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工作的召唤

一九六八年十月，在住校解放军宣传队和工人宣传队的主持下，在各派学生代表的参与下，对一九六七届毕业生的分配工作，终于开始了。

对这届毕业生的分配，根据国家当时的政策，是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基层；面向中小厂矿；面向边远地区。

当时，学文科和理科的，大部分被分配到乡村中小学，任教师等工作；学医科的，则多数到县城医院和公社卫生院；而我们学工科的，一般分配到小城市，或县城的小企业、小厂矿。毋庸置疑，有很多是照顾不到所学专业，造成大量的用非所学的人才浪费。

因为我是学无线电技术的，有幸被分配到位于辽阳市的辽宁无线电一厂。这是个结合我所学专业的理想的单位，我高高兴兴地踏上了工作岗位。

辽宁无线电一厂，是一个由普通的民用无线电厂转制成的军工无线电厂，生产的是军用无线电产品。全厂有自行配套的几个车间，分前后两个院落，厂地大，人员多，对外通信不写厂名写信箱；厂内驻有军事代表；我所在的车间是保密车间，非本车间或有关人员不能随便进入；武警战士持枪在门岗值班；厂内大学毕业生比比皆是，大家分别来自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四川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大连工学院、东北工学院（现在的东北大学）和吉林工业大学，还有北京和南京来的无线电专科学校的毕业生。所有的这一切，给刚刚迈出象牙塔，走进五彩社会的我，增加了极强的新奇感、神秘感。

和我同时来厂的大学生和专科生，共十五人，其中四人被分到机加车间，其余的十一人，一股脑儿地分到了总装配车间。每个人都有一名老工人带着。所谓的老工人，只不过是资格老，工龄长，技术熟练而已，其实年龄并不大，也就是三十岁上下。

在不到半年的工作中，我几乎始终处于兴奋状态，过着既简单又充实，既轻松又规律的生活。我习惯了与工人师傅的相处，（包括早前分来的大学生），我热爱自己的工作，也喜欢这个年轻的、活力四射的、团结和谐的集体。

这期间，我犯过一个实在不应该犯的错误。

有一天，快到中午的时候，大约十一点左右，班长李克嘉分派我和另外二位女师傅去打扫车库。满身学生气的我，刚好要去仓库办事，便立刻起身走了出去。到仓库办完事，直接到车库去了。我规规矩矩地打扫了半个小时，另两位师傅并没来。

我回到车间一看，李班长正在和包括那二位女师傅在内的一群工人说说笑笑。我不知道哪里来的一股怨气，心想“分配完工作不督促她们去完成，还在这里说笑，这不是耍弄我吗？”于是，小声嘟囔着“说来说去，就是让我一个人去打扫车库，这不是耍人吗？”李班长十分不满意，他站起来生气地说“谁让你一个人去了？谁耍你了？”看了他的样子，我害怕了，也后悔了。我估计还没有人敢这样和他说话吧！

本来不是问题的事，被我没来由的生气，给搞得一团糟。我后悔自己的不成熟，不冷静，不持重。李班长的安排并没有错。工厂不是战场，领导安排的工作也并非十万火急。那两位师傅是想下午去打扫，我却完全没有了解，火急火燎地先去了；既然先去了，就该无怨无悔，多干一点又有什么？可是我却对李班长表示了不满意。我真切地认识到是自己错了。但是，我没有勇气向他承认错误。好在他也是个急性子，发完了脾气也跟个没事人似的，在此后的工作中，我并没有受什么不公平待遇。这真是万幸啊！否则，他要报复我的话，岂不是太容易了？他可是我的顶头上司啊。

这件事，是我毕生办的最糗的一件事

大概是一九六九年的三、四月份，我被厂政治部挑选为辽无一厂进驻辽阳市一高中的工宣队员。我觉得很好笑。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作为一名刚刚来厂半年的大学生，我本身就是需要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对象，怎么能去对别人进行再教育呢？但最终，我还是以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的典型，被派驻到辽阳市一高中，成为工宣队的一员。

当我结束了工宣队的工作，又回到厂里上班时，作为对载誉归来的战士的褒奖，我在同来的大学生中，最先被抽调到总调试小组。羡慕之声，赞美之词，不绝于耳。可以说，我是幸运的。

一九七一年元旦刚过，一纸调令把我调离了辽无一厂。此前，我真的是毫不知情。因为我和玉尧刚刚参加工作，还没有勇气向组织提出解决两地分居的问题。尤其是我，我亲眼看到我厂四川、黑龙江的前几届大学生，夫妻分居的问题尚未解决，女大学毕业生带着孩子住在孩子妈妈宿舍。有的人已经两个孩子了，还仍然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我怎么能提出把玉尧调来我们厂？而且，在我刚刚来厂报到时，厂组织部的同志就已经明确表态：厂里是要考虑夫妻两地分居的问题，你爱人是党员，解决起来会容易些，但也要等一段时间，要逐步解决。所以，我一直是平静的，安心地等待水到渠成的那一刻。不过，我和玉尧也曾有过约定：如果辽阳方面先调他来，他就无条件地来辽阳；如果海城方面先行一步，我就要毫不犹豫地去海城。现在，我必须话付前言，尽管我对现在的工作有多么的留恋，对现在的集体、现在的同事们有多么的不舍，我都只能把这一切保留在心里，去面对新的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