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停息的拼搏

广播电视专业是无线电技术的一个方面。对我来说，理应是驾轻就熟。然而，由于社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广播电视技术已是今非昔比。半导体、集成化被普遍应用，而我之所学，却停留在十五年前的电子管时期，况且我又远离本专业十年之久。所以，调入广播科研所，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要从头学起，从零做起。

我信心满满地投入到新的工作中来。新单位的同事，是清一色的大学生，分别毕业于一九六六至一九七零年，就是说，我们全部是老五届的毕业生。我把这些同事视为同学，祈盼着同学间的那种纯真的友谊再现。然而，时过境迁，今日之同事，已非彼时的同学。所以，这一段的工作中，有欢乐，有喜悦，也有许多当时的不快。现在回想起来，竟也是一折一折的小故事，人生旅途中一段一段的小插曲。从中，也折射出了大千世界的人生百态，善恶美丑。

我到科研所后，先后承担了三个科研项目。

刚刚来到所里，就接受了一个“卫星电视地面接收装置”的研制课题。

“卫星电视”，光是这个名称，就使来自县城、远离无线电技术、信息闭塞的我，感到新鲜又奇特。好在同事们都是广播电视系统的新兵，大家都拿出了大学时的学习劲头，各自按照自己的分工，有条不紊地忙碌着，工作着。办公室里肃静、紧张，却也不失轻松、和谐。时不时地会有人调侃一两句，或是说上一段自己原单位的小故事，引发一场议论，一阵笑声，也算是一个小小的休息。很快，又恢复了手中的工作，回复了安静，进入紧张的工作状态。

时间就这么在人们的忙碌中，不经意地溜走了。在当年的十月份，我们就初试宝刀，开始实地接收了。并且，初战告捷——我们很顺利地接收到前苏联的卫星电视信号。那清晰的图像，悦耳的声音，那飘动的发丝，甚至手上、臂上的汗毛，都清清楚楚。我们在场的人，无不欢呼雀跃：我们成功了。不过，我们的目的远非如此。我们的目标是接收我们国家自己的卫星电视信号。而当时，我国的电视卫星还没有发射。于是，我们把目标定在与我国未来的卫星电视频率相近的日本的NHK电视卫星上。我们还要改制我们现有的成果。

这个阶段性的成果，无疑是给我们注射了强心剂，大家的精神为之大振，紧张的工作也随即展开。

就在我们的试制工作宣告完成，准备实际接收时，天不作美，日本的电视卫星寿终正寝了。新的卫星还没发射。我们的工作被迫暂时停顿下来。尽管如此，省科委还是按技术指标予以验收。之后，我们的“卫星电视地面接收装置”，被列为省广播电视厅科技成果。

一九八一年九月，我被调到另一个研究室，并以研究室副主任、项目副组长的身份，参与了“立体声调频广播发射系统”的研制工作。

经过全室同志的共同努力，该项目如期完成，按时成功试播，收到良好的社会效益。那段日子，辽宁人民广播电台每天都能收到很多的听众来信和电话，反映立体声广播的效果如何的身临其境，如何的优美动听。该项目最终由厅科技处予以鉴定、验收，获厅科技进步二等奖，并被实际应用于辽宁人民广播电台的立体声调频广播中。

之后的一九八五年四月，我任科研所第二研究室主任期间，又承担了“彩电塔微机监控系统发射机实时控制子系统”的研制项目，并任该项目组长。经过两年时间的研制和现场实际应用的考验，该项目于一九八七年十月，由省电子振兴办公室主持鉴定。来自国内各地的与会代表，一致公认，该项目创国内先进水平。这个项目获省广电厅科技进步二等奖，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在科研所工作了十一年，先后承担的三个科研项目，都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得到电台、电视台的好评，也都分别获奖。这是我对我省的广播电视事业所做出的贡献。在这些荣誉的背后，是我勤奋的努力，不懈的付出。因此在一九八二年，广电厅首次晋升中级技术职称时，我和玉尧一起被晋升为工程师（当时玉尧所承担的《电台自动消防》科研项目也已完成，并获中央广播事业局科研成果一等奖）。这是技术前辈和专家们对我工作的肯定，是认可。然而，当时科研所中，我的同事们并没有同时都晋升。这在同事们当中，引起了一点波动，我感受到个别人那异样的眼光和不同的声音，这使我很不安。我历来不希望同伴之间产生隔阂和误会。可晋升职称这事，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如果有可能，我倒宁愿把这名额让出来，而不去和别人竞争。

就是在这种思想的主使下，到一九九一年，我们有条件申报高级职称时，我当年没有申报，而是晚报一年，目的是避开拥挤的第一拨，以避免不必要的纷争。所以，我在一九九二年，成功地晋升为高级工程师。

一九九三年，我被电脑选中，成为职称晋升评审小组的成员，刚刚成为高级工程师的我，开始评审他人的晋升资格了。一位被邀请来参与评审的东北大学的仇教授，知道了我的名字后，边和我握手，边笑说：“去年，你晋升职称是我阅的卷。我很奇怪，那么突出的获奖项目，为什么才申报晋升？”我竟一时语塞，无言以对。过了一会儿，我只好笑答“恐怕是不太自信吧！”其实他哪里知道，我是要以此来给他人让路，以免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上。我只希望平静，平淡，不愿与人相争。

其实，人性中往往有一种弱点。就是看不到别人的辛苦，付出；却看不得别人取得成绩、荣誉。而我的这种看起来的谦让，宽容，恰恰是助长了个别人的这种不正常的心理。我不知道，自己的做法是对还是错。

一九九零年九月，我离开了工作十一年的科研所，调到广播电视监测中心工作。这是一个广播电视系统新建不久的单位，技术力量比较薄弱，设备比较落后，值机员来自厅内的各个部门的不同岗位，还有的是刚刚走出校门的高中毕业生和中专生。我的任务是完善监测手段，保证现有监测设备的正常运行，保证值机员监测工作的正常进行。

当时，监测中心的监测设备，就是几台电视机和广播接收机。值机员要轮换地监听、监看各套广播、电视节目，难免有漏监的情况发生。为了改善值机员的工作条件，准确地记录各套节目的播出状态，我和同事们在科研所李宁、刘俊的帮助下，完成了《CAMS自动监测系统》的研制。该系统能自动开关监听监视设备；自动记录并打印各套广播和电视节目的故障起止时间；自动统计各套节目的停播和劣播时间；自动判断故障责任部门；自动报警等等。

这套系统，经省厅技术处主持鉴定，被评为省广电厅科技进步二等奖。并实际应用于监测中心的监测工作。直至二零零一年我退休时，还在稳定运行中。

该系统的应用，减轻了值班员的工作强度和精神负担；杜绝了晚开机和故障漏监、漏报问题的发生；省却了责任部门互相推诿和停播时间统计的扯皮现象。

近些年来，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随着广播电视节目的增加，以及听众、观众对节目质量和播出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广播电视的监测任务亦在不断加重。原来的监测设备、监测空间，都已满足不了要求。形势使然，监测室需要改善工作条件，建设新机房。

新机房的电气设计，室内布线，机柜和操作台的设计，电视墙的安排等等，从测量到安装，从设计图纸到技术要求，作为单位唯一的高级工程师，我都责无旁贷。事事都要亲力亲为。回想起那一段时光，我真的像打了鸡血一样的兴奋，像上足了劲的发条一样释放。年轻的同事们也都在努力地为自己的新机房，做着积极地贡献。机房主任魏振民、姜天民，年轻的技术人员孙黎生等，都首当其冲。尤其是魏振民，不仅工作认真，头脑清楚，而且设计方面总能提出独到的见解，充分显示出年轻一代技术人员的成长、成熟。

新机房的准备工作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着；原机房的正常监测，有条不紊地继续着。正式的搬迁，从安装设备到接线，大家仅仅用了一天的时间。

这次搬迁，受到厅领导的充分肯定。

新机房正式启用了。辽宁广播电视监测中心的监测工作，也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一九九七年，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迅速发展，对广播电视信号的监测任务的不断深化、扩展，完成监测任务的手段亦在日益更新完善。一些现代化的智能监测仪器，逐渐被应用到广播电视的监测岗位上来。为此，监测值机员的技术水平、业务素质亟待提高。

为了培养一批能胜任现代化监测工作的高素质值机员，为了普遍提高现有值机员队伍的技术水平，牢固树立起爱岗、敬业精神，在监测中心领导的支持下，我们对值机员开展了全面的技术培训工作。

这期间，我结合电台、电视台信号的传输情况，编写了三本教材。内容涵盖了监测工作的重要性；岗位职责及道德规范；广播电视信号的质量评定、传输路径和故障判断；现有监测仪器的使用；以及电工和无线电基础知识。内容简单实用，有理论基础，也有实际操作。

一九九八年八月，我已满五十五周岁，到了退休年龄。由于工作需要，监测中心侯庆生主任挽留我，要我晚退休几年。这是工作的需要，是领导和同事的信任。我义不容辞地留了下来。就是这一年，我的高级工程师资格已经满六年，有资格申报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原本以为要退休了，事先没有晋升职称的准备。现在只好“临时抱佛脚”，在女儿肖寒的帮助下，临时翻译了几篇文章。厅情报站姚秀珍和田丽艳帮助联系了广电系统的技术刊物，将这几篇文章刊登在《中国广播电视》和《四川广播电视技术》杂志上。幸好我原来在技术刊物上曾经发表过两篇文章，并有那三本教材垫底。不管怎么说，我就在这一年被顺利晋升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我的那三本教材，受到评审职称的东北大学和沈阳工业大学的教授们的一致好评。说起来，真的要感谢挽留我的侯主任，感谢科研所我的那些老同事，当然也要感谢当时在电视台工作的我的女儿肖寒。是大家的帮助，完成了我最后的心愿。

二零零一年，监测中心的技术培训工作结束了。年轻一代技术骨干已经成熟起来。他们的新技术，他们的蓬勃朝气，他们的独立工作能力，甚至令我自愧不如。这时候我开始萌生退意。终于，在这一年的技术职称申报工作开始之前，我提出了退休申请。理由很简单：让出职称指标给年轻人。

就这样，我结束了一生的技术工作。

虽然没有实现我的专家梦，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成就，但为了培养我成长的国家和人民，为了我所从事的每一项工作，我都是以拼命三郎的劲头，努力地工作着，倾注了我的绵帛之力。可谓问心无愧。

就要离开我工作了十二年的监测中心了，对工作的眷恋之心，对同事们的不舍之情油然而生。我忘不了这些年来以魏振民为首的年轻技术人员，对我工作的支持；忘不了值机员对我工作的配合；也忘不了那些“康姨、康姐”叫个不停的女孩子们，对我的依恋和姐妹情深；我更忘不了的是，在我患病住院（腰椎骨折）卧床期间，是这些女同事，女孩子，对我这个完全不能自理的人的生活起居，以及饮食上的无微不至的照顾。

在送别我离开岗位的那天晚宴上，姜天民的一曲“月亮代表我的心”，陈乃玲的一首“你问我爱你有多深”，都是流着眼泪，带着哽咽唱完的。好几个人泪眼婆娑，讲话时声音抖颤，我也心酸。但我还是硬撑着调侃道“这又不是生离死别，干什么这样凄凄惨惨的！”

这种依依惜别的深厚情谊，来自于我们的真诚相待，来自于我们的心灵沟通。我很欣慰大家对我的包容。

那天的场面，令我至今难忘。

好在我的家距离单位只有一墙之隔。我退休之后，大家还都经常利用中午休息时间，来我家小坐，聊天。聊我的退休生活，聊他们的工作、家庭和孩子。直至今日，我已退休十几年了，已是一个白发苍苍的古稀老人，我的家也搬离了原来的住处，在岗的和已陆续退休的同事们，有什么事仍没有忘记我这个老太婆，每年我们都要相聚几次。

近些年来，我每年都要去上海女儿家住上几个月，和大家见面的机会少了很多。就在二零零八年的一天，我刚刚从上海回到沈阳，便接到宁甲环的电话。她告诉我魏振民病得很重，已经住院了。第二天，我和玉尧去医大二院看望他。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小魏这个黑铁塔一样的壮小伙子，如今是瘦骨嶙峋，面色暗黑，皮肤毫无光泽，门牙也掉了一颗，双臂消瘦，两腿却肿的粗硬。看着眼前这个变了形的人，真的让人心碎，止不住要流泪。幸好，小魏情绪尚好，他满怀信心地表示，一定要以积极的态度，配合医生的治疗。

过了一段时间，医院发出病危通知后，我和宁甲环又去医院看了他一次。他的状态已大不如前。在病床前，大家竟无话可说。似乎一切安慰的话、鼓励的话，都显得蒼白而虚伪。过了一小会儿，他便让妻子马惠敏把我们送走。这时候，他已经不能下床了。

又过了不久，便传来了小魏病逝的消息。单位所有的同事都去为他送行。在告别大厅里，一片抽泣声。老同志，年轻人，无不泪眼朦胧，无不摇头叹息：他才只有四十五岁呀！他是那样热爱工作、热爱生活。单位的设备出了问题，无论是深夜，是凌晨，他都会第一时间赶来修复；单位买大米，已经身为领导的他，会和年轻的同事一样，扛起五十斤重的袋子爬上六楼，给退休的老同志送到家；得病以后，他依然和往常一样，拖着病痛的身体去各市县出差。后来，他的腿肿得厉害，在办公室里，他不得不把双腿平放在椅子上，坚持工作……。

大家为这样一个勇于担当，助人为乐，兢兢业业，谦诚待人的好人英年早逝而痛心，为失去这样一位良师益友、栋梁之才而惋惜。如今，这个人人夸赞的昔日的好同事，好领导，静静地躺在鲜花翠柏之中，接受着大家的祝愿：“小魏，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