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一年一月，我到海城县计量厂上班了。
该厂原是县计委下属的计量检定所的附属工厂。后来，文化大革命中，厂所合一，大约四、五十人。再后来，因为该厂计划生产半导体器件（大功率硅二极管），接收了二十余名留城知青和返城知青，年轻人多起来了，使厂内精神面貌大振，充满朝气。
生产半导体器件，这在当时当地无疑是一项陌生的、先进的技术，也是一件环境好、体力轻、人人羡慕的好工作。为此，一些有条件，有活动能力的外厂工人，纷纷托关系，找路子，蜂拥调入。我就是在这个时段，由县里安排调入的唯一一个外地人，唯一的大学生。
当时，该厂生产的半导体器件，还属试生产阶段。因为工艺不过关，操作过程和环境要求不够严格，产品质量一直上不去。厂领导当即把提高产品质量，稳定成品合格率的希望和要求，都寄托在我这个大学生身上了。他们哪里知道，我这个学无线电技术的，哪里懂得半导体器件的生产啊！尽管如此，我还是承担了这项任务。除此之外，厂里当时还在生产直流电焊机，我同时还要承担电焊机的结构设计，要画机械图纸，提技术要求……。
总之，这里的工作和辽无一厂的工作，简直是天壤之别。在辽无一厂，我从事的是本专业的技术，得心应手；工作中有师傅指导，不用操心。一切是那么的轻松、自然，有规律。而现在的工作，我完全是门外汉，却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忐忑地做着我难以胜任的工作。我是厂里唯一的大学生，领导和同事们眼里的全能手，是众望所归。我完全没有了退路，别无选择，只好赶鸭子上架。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购置了大量半导体原理、半导体器件和生产工艺方面的书，拼命地从书本中学；我不失时机地向工人们了解工艺过程，並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实际操作，从实践中学；还与工人们一起到有成熟生产经验的工厂去学，请他们具体指导。
后来，我们改进了生产工艺，经过一年多的反反复复，我们厂的半导体器件，产品质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与此同时，为了降低成本，提高原材料的利用率，我和年轻的同事们，又试制了新产品。把原来的单一产品，扩展为系列产品。大大节约了用料，减少了浪费，降低了成本。
直流电焊机的生产，也一直在正常进行。我每月要根据进厂材料的具体型号，做出不同的计算，画不同的图纸。
回顾这两年的工作，应该说是“累，并收获着”。
当然，这期间，犯错误的事也是时有发生。在我们外出学习时，个别人的说大话，不实在，让我看不惯；个别人的酒桌贪杯，令我担心。我的急性子，我的直脾气，和我的爱较真儿的个性，也都出现过不该发生的事。
那是一九七一年，我们三个工厂的八个人一起从西安去济南。已经检票了，我们厂的庞师傅还没到，大家很着急。还有三分钟就要开车了，他还没到，其他几个人就急着检了车票先上车了。我也检了票，在检票口等他。这时候我有些后悔了，我后悔检票，我应该等着和他一起乘下一次车走。可是就在我左右为难的时候，庞师傅赶到了。一看见他，我立刻生气地指责他来晚了，他却不紧不慢地说“急什么，这不是没晚吗？”我们俩紧赶慢赶跑上了车，刚刚走到座位上，一声长笛，列车徐徐开动了。庞师傅见我还在生气，也有些不高兴，他说“我自己不会掌握时间吗？你担心什么？你急什么？”倒成了我的不是了。这才是杞人忧天呢！
事后冷静下来，我还是觉得自己有些过分。就算我有些道理，也不该生气地和他吵。我不知道后来庞师傅怎么想，反正我是后悔了。都是我脾气太急，修养太差的原因。这也是“吃一堑长一智”吧。当时毕竟自己还年轻，还需要摔打磨练。但适当的控制自己的情绪，却是应该经常注意的。
通过这两年的煎熬、磨砺，使我在技术上，在能力上，迈了一大步。我觉得，在小厂工作，有它一定的好处。这里需要的是能计算，能画图的设计人员，也是懂工艺，会操作的生产能手，更是各种学科综合运用的全面人才，多面手。这里的环境让你无可依赖，没有退路，只能向前。强制你要自力更生，大胆创新，迅速成才。
一九七四年十月，计量厂又恢复了它原来的单一的计量工作。其余从事器件生产和电焊机生产的人员，都同时划转到海城电表厂。于是，我又一次改换门庭，成为辽宁省海城电表厂的一名技术检验人员。
海城电表厂，是省内生产电表的诸厂中，一个规模较大的工厂。全厂约有四五百人。产品按计划销往省内各地，有的甚至销往外省。
这个厂在海城当地而言，算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技术组有逐年分配来的大学生十余名，从事电表设计工作；还有两名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中国计量院和哈尔滨计量研究所下放来的五七战士——在国内电表计量行业颇有名望的，五十年代毕业的老大学生；各个车间也都有大学生坐阵，做技术和工艺指导工作。
我到该厂后，被安排到质量检验组。在我熟悉技术检验标准和后来进行的一系列工作中，颇得这些技术人员的帮助和指点。真的非常感谢他们，也至今十分珍惜和怀念着这一段时光。
质检组有九名成员，其中两名大学生。组长韩兴国是个高高大大的转业干部，为人宽厚随和。我负责厂里的变压比电桥的配件检验，和整机的出厂检验；另一名大学生则负责检验机加工器件；其余的人有检验外购件、外协件的；再就是有经验的老同志，专门负责成品电表的检验。实际上，大家是分工不分家，每到月底，全组同志都会集中力量，去车间检验待入库的成品电表。因为必须在本月最后一天的夜间十二点以前入库，才算是当月完成的任务数，超过这个时间，就是下月的产品了。
在电表厂工作期间，有两件大事，是我不曾想也不敢想象的。首先，我参与了该厂计量检定室的筹建。
对计量检定工作，我向来不了解。只是到了计量厂工作以后，才耳闻了计量工作的重要性，也目睹了计量工作的大体过程。如今要筹建一个本厂的计量室，这无疑又是一个新领域。
在这段工作过程中，幸得技术组老计量专家赵国权的指导、帮助（他原是中国计量研究设计院的专家）；质检组全体同志的大力配合和积极参与。我们仅用半年的时间，完成了计量室的雏形。并正式开始了对本厂检验仪器和设备的计量检定工作。
此外，我主持了一九七八年全省电表行业的例行试验。此前，我们厂没有开展过这项工作。都是把抽样产品拿到省计量所，或者省例行试验站去做。而今年，全省的电表行业要在我们厂进行例行试验，这不仅是厂里的一件大事，在县里也是一件大事。是对我们厂进一步完善检测设备的督促和鞭策，也是对我们厂技术和质检工作的信任和认可。
为了迎接和准备这次例行试验，技术组的部分成员和计量室协同作战，自行设计和装配了有关设备。虽然不很规范，但却能满足例行试验的需要。
这次例行试验的成功，得到县里的充分肯定和好评，我自己也进一步增强了自信心。而且，我也因此在当年被评为全国质量月活动中的县先进科技工作者。本来，这是一件大家配合、协同作战的工作，是共同努力的结果，是集体的荣誉。结果光环却落到我一个人头上，想起来，真有些愧不敢当。也许，评一个先进集体会让我好受些。
就在这一年的十一月份，全国科技大会开过以后，一个“技术归队”的浪潮，在全国掀动起来：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分配到不能发挥专业特长的单位的大学生，可以申请调转；各厂分来的五七干部纷纷回归原单位。一时间，县城里小企业中，农村人民公社中的大学生们，一个个心如潮涌，动荡不安。
很快，电表厂的两名计量专家也分别回归原来的单位，离开了海城。
当时，我和玉尧在海城的工作，可以说是顺风顺水，一路畅通。玉尧已被任命为海城变压器厂厂长，兼党总支副书记，主持全面工作；我作为一名普通技术干部，在电表厂亦有良好声誉，是从领导到群众都认可的好典型。在这一片赞扬声中，我们也很陶醉，很受用。而且，我们也不忍心离开信任和重用我们的那些领导，配合和支持我们工作的同事们。所以，对于我们的去与留，我们只是淡定地静等形势的发展。
就在这时，一位大学同学的来访，搅动了我们的平和心态，也激起了我们想调动的念头。
这位来访者，是我同专业、低我一年的学弟。我和他只是认识，并不熟悉。但他和玉尧却关系不错，也偶有书信来往，知道我们在海城，这才受命专程来海城看望我们。
原来，当时省广播电视科学研究所刚刚宣告成立不久，因科研项目的需要，欲调入无线电技术、工业企业自动化电气化和英语专业的人才。他就是刚刚从沈阳拖拉机厂调入的。基于他对我们的了解，便向所里介绍了我们的情况，所长当即委派他去海城与我们商谈。
我和玉尧的调转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随着“知识分子返城”、“技术归队”的大潮，我的调转工作随波逐流，毫不费力的一路绿灯。不到一个月，所有手续一切就绪。可是玉尧的调转，却是一波三折。开始时也很顺利，但是真的到了办理手续时，县里各级领导却犯了难。理由是：
“他是工业学大庆先进单位的领导，他走了谁人能接班？”
“先进单位的旗帜倒了谁能负责？”
“县里的企业也要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大学生都走了谁能挑大梁？”
“厂长都走了，其他的大学生不安心怎么办？”
一时之间，质疑之声不绝于耳，危难之声此起彼伏。总之，领导们后悔了。但已是悔之晚矣！最终，还是话付前言，不得不放行。
终于，在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四日，我们举家迁往沈阳。从此，我们俩成为广播电视战线的新兵，开始为祖国的广播电视事业贡献我们的后半生。
说起来，我们的这次调转，还真要感谢我的这位学弟吴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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