宽裕。姨妈一直身体不好，勉强料理着家务。只是家里没有孩子，难免有些冷清。考虑到百年之后的香火有续，他们过继了一个儿子，是姨父的亲侄子。

现在，为了帮助解决我们家的吃饭问题，除了经济上的资助以外，还决定帮助母亲抚养一个孩子。这真是雪中送炭。向来不愿接受别人帮助的、刚强的父亲，不得不向命运低头，接受了姨妈的好意。父母当时把这个活命的机会给了我，不谙世事的我，从此到姨妈家过上了安稳的、温饱的日子，离开了父母兄妹，远离了那种吃糠咽菜都保证不了的生活。

因为粮荒，在姨妈家里，大人们只能喝粥，而我和过继来的、大我十岁的表兄，因为正在长身体，每顿都有半个或者一个玉米面饼子。闲暇时，姨父就教我和表兄认字、写字，还教我们学数学、练珠算。在那个年代，真的没有哪个平民家庭，对孩子进行学前教育，而我，却有了这得天独厚的机会，这为我此后的学习和人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我不知道在困境中的父母和兄妹，这半年来吃了多少苦，挨了多少饿。只是后来听说，妈妈每天抱着妹妹，带着哥哥，去地里挖野菜；爸爸每天拄着棍子，拖着肿胀的双腿，去地里干活（当然，也不乏有堂伯父和堂兄们的帮忙）。他们吃野菜，吃得面色发灰，全身浮肿。不管怎样，他们总算熬过来了。

在我七岁的那一年，我在姨妈家上学了，成为盖平县第一完全小学校的一名学生。因为我从姨父那里已经学会了加、减、乘法，又认识了很多字，所以，小学一、二年级的课程，对我来说，早已不在话下；唯有体育课，是我最大的困难。因为我自小就有一个毛病，时不时的就会晕倒。上学以后，课间操老师讲话时，课间休息同学们玩丢手绢时，体育课站队时，踢毽子时……，都曾经晕倒过。姨父觉得，毕竟不是自己的孩子，一旦出现意外，哪次晕倒后不再醒过来，他们不好和我父母交代。便一再向学校提出要求，不要让我上课间操和体育课。学校只好答应，会临时考虑，限制我的部分活动。这样一来，在我童年的记忆里，除了跳皮筋以外，我极少参加体育活动，什么跳绳、踢毽子，什么拍皮球、练杠子，我都至今不会。

姨妈的身体越来越差。当时，我还不知道她是什么病，只知道她整日整夜地咳嗽、喘息、吐痰，动一动就要喘息半天。只要在她旁边，永远能听到她嗓子眼里的呼噜呼噜声和来自胸腔里的咝咝声。多年的疾病，害得她骨瘦如柴，双肩隆起，一双美丽的大眼睛，也开始变得浑浊、呆滞、无神，而且稍稍还有一点向前凸起。看到姨妈整夜坐着睡觉，张着嘴、端着肩、艰难喘气的样子；听着她嗓子里、身体内相伴着发出的声音，我常常会痛心地想哭。可是姨妈不允许，我就不敢。

拖着这样的身体，还要照顾我这个不懂事的外甥女，而我，连偶尔给她倒一次痰盂都极不情愿。现在回想起来，我恨不能狠狠地责打自己。我恨我自己比同龄的孩子更不懂事些。

就在我上学后不久，大概是因为姨妈身体的原因，大我十岁的表哥结婚了。他的妻子是我舅舅的女儿。这个表姐端庄、贤淑、勤劳、善良。她完完全全地继承了荀家的家教，像她的两个姑姑一样的心灵手巧，一样的善解人意。记得她结婚后给我做的一件粉色的连衣裙，成为当时小朋友最喜爱的衣服，就连我当时的老师，也赞不绝口地说：“太好看了。”这件衣服，我视为珍宝一样，直到小得实在不能再穿了，我仍珍藏了多年。

表姐的到来，减轻了姨妈的负担，洗衣、做饭这些事，完全由表姐承担了。表姐对我很好，在我的身边，又增加了一个疼爱和迁就我的人。姨妈这时候能够得以休息了，脸上也会偶尔出现开心的笑容。这时，也是我最得意的时候。

小学三年级的秋季，我已经九岁了。这时候，我家里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阶段。

在好心人的推荐下，依据父亲原来在铁路工作的经验，经过考试，父亲又回到铁路上班了。这一次，铁路是中国人自己的铁路，经历了颠簸流离的痛苦，饱受了穷困潦倒的摧残，现在要为中国人自己工作了，父亲踌躇满志，精神抖擞地奔赴离家近百里的许家屯火车站上班了。从此，我们家彻底摆脱了那如影随形的厄运，开始过上自食其力、不再挨饿的生活。当时，虽然父亲的工资不高，但却有了保障，有了固定收入；家里的地，靠母亲和哥哥，以及亲属的帮忙，马马虎虎地种着，收成自然是不高。不过，由于家里只有母亲和哥哥妹妹三口人，生活倒也过得去。与过去的向人求助，朝不保夕，已经是天壤之别。

而这时，姨妈家的生活却开始拮据。鞋店倒闭了；姨父也因年岁大了不能工作了；表姐有了孩子，也不能去参加工作；姨妈依然病着。全家只靠表哥一个人在沈阳工作的工资生活。姨妈家的生活逐步陷入困境。于是，父母决定接我回家。

我从此结束了在姨妈家的五年生活，真正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回到母亲的身边。

回家以后，母亲总是在我的耳边提醒着我“你要这样”，“你要这样”。有的时候，我会高兴地接受，可有的时候也很烦，很不情愿。但在母亲的坚持下，我逐渐由不适应到适应了这种新的生活。

在这个家里，我再不能像在姨妈家那样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了。我要学哥哥妹妹那样，帮妈妈收拾桌子、烧火、洗碗；我要和哥哥妹妹一起去挖野菜，回来喂鸡喂猪。秋收以后，要去地里捡回遗落在那里的粮食，秫秸，再晚些时候，要去地里打楂子做烧柴。春夏两季，我要帮妈妈和哥哥去地里间苗、拔草。

在这个家里，我再不能像在姨妈家那样为所欲为、独霸一切了。那时有姨父姨妈的宠爱，有表哥表姐的谦让，我骄纵咬尖儿。而现在，哥哥只大我三岁，和我是一个班的同学，家里的重活都是哥哥干，我理应谦让与他；同时，我又是妹妹的姐姐，我也该向表哥表姐凡事让着我的样子，……。或者说，我们是完全平等的三个人。所以，所有的东西，都要一分为三；所有的工作任务、能干的家务活，都要三人合一。由独一无二到三分之一，这是我很快就想通了的一件事，但做起来，开始并不十分情愿。好在有妈妈的不懈坚持，我也在不断长大，很快便一切都顺理成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