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的曲折经历

一九七六年，女儿快满三周岁时，我们家又增加了一位新成员——我的儿子肖冰出生了

这一年，是中国人民的大悲之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伟人相继辞世。尤其是九月九日毛泽东主席的逝世，更令全国人民痛苦、不安、难舍、担心。

就在这期间，在毛主席逝世后的第五天，我的儿子出生了。添丁，原本是一件令人十分高兴的事，尤其对我和玉尧而言，我们已经是三十四岁了，如今是一儿一女，儿女双全了，岂不更是大喜事吗？然而，在当时的悲痛气氛中，我们不能，也没有心情去庆祝。看着刚刚出生的儿子，心里无比喜悦。可是，不绝于耳的大喇叭的广播，很快便会让你心情沉重，流泪不止。

当时，街道的大喇叭，一天十几个小时的播放着毛主席一家六口为革命牺牲的文章，播放毛主席革命战争期间的斗争史实。产后的我，整天倒在炕上，没有任何事情可做，只能是静静地听着这些伤心的故事。出于人民对领袖的热爱，更出于对毛主席像神一样的敬重，听着这些广播，我整整半个多月都是流着眼泪度过的。伤心悲痛之情，丝毫没有因为儿子的出生而有所减轻。只有在夜间给儿子换尿布时，大喇叭休息了，才会想起儿子，亲亲他可爱的小脸，心里产生一丝丝的甜蜜，感到莫大的幸福。早晨六点钟一到，大喇叭准时响起，我便又进入一天的悲痛之中。我现在都不敢想，那段日子是怎么过来的。

儿子出生时，患有小肠疝气。而我，也因失血过多，产期又悲痛过度，恢复不好，造成重度贫血，我自己还不知道。直到五十六天产假休完上班时，深感体力不支，才去医院检查。当时，我的血色素刚到正常人的一半，只有５．５克。

因为当时正在准备全省电表例行试验的设备，工作很紧张。我已经因为产假耽误了近两个月了。所以，这段时间，我像个工作狂一样，投身于工作，把孩子完完全全交给了七十多岁的老母亲。因为儿子的小肠疝气，无法送托儿所，也不能请人家托管，只能是自己家里人照顾。于是，我请来了母亲。那段日子，真是累坏了母亲，也给我留下了终生的遗憾和悔恨。

地震后，我家的房子，虽然外墙没倒，但墙体已出现裂缝。经过简单修整后，于七六年九月儿子出生以前，我们重新住了进去。可是，到了十一月份，天气进入冬季，便感觉到室内处处有风。母亲当时已经有病，但是她没有告诉我们，拖着病体，不声不响地帮助我们照看孩子，料理家务。每天晚上，她紧靠着土暖气还是冷得不行。这时，我怀疑母亲是生病了，测了体温是38℃。很明显，妈妈有低烧。而且，妈妈曾不经意地说过有点腰疼。可是，每当要去医院看病时，不是她不肯，就是我脱不开身，实际上是我对妈妈的病不够重视。直到一个月后，婆婆来到海城，我们才送走妈妈。妈妈回家不到两个月，就驾鹤西去。享年只有七十一岁。她是因腹膜炎造成中毒性休克致命的。我想起她在我家时的腰痛、低烧，就是她患病的初期。如果不是来海城带外孙子，她可能早去医院就医了；如果我稍微关心一点母亲的身体，重视一点母亲的病，不是那样把工作看得太过重要，在海城可能也早就带她去医院了；如果不是在我家这么累，她可能就不会生病了；如果……。这一连串的如果，令我痛不欲生，悔恨无比；这一连串的如果，令我愧对家人，追悔莫及。

母亲的离世，沉重的罪恶感，使得三十五岁的我，瞬间变得苍老，憔悴，白发骤增。从此，在我的心里，打下了抹不去的烙印：母亲是因我而病逝的。直至今日，我都无法原谅自己。有时，实在无法自我解脱，无法排解时，我就给妈妈写信。反思我的罪责，自省我的不肖，祈求妈妈的痛斥和责罚。可是，无论我怎么做，都已无济于事，都已无法换回妈妈的生命，也都无法减轻我的罪责。

婆婆是个性格开朗、办事爽快的人，身体也相当硬朗。她到处打听治疗小肠疝气的民间验方，回家后我们便开始逐一尝试。到孩子十个月大时，终于治好了他的小肠疝气。然而，却又同时出现了新问题——因为沙袋的压迫，他的右腿发育受到限制。本应该蹒跚学步的孩子了，左腿却不敢迈动，两条腿出现了明显的不协调。为了锻炼他的右腿功能，我们费了不少心思，也去医院请教了医生，确认他的骨骼正常、神经正常，只是肌肉发育受到限制。只要坚持锻炼，恢复功能是没有问题的。于是，我们放心地对他进行训练。一个月后，我们看到了明显的效果。

就在这时，大哥家出现了困难，来信需要婆婆回去帮助照顾。与此同时，海城地震后的又一批楼房竣工了，我家被通知要搬新楼了。新楼的装修，搬家的准备，无疑要牵扯很大的精力。加之我在贫血，身体上有些应付不了。而且，玉尧已经在厂里主持全面工作，对家里的事，实在是力不从心。在这种情况下，儿子跟奶奶去了法库大伯家。在大伯的不懈努力下，在哥哥姐姐们的强制要求下，肖冰的腿很快便活动自如了，会走了，会跑了，两条腿完全一样了。当他从大伯家回到我们身边时，我们已经迁到新楼，条件比前好多了。而他已经是会完整说话，满地跑来跑去的快到两岁的孩子了。黑黑的，壮壮的，圆圆的脸上嵌着两只又圆又大的眼睛，陌生地看看这个，望望那个。

五个月后，因为我们的工作调入沈阳，暂时住在宿舍里，肖冰便又一次跟随奶奶去了大伯家，在那里生活了半年时间之后，又再次与奶奶一起，回到自己的家。从此以后，我们再没有分开。

从肖冰四个月开始，便是奶奶一手带大的。因此，祖孙间感情深厚。由于奶奶的悉心照料，肖冰身体很壮实。只是因为遗传的原因，他像爸爸一样扁桃体肥大。小时候，几乎一、二个月就要发炎一次，每次发炎都要高烧40℃。那时，我们住在032台院内的简易房中，地段偏僻，交通不便，当时玉尧正在完成《电台自动消防》的科研项目，长时间出差在外，我又不会骑自行车，肖冰每次生病，我都要背着他步行近30分钟，到医大二院看病，去和平区第九卫生院打针。那段日子，我真的很累。好在家里有婆婆的照料，我还是很庆幸的。肖冰很懂事，尽管高烧，却从来不哭、不闹。

正是因为奶奶的过分照顾，肖冰养成了腼腆、怕生的性格，甚至连爸爸妈妈也怕。其实是我们借口工作忙，忽略了与孩子的沟通，孩子自然与我们生分些。

一九八零年夏秋之际，我一个人去北京出差。因为这次的任务简单，只到一个单位去选购晶体管。我便突发奇想，要带肖冰去见见世面。他高兴极了。火车上和到北京后，他寸步不离我左右，小手死死地牵着我的手，要么就紧紧地拉着我的衣襟。我要进厂里去办事了，可是无论怎么说，接待室的同志坚决地不允许孩子进入厂区。他们表示，可以帮我照顾孩子。这使我十分为难：孩子那么怕生，怎么可能离开我呢！就在这时，懂事的肖冰突然趴在我的耳边小声地说“妈妈你去吧，我就坐在这里看书，谁叫我也不去。”他拿着昨天刚刚买来的五本小人书，走到长椅的一端，乖乖地坐下了。我止不住的心头一热：不善言谈的儿子这么懂事。

我大步流星地进了厂门，马不停蹄地办完了事。一个半小时后，我回到接待室时，儿子还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反反复复地翻看着那几本小书。我突然觉得很对不住儿子。因为把孩子完完全全地交给了婆婆，我从来没有像女儿小时候那样，平心静气地给儿子读过小人书，也从来没有像女儿小时候那样对儿子进行过启蒙教育，教他认字，教他做事，这不是不负责任吗？

当天下午，我带儿子去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等地方去玩。他在水泥方砖上跳来跳去，眼睛骨碌碌地转动，简直目不暇接。这里的一切，他都感觉新鲜，他对所有的东西，都感觉好奇。我深感儿子跟奶奶在那个小院里住得太久了，他好像与世隔绝了一样。再这样下去，怕是会影响他的未来。必须要让他接触外面的世界了。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们将在晚上乘车回沈阳。上午，我又带他去了天安门广场，给他照了相，他就在广场上撒欢儿。中午回到招待所，趁他睡午觉时，我赶紧到附近的商店给婆婆买一条裤料，只用了一个小时。没想到他睡觉醒来，发现我不在房间，就想到外面找我，门却被我锁上了。他害怕极了，大哭起来。住宿的客人被他惊动了，赶忙找来了服务员。服务员边开门，边安慰他。正在这时，我回来了，肖冰已哭成泪人。他抽泣着说，怕妈妈走了，不要他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昨天进厂办事时，把他一个人留在接待室；还是因为一次又一次的离开妈妈到大娘家，给他留下的阴影；抑或由于我工作太忙，无暇顾及他的感受，无休止地加班、出差，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太少，给孩子造成了恐惧感？总之，我看着孩子哭得红肿的双眼，听着孩子稚嫩、无助的哭诉，心里充满了对孩子的欠疚和自责。

从北京回来后，我不顾婆婆的反对，坚持送儿子去幼儿园。让他适应集体生活，了解外面的世界，而不是闭塞在一个小圈子里。可是，没有几天，终因对集体生活的陌生和不适应，依仗着家里奶奶的靠山，而中止了去幼儿园的行程。我不忍心看着每天送走孩子时婆婆的眼泪；不忍心看着奶奶的失落——我们还没有做通奶奶的工作。

一九八二年，我们搬离了居住三年的简易房，来到位于三好街的楼群居住。虽然五口人挤在十四平方米的小房子里，上下两层的双人床，外加一张单人床，还有书桌书柜……，小屋子挤得满满的。但毕竟有了自来水，有了煤气，我从此再不用定时去邻居家提水，再不受买煤打煤坯的拖累了；而且，离开那个偏僻、闭塞的小院，对孩子们的成长，无疑是好处多多。所以，全家都十分高兴。尤其是儿子，它就象一匹初次见到大草原的小马驹，整天欢蹦乱跳，和院内的小朋友很快就玩到了一起，淘到了一起。

然而，由于奶奶的过分呵护，六岁的儿子还不会穿衣服，睡觉还要人哼着小曲儿，用手轻轻拍着才能入睡。为了规范他的行动，培养他的自立、独立能力和适应集体生活，我再次决然地送他去了幼儿园。尽管婆婆依然不舍。这一次，我没有退让，儿子明年就要上学了，他需要一些起码的能力。

也许是因为我态度的坚决，也许是因为儿子又长了一岁，懂事些了。总之，这一次去幼儿园，他顺从多了。而且，在幼儿园里很听老师的话，和小朋友也相处得很好，曾几次参加幼儿园的歌舞演出。我们很高兴，他自己更是开心得不得了。他完全适应了这种集体生活，团队活动。

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他对老师、小朋友和环境的熟悉，他的顽皮、淘气的特质，也逐渐地显露出来。

很快，儿子上学了。他聪明、好动、贪玩，但学习成绩还算不错。而且，他憨厚、朴实，在居民区里，他热心地照顾比他小的小朋友，免受大孩子的欺负；看到阿姨和老人买粮回来，他会主动上前，帮忙送到楼上；班里同学生病了，他会主动去同学家里，告诉他当天的作业……。正因为这样，他是邻居眼中的好孩子。

到了小学六年级，他对学习不那么上心了，成绩也有所下滑，原来准备报考东北育才学校的他，不得不改报三十八中学。

不知不觉之间，儿子逐渐长大了。他开始有自己的思想、爱好。他喜欢周华健的歌曲，家里收集了很多周华健的盒式带，一回到家就听；他也喜欢画画，经常在笔记本上、作业本上画。对此，我们总是批评他，督促他要好好学习，专心攻读，备考重点高中。完全忽略了、扼杀了孩子的兴趣和爱好，没有给予正确的引导和培养。现在想起来，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初中三年级时，学校为了保证一批进重点高中的学苗，按三年级上学期期末考试成绩选了两个重点班。肖冰差三分没有进去。我很失望，也很生气。可肖冰说他的成绩是够的，只是老师把分数核错了。我看了他的试卷，的确是最后核算时，分数加错了。为了能让肖冰进重点班，为了考取重点高中，我厚着脸皮，为了这区区的三分，找到学校。老师们经过复核，确认了他的分数。他就这样踩着分数线进到了重点班。所谓重点班，就是作业多一点，孩子们学风好一点。因为肖冰是个比较随意的孩子，老师要求严一些，他就抓紧一点；否则，他不会给自己提严格要求。所以，为了仰仗老师们的威严，我才不得不要求他进重点班，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肖冰初中毕业时，报考了省重点高中——回民中学。

那一年，不知道是怎么了，我们竟和“找分”结了缘。一月份，为肖冰进重点班，我找到三十八中学。而这次是中考，玉尧和肖冰竟然找到了市招生办，说来真是好气又好笑。原因是，中考成绩一公布，肖冰以四分之差被排斥在回民中学的录取分数线之外，我和玉尧又是惋惜，又是气愤，更是着急。这时候，肖冰又说他的分数算错了。我根本无法相信：中考，这么重要的考试，每一步都要经过几次审核，把关，怎么可能分数核错？他坚持说是体育分数错了。抱着这一线希望，玉尧和肖冰在七月流火的热浪中，骑着自行车，奔波于和平区教育局——皇姑区教育局——市招考办。经过一天的艰苦行程，终于把这四分追了回来。肖冰就这样踉踉跄跄地进入回民中学。

回民中学也是省内的一所重点中学。但教师的教学水平、育人的责任心和学生的综合素质，都和育才学校有一定的差距。

肖冰在该校学习时，成绩平平，而且偏科。这个倔脾气的孩子，把对科任老师的喜、恶带到了对该科课程的学习中。他高一开始就一直不喜欢学英语；高二讨厌化学，高三就不爱学数学。我当时对他真的是毫无办法，吵也吵了，打也打了，他就是不说话，也不管用。虽然他成绩平平，但由于他的淳朴善良，耿直憨厚，却也颇得老师和同学的喜爱。因此，尽管他高三时对数学老师有看法，不肯好好学数学，数学老师对他还是很关心，高考前主动帮他补数学。他每次补课回来都说:“其实，苏老师讲课挺好，总能讲到点子上。可他上课时怎么就不这样讲呢?”不管怎样，他高考时的数学成绩，的确有所提高。我们一方面感谢老师的帮助，同时对老师这种上课时马马虎虎，补课时才拿出真本事的做法，也实在不能恭维。

高中毕业前的最后半年，因为肖冰的成绩一般，也因为他对英语的近乎放弃，我想孩子是不是不想考大学了？我曾经和他推心置腹地谈了一次。我原本想，不考大学直接就业，也不失为一种出路，一切要按孩子个人的意愿决定。他表示还想考。就这样，在我们的鼓励与督促下，他开始了紧张的复习、备考。但是，终于因为偏科严重，英语分数太低，最终考取了沈阳广播电视大学。

一九九八年，肖冰从电大毕业了，在辽宁广播电视报社任出纳工作。刚刚走出校门的他，觉得轻松自由了许多，视野也开阔了许多，性格也变得开朗了。这一段时光，女儿在辽宁电视台工作，儿子在辽宁广播电视报社上班，一天的紧张工作之余，在和谐的港湾里放松自己。每到吃晚饭时，一家人团团围坐，讲些社会上的见闻，和有趣的事，常常是笑声朗朗，喜气一片。

二零零零年的冬天，一场小雪覆盖了下面的冰，路面奇滑无比。因此，摔伤而造成骨折的人很多。我就是在这时造成了腰椎压缩性骨折，住进了省人民医院。为了不给亲属们增加负担，玉尧和肖冰承担起晚间照顾我的任务。他们坐在我的床边，整夜无眠。只是在困倦难忍时打一打盹。肖冰的细心和克服困难的精神，让我非常感动。只要我有一点不舒服，肖冰立刻会发现，马上帮我轻轻按揉或是翻身，几乎整夜不能睡觉。

一失足成千古恨

肖冰喜欢摆弄电脑，有着较强的动手能力。虽然他是学电算化会计专业的，但他除应用电脑外，对装修电脑也乐此不疲。因此，经常去三好街的电脑城，认识了一些形形色色的人。

初出校门的他，完全不具备分辨能力，他还没来得及看清楚这复杂的大千世界，还没来得及弄明白这多变的百态人生，便被美丽的谎言所蒙骗，被金钱的诱惑所俘获，也被罪恶的手，劫掠了他的未来和他的前程。

二零零零年，肖冰认识了一个在三好街做电脑生意的人，引诱肖冰用公款投资他的电脑器件生意。在儿子参加工作前，我们就曾以做人的本份教育他，公家和个人的钱物要清清楚楚地分开。公家的钱，哪怕是一分钱，也要管好，决不能纳入个人或他人的腰包；我们也曾以当时报纸上登载的案例警示过他，无论是亲属，还是同学、朋友，想偷偷借用公家的钱，都万万不能答应。可是现在，在如簧巧舌的鼓动下，在蝇头小利的许诺下，他动摇了，他没有把持住自己，轻而易举地被俘获了。上船容易下船难，钻进圈套的人被套得越来越紧，致使肖冰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连性格都发生了变化。他开始不愿意回家了，即使回家，也不愿和家人多说话，而是躲到自己的房间里蒙头大睡；他开始频繁地进出三好街。当我听说他工作时间也偶尔去三好街时，曾经批评过他白天脱岗。我们哪里知道他已经被那个人紧紧地捆住了脖颈，几乎窒息；我们哪里知道他年轻的、尚不成熟的心里，承受着多大的煎熬？他每天要应对父母的询问，要愧悔地面对关心爱护他的领导和同事，他整日惴惴不安地惶恐度日，尤其是难以应付税务、财务和审计的各种检查。每到这时，他便东倒西挪，左腾右躲地挨过这一次次的清查。他就这样，在惶恐中，在不安中，度过了三年。

二零零四年，那个骗了他的人携款潜逃了。这对肖冰来说，无异于冷水浇头，他从头到脚冷到了心。

终于，他打听到了那人的去向，据说去了越南。肖冰便贸然地去了云南，他准备偷越国境去越南找这个人，要回被骗的钱。要不到钱就死在那边。

当我们从肖冰同学那里知道他离家出走的消息时，他已经到了昆明。我们却冒着当年最大的一场大雨，在沈阳他的同学家、机场、火车站，到处寻找着这个失踪的人。直到当晚九点多，在我们的逼问下，这个同学才说出了肖冰已到昆明，并换了电话号码的事实。终于，我们和肖冰联系上了，安抚了惊恐无助的肖冰。玉尧当晚由晓鸥和小白轮流开车，紧急赶往北京，并于次日上午，乘上了北京至昆明的飞机。傍晚，在昆明郊区的一个小旅店里，找到了茫然不知所措的儿子。在玉尧苦口婆心地劝说下，在透彻地分析了他此举的无效和不可行的原因之后，他同意了爸爸的意见，自己回来了。我们倾尽家里所有的积蓄，肖寒和赵喆也给拿了一部分钱，帮他还上了公家的这笔柒拾万元的欠款。这是打掉牙往肚子里咽的事，我和玉尧约定，除了现在知道此事的几个人外，绝不能再扩大一个人。目的是给肖冰保留尊严，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

还上了那笔欠款以后，我和玉尧心里曾一度觉得：我们挽救了一个人，避免了一件蠢事、一个悲剧的发生。虽然已过花甲之年的我们，没有了一点积蓄，但我们有工资，有每月不低的固定收入，按照我历来勤俭度日的家风，逐渐积蓄是不成问题的。钱是人赚的，只要有了人，我们还怕什么？肖冰也一度很轻松，下了班就按时回家，和姐姐姐夫谈天说地很正常。可是姐姐姐夫走了以后，他明显的话少了，不太和我们交流。我想和他彻底谈一次，让他说一说受骗和自己动用公款的事情，以便发现点什么问题。玉尧认为，孩子已经二十多岁了，这时的他，参加工作已满六年，又经历了这么大的波折，摔了这么大的跟头，这件事，是他一生的耻辱，这个伤疤是他心灵上永远的印记。现在来谈，无疑是让这未愈的伤疤再次流血，效果不一定好，应该让他平复一段。有时，我们刚一涉及这个话题，想了解一下骗子是否被抓时，肖冰很反感，我们也只好不再询问此事。

日子就这么悄无声息地一天天滑过，肖冰依然很少和我们交流。我们以为他是因为花光了家里的积蓄的事，无法面对我们才这样的。我们哪里知道他心里还有另外的秘密，还有更大的灾难在等着我们。

当年，他已经28岁了，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不断有人给他介绍女朋友。介绍的好姑娘也为数不少。无论从容貌，从学历，从工作，从家庭都无可挑剔的也不乏其人，可他就是不同意。一句“没感觉”，就让我们束手无策。终于，他领回来一个自己选择的姑娘，身材高挑，长相也还不错，只是学历较低，单亲家庭，母亲下岗，家境很差，自己也没有工作。我很迷茫。我不知道他千挑万选之后，怎么会选择一个这样条件的女孩做自己的终身伴侣？可是，看他们卿卿我我的样子，感情确实不错。几年过去了，他终于有一个自己相中的女孩子，我们还是尊重了他的选择。于是，我们再三地问询肖冰：她是单亲母亲的独生女儿，是母亲的唯一，将来你要负责她母女二人一辈子，从日常生活到患病就医；而且，她的生长环境与我们的家庭不一样；他所接触的人群和我们所处的群体也不一样，你要能够包容。所有这些，肖冰都认为不是问题。最终，我们同意了他们的婚事，于二零零六年八月给他们在彩电塔举办了婚礼。

报社的形势越来越差。广播电视节目预告到处都可查到，报纸的销量锐减，职工的开资已很困难。很多人劝我们把肖冰调换一个单位。终于，在玉尧离开工作岗位前（二零零八年），答应了把肖冰从报社调出。可是肖冰却不同意调转。他口头上的理由是：别人能挺，我也能挺过去。人家不走我也不能调走。这个理由，曾经让我很感动，我以为他是不想让爸爸为难，不想让爸爸低三下四地求人才这样的。两年后我才理解：他是没办法离开电视报社。当年的七十万，并没有完全还清他动用的公款。这是他二零一零年四月被归案后，我们才逐渐知道了这一切。

我和玉尧每年都要去女儿家住上五六个月，帮女儿照顾孩子，料理家务。这是从嘎嘎出生以后，就约定俗成的。赵喆的父母比我们年轻一点，所以他们比我们在上海的时间要稍多一点。但总算是两家老人有个替换，能在回沈的半年里，身心都好好地休整调理一下，毕竟都是六旬开外的人了。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我们已经买好了十二月二日回沈阳的机票。可就在十一月九日的中午，玉尧接到小白的电话。他先是问我们，肖冰是否在上海，当听到我们说没有的时候，他说肖冰不知道哪里去了，找不到人，而且沈阳的几个堂兄堂姐也都不知道。这信息太突然了，我和玉尧完全被震懵了。当即给儿媳打电话，回答是肖冰去北京了，最近两天没联系上。我们立即打电话叫回了肖寒和赵喆，分析了情况，并当时在网上订好了次日的首次上海——沈阳航班的机票，尽快赶回沈阳。在这期间，我们做了无数的猜想：是小两口吵架了，儿媳故作平静？是性格内向的儿子，无法发泄气愤，驾车离家出走了？是他心情不好，外出发生事故了？还是被人暗害了？被人抢车了？抑或是气急而自寻短见了？我和玉尧彻夜未眠。肖寒和赵喆也都一趟趟地过来和我们一起猜想，又一次次地推翻。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劝慰我们宽心，自己却也无法入睡。终于我们艰难地熬过这漫漫长夜，在朦胧的黎明时分，肖寒把我们送到浦东机场。上午十时，我们准时在沈阳的家中见到了报社新任社长兼主编刘长缨。

据刘社长讲，是报社前任领导退休，单位进行离职审计时，肖冰因账目不清，便带着单位当月的十几万元的工资，携款潜逃了。致使审计工作停顿，当月工资也无法发放。我和玉尧曾对肖冰的出走理由，做过一千一万次地猜想，也没想到他会因为账目不清而携款潜逃。我们以为二零零四年的事情已经结束，他不会在原来的伤疤上再割一刀。但是，单位领导的话，也不是空穴来风，不是凭空而言的。当时，我们的惊愕，我们的迷茫，我们的羞愧，我们的内疚，种种复杂的心理，绞结在一处。脑子蒙蒙的，耳朵嗡嗡的，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只觉得愧对电视厅的人，更愧对报社的职工。

报社领导走了之后，我们进到卧室，这才发现，表面完好的新衣柜已经被撬。经过清点，肖冰的房证不见了；用于家里几个人打麻将的几张新的一百元和五十元钱不见了，大约是四、五百元的样子。我们一下子明白了。原来，几天前肖冰曾经给在上海的我们打电话要房证，我告诉他房证在抽屉里。可以确定，衣柜是他撬开的。他拿走了这区区几百元钱，说明他身上没有多少钱。从而，更加重了我们对他出走的担心。

两天以后，我和玉尧凑齐了十万零五千元存款，交给报社领导，先给职工发下当月工资，其余部分待账目查清后再说。无论如何，哪怕是砸锅卖铁，我们也要替儿子补上给报社造成的损失。

二零一零年四月二日，失踪五个月的儿子终于有了信息：他已回到沈阳，并被带到派出所。刑拘之后，他便失去了自由。

直到他进了检察院，检方要发拘留证时，他还要求不要让父母知道，他怕父母受不了。真是傻到家了的孩子。你现在知道心疼父母受不了，早些时你有考虑到父母吗？

据检方告知我们，他此刻已是身无分文。他这五个月是如何过来的？在哪里度过的？我们一概不知。只是后来从律师口中才知道：电视报社欠债累累，所以，是社里领导要求财会以个人名头开户。公家有进账的钱，就进入个人账户，以免被法院强行扣走。报社发工资困难，每个月他都要想方设法地为筹集本月工资奔忙。当月快到了发薪日期，他只筹到八万有余。看到报社资金日益艰难，他始终为自己当初所犯的罪过折磨着，噬咬着。这时刚好是领导离任审计，他的账目不清问题，再也无法掩盖。于是，在一丝侥幸心理的主使下，他再次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地去追讨骗款。可是到了边境，越南、缅甸的战乱，让他不寒而栗。他没有勇气偷渡，更没有勇气去亡命天涯，虽然当初是下了很大决心而走的，但此情此景，他退缩了。他无处可去，只好回到沈阳，在一个同学家里，住了一段日子，终于锒铛入狱，终结了这段不是逃亡的逃亡生涯。

在看守所里，经过检察院的工作，肖冰同意卖房还款。只要能还上报社的欠款，只要能减轻肖冰的罪责，怎么做我们都没有意见。可是这时我们才发现肖冰已在外出追款之前安排了后事。他原来想：追到欠款就还给报社，追不到就死在外面，也无颜回来了。只是对不起结婚不久的妻子。为了弥补，他一纸赠与，将父母给他买的房子，轻易地送给他人了。所以，他撬开衣柜拿走房证。按理，夫妻之间应该是甘苦与共。可是，这时的儿媳，一反常态，再听不见那通情达理的话语。她决然地拒绝了肖冰的卖房要求。因为身份证、房产证都在儿媳手里，使我们卖房还款的事，始终无法进行。尽管我们一再向儿媳保证，她可以与我们同住，也可与她母亲同住，或者，我们出钱给她租房单住，她都不肯答应。

与此同时，我们也劝说肖冰写了若干借条。从她的姐姐、堂姐、堂兄等亲属中借钱还款。但他已说不清楚欠款数额。我们就等待着报社的审计，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大概的范围。

可是，不知是保密的要求，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严格的消息封锁，令我们始终对肖冰的问题一无所知。就这样，事情拖到了案件移交法院，准备开庭审理。这时候，就算退款，也不能交给报社了，而且也无助于肖冰的减刑。我们就只能等待法庭的审判。二零一零年十月，肖冰被判入狱十四年。几许小利的引诱，几句空洞的许诺，让肖冰搭上十四年的大好时光。这一惨痛的教训，真是刻骨又剜心啊！

肖冰结婚时的房子，是我和玉尧出资购买。当时就是考虑我们年纪大了，或许突然发病，需要他们照顾；而且，一旦他们有了孩子，离得近些，我们照顾起来也方便；再说，肖冰上班也近。出于这种种考虑，我们把他的婚房，选的离我们较近些。憨厚的儿子未曾反对，可是婚后不久，他突然提出要将此房卖掉，重新在儿媳娘家附近买房。后来，我说出四条理由，儿子同意不换房了。现在细想起来，这或许是儿媳要占房产的第一次尝试。此前，我们从来没这么想过。但是现在，让我们有点怀疑了。

肖冰服刑以后，在第二监狱印刷三厂劳动。他本人挺满意，我们也就放心了。这里面有他的堂姐春燕和姐夫张斌的帮忙，让我们十分感动。

肖冰出事以后，我和玉尧整天生不如死。一生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做事的我们，到了晚年，家里竟出现这种事情。真是无地自容、无法见人。更是一时无法理清事情的来龙去脉。

肖冰这是怎么啦？你现在在哪里？你怎么能给爸爸妈妈留下这么难解的问题而自己却一走了之？

几天过去了，我的思想从迷茫不解，逐渐回归冷静。我认认真真地反思了父母、家庭对他的教育和影响。

他三岁开始，随我们来沈阳。我们每天晚上，不是加班就是围坐桌前看书学习，肖寒的学习习惯就是这期间养成的；而他，却因为太小而坐不住。当时的我们，没有精力像对肖寒小时候那样对他进行启蒙和人生教育，而过多地依赖奶奶对他的照顾。后来随着他们的长大，我们经常教导他们，生活要艰苦朴素，所以，他们从来不计较服装和饮食，不和同学攀比；我们教育他们为人要谦和宽容，要诚恳正直，不能趋炎附势，助纣为虐；我们还教育他们要公私分明，别人的东西，再好也不屑一顾，自己拥有的，总是最好的；我们也教育他们交友要慎重，努力尊敬师长，好好工作，开创自己的未来；每个人的历史，都是自己来写，不能依靠别人……。我们的这些教育有错吗？难道儿子全然没有听进去吗？上天为什么这么惩罚我？

除了这些教育，人常说“身教重于言教”。那么我的身教呢？婆婆在我家的时候，我尊敬婆婆，关心婆婆，只要我在家，家务便由我来承担，以防婆婆过于操劳；住简易房时，我每晚下班后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水桶，从邻居家提满一缸水；我从不自私，改革开放以后，企业职工大批下岗，我的兄妹和玉尧的姐姐家里出现困难，我和玉尧经常予以经济上的资助，竭尽兄妹姐弟情谊……；我忘我地工作，深受领导和同事的爱戴和认可，几年来曾多次被评为厅里和本单位的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工作者。尽管我并不看重这些荣誉，总是在几经推托之后才不得不受之的，但是，透过这些荣誉总能体现出我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和状态。还有，我完成的每一个科研课题，都是在克服了若干技术上的难题和人员中的纠纷后，才拿到的，都是来之不易。而在项目研制人员排名，在项目评奖，甚至在报评技术职称这些涉及到个人待遇、利益、升迁方面的问题上，我却是处处谦让，从不伸手。这一桩桩、一件件我所认为的美德，我所认为的高风亮节，难道就不会影响到他吗？或许，他对这一切根本就不知道？我关心身边的每一个人，孩子在家里有响动的时候，我总是提醒他们“不要吵到邻居”。

为了孩子们身心能健康地成长，为了我所承担的工作，为了我身边的亲人，我自认为我都尽了最大的努力。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理解，他们经常开我的玩笑：

“你一生都为别人活着吗？”

“你累不累呀？”

我确信，我们的家庭对他的影响和教育是没有问题的。

我不明白，从小那么简朴、懂事、善良的儿子，怎么会变成这样？是什么原因、什么时候变成了这个样子？

人的思想是在不断变化的。儿子出事以后，我开始是不相信，到强制自己相信；从对儿子的不解、气愤，到自我审视，直至最后的追悔莫及，愧疚难当。是我，是我害了我的儿子，是我对不起我的儿子，我要好好活着，用我的余生来补偿儿子。

儿子从小跟随奶奶长大，虽然大部分时间也跟父母同住，但他依赖的是奶奶。每当我们发现他的错误、缺点，批评他时，他便躲到奶奶身后，致使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地追究过。

直到他上学以后，离开了奶奶，表面上看起来和妈妈亲近了，实际上，他对妈妈始终是陌生的。记得有一次，作业没完成，他对老师说拉在家里了；还有一次，没写作业，便和小朋友一起去玩了。这两次，我都打了他，每次打过他，第二天他都会扁桃体发炎，高烧不退。这样一来，势必会使问题不了了之，或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小学毕业时，为了让他考取东北育才学校，我给他增加了太多的家庭作业。这过重的负担，导致了他的逆反。

到了初中高中以后，对已有逆反心理的他，我的心理疏导不够，动辄批评。记得高中二年级时，他不爱学化学，我担心会考时若通不过会失去高考机会。气急之下，我还打了他。

我过多的倾向于要他克服自己的缺点，对他的优点却极少提及。他关心他人，热爱集体，礼貌待人，简朴善良的本质，我都清清楚楚地看在眼里，却错误地以为这都是应该的，从而没有及时的予以肯定和赞许。

过于严格的要求，不讲方法的训导，导致儿子对我们的疏远。本来不爱讲话的他，在我们面前，话越来越少。这里有他的性格使然，也有对我们的惧怕、疏远和不信任。对优点的不及时肯定，是否会让他丧失自信和自尊？这真的是我教育上的失误。

结婚以后，我片面的以为，儿子成了家，责任感增强了，人也成熟了，又有妻子在身边。忽略了对孩子的了解，放任了他，这同样是做母亲的失误。

是我亲手把儿子推离了母亲身边。这些年来，他遇到这么严重又无力解决的困难，始终憋在心里无处倾诉，不敢对父母讲，不敢要求父母的帮助，我们竟然一概不知，全然不晓。这不都是母亲的疏忽、母亲的失职吗？

二零一一年一月，我和玉尧随女儿去新加坡住了半年。这一方面是肖寒的临时工作安排，叫做“岗位交换”，同时也是她想让我们换一个环境，散散心的良苦用心。肖寒真的很懂事，很孝顺。而且，她对弟弟很关心。在二零零九年十一月我们回沈后，到二零一零年十二月，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她先后回沈十几次。七月份，原定开庭的日子里，她一月内回来两次，目的就是想开庭时能看看这个傻弟弟，想要他好好配合办案，想要他放心父母。

年轻的儿媳，结婚刚刚三年多，我和玉尧平时对她关怀备至。在儿子出事的那年春节，我们依然叫她回家吃年夜饭。在肖冰出走的那些天，我们经常安慰她、帮助她。肖冰被拘捕后，儿媳对待肖冰的态度让我们非常失望。先是，她不肯去看守所给肖冰送衣服，也不问肖冰的情况，我们原谅了她的年轻；二是肖冰进到看守所的第二个月，她便把肖冰的衣服和鞋，全部送到我们家里，在肖冰的家里，一点也看不见肖冰的东西，好像被扫地出门了，让我们感到寒心；三是我们要卖房给报社还款时，她丝毫不为肖冰考虑，坚决不同意，让我们很是意外；四是她拿着肖冰的房证、身份证去房产局更名，虽然未果，已足以令我们伤心至极；五是她当我们不在沈阳时，既没有事先送达开庭通知，也没有告知肖冰找律师或委托人，就贸然带着律师和法官去监狱开庭，宣判两人的离婚事宜。全部离婚条件是肖冰净身出户，还要给她十万元，真是太过绝情。对这种不合程序的离婚判决，肖冰没有签字，法院只好另行开庭。

六月十七日，我们回沈阳看肖冰时，肖冰写了委托书，委托爸爸代行处理离婚事宜。实际上，肖冰被判刑后，就是儿媳不提出离婚，我们也会建议他们离婚，让儿媳重新选择生活。

他们俩个的家庭简单得很，完全可以协商解决。但是，她现在选择了一条绝决之路。

在法庭上，开庭以前，我关心地问候她的身体情况、工作情况；对她的妈妈也是如往常一样，礼貌相待。我们觉得，由于肖冰的过错，离婚是正当选择，不能让儿媳苦等。当庭法官看出我们双方礼尚往来，并无恨意，于是建议庭外调解。

当法官征求双方意见时，我们提出只要房子，家中的十多万元的家俱、家电、钢琴和存款等都给儿媳。而十几万元的债务全部由我们承担。儿媳及其母亲完全同意。最后，又给儿媳两万元现金。

就这样，经过两天的调解，两人和平分手。也算是好聚好散吧。

自省与悔悟

二零一三年七月，我和玉尧在上海时，接到了儿子的一封来信。他在信中说：

“……我深深感到工作之后，我对自己放松要求，缺乏对自身的充电。而面对社会上的各种诱惑，我抱着侥幸的心理，在歧路上越走越远。扭曲了人生观、价值观，又对自身欲望不加控制，终于导致我如今身陷囹圄。爸妈一辈子严于律己，老了却碰到儿子入狱这种事，真的给二老丢脸了……。

“在每天平稳、规律的改造生活中，我一点点地放下浮躁、焦虑的心情，冷静地反思过往的一切。一直以来，我都感觉自己的家庭观念淡薄，逃避家庭责任，对亲人感情不深。可现在我才发现，其实那只是我在有意的回避这种情感，将其藏在心中……。我想要独自去承担一切，怕亲人过于伤心……。

“每次看到爸妈头上的白发，额上的皱纹以及面对我强挤出的笑容，我心如刀割。姐夫姐姐为了我，操心受累，无怨的付出，更是让我愧疚……。

“在这段日子里，如果没有你们在身边支持我，劝慰我，也许我早已经崩溃了……。对不起，爸妈，原谅我之前的任性、自大、偏激……。

“现在我唯一的目标就是努力改造，踏踏实实的劳动……争取早日回到你们身边……。”

这是一封我们盼望已久的信，是一封发自内心的充满忏悔的信。我和玉尧都无法控制，一边看信一边泪如泉涌：我们的儿子终于醒悟了，悔悟了。他开始认识自己的问题了，也开始认识到亲人的关怀的重要了，他的心里在回归了。

这些问题，是我们每月一次的会见中，想问又不敢问，想提也不敢提的事。我们害怕影响他平静的心态。如今他自己揭示了我们不敢触及的伤疤，融化了爸妈心中凝结了上千日的坚冰。我们怎能不激动的热泪盈眶呢？怎能不为儿子的觉悟而喜极而泣呢？

为了鼓励儿子的回归，坚定他努力改造的信心，我和玉尧都掏心挖肺地给他写了回信。

我在信中写道“……这三年多来，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你，牵挂着你……。我以为，自小对你的培养，良好的教育和影响，以及清正的成长环境，已经使你成长为一名品质纯正，待人诚恳，工作认真，老实本分的有志青年……。妈妈相信你的本质是好的。你仍然是爸妈眼中那个朴实忠厚，心地纯正，善良大方的儿子。是你的一时不慎，没有识别而迷路。只要你迷途知返，爸爸妈妈会一直等待着你的回归。为了这一天，爸妈已经做好了准备，我们会保持好的心境和健康的身体，等着你，你也要同样啊。

“……潜下心来，放下浮躁和骄傲，谦诚地接受劳动改造……；多读书，不断提高自己的心理素质……以有利于营造健康的心态，完善自己的人格提升。

“我欣喜地感觉到你内心的成熟和进步，感觉到你亲情的回归和信任，也感觉到了你内心的平静与坦然，更感觉到了你对未来的信心和勇气。不断加油吧，爸爸妈妈等待着你，我们谁都不能放弃。”

我想，读了我们的信，他一定会理解爸妈盼儿回归的良苦用心，理解亲情的珍贵。

现在，儿子在狱中已经度过了将近四个年头。他对目前的工作，安心、努力，闲暇时间看看书、看看电视，有时也练练字，生活还算有规律，他的心情也开朗、平和，再不像以前那样整天提心吊胆了。我们期盼他能在狱中认真思考走错路的原因，认清一失足成千古恨的道理；认真回味父母从孩提时期的教诲，认识到父母的亲情无限；我也祈盼他思想淡定，无忧无虑，锻炼一副好身板；我更企盼他能悟透人生，淡然面对一切，坦坦荡荡地做人，认认真真地做事，对得起别人，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时光，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溜过了四个年头。我和玉尧心灵上的创伤，也逐渐得以平复。现在已经走出低谷，走出阴霾的我们，更深切地感悟到亲人、家庭的珍贵。为了给走出高墙的儿子一个完整的家，和美好的未来，我们要互相支撑着，互相搀扶着，顽强地，健康地活下去，等待儿子的回归，等待阖家团聚的那一天。

这几年，除了每年去女儿家半年，在家的时间里，为了不致胡思乱想，为了充分占用时间，我开始玩电脑、打毛衣、做数独。以分散和转移自己的注意力。看来效果还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