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玉尧是大学同学。表面上看起来，我们是性格迥异的两个人。我沉稳安静，他活泼好动；我恬淡平和，他热情开朗；我少言寡语，他能言善讲；我腼腆内向，他外向大方。
然而，在思想上，在心灵中，我们有着许多共通之处。
从小的家庭环境，让我们知道十分珍惜当前的学习机会，造就了我们艰苦朴素的性格，也铸成了我们不怕吃苦、勇于拼搏的顽强毅力。因此，我们在几年的大学学习中，刻苦学习，努力工作。学习工作都完成的很好。玉尧更是他们班里，学习成绩最好的几个人之一。
从小的生活经历，让我们有共同的看人看事的观点，审视是非的标准。因此，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能保持头脑冷静，保守做人的本性，不落井下石，不助纣为虐，不违心害人，不趋炎附势。
正是这些相近的思想，这些相通的心理，使我们由相识，相知，到相恋，最后走到一起；也正是这些共同的生活理念，让我们心心相通，相守白头，相濡以沫。
因为我们思想相通，在我刚到海城时，我还不会打理自家的生活。突然加重的工作担子，让我无心理家。这时，玉尧没有生气，没有怨言，有的只是宽容、理解和对我工作的支持。
在他担任厂长，把一个后进厂转变为工业学大庆先进单位的两年中，为了支持他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我默默地承担了全部家务。当时，正是婆婆不在海城，我的工作也十分紧张的时候，我也毫无怨言，无怨无悔。
到沈阳以后，随着他职务的不断升迁，随着改革开放形式的不断深化，也随着五彩斑斓的复杂社会现象的不断渗入，有一定权势和特殊岗位的人，开始面临了严峻的考验。
玉尧担任０３３台台长时，从浙江来的个体业主到他们那里收购废旧铜线，临走给玉尧留下５００元的回扣。我和玉尧都认为：此风不可长，此钱不能收。这钱应该属于全台的，于是，玉尧坚决地把这笔钱交给了财会。
在他担任计财处长后，每逢春节，各单位发放福利时，往往会考虑给他一份，或三百二百，或五百一千，玉尧一概不收。有的实在不好拒绝，便让我出面。我就只好一封短信谢绝美意。因为我们的拒绝，因为我们的退回，一些原本关系不错的人，和我们生疏了；一些原本见面点头打招呼的人，见我们再无反应了。这种遭遇，曾经让我苦恼。我们的作为，让人误认为不近人情，让人认为我们和人家不够亲近，而把我们视为局外人。其实，我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觉得要做一个纯净的人，一个清白的人，不给党员的称号抹黑。就是这么简单的愿望，竟然让我们像做错事一样的受人冷落。
一段时间以后，我们还是得到多数人的理解，大家逐渐认识了我们的为人，了解了我们的人格。
在三十多年的工作中，我们竭尽全力，尽职尽责。我始终在技术第一线工作，受到肯定，受到认可，从一个技术员晋升到一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玉尧由一名技术人员转身为管理干部，晋升至副厅级助理巡视员。这一切成绩的取得，和我们的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分不开。
九十年代以后，我的哥哥和妹妹两家，大人、孩子陆续下岗，生活相继出现困难。对此，我不能袖手旁观，经常要资助兄妹一些钱，少则三五百元，多则一千二千，遇上孩子结婚、房屋修缮、缴纳保费、住院看病这些大事，就更要多些。在我的侄女雅文患病住院期间，我和我的孩子们先后拿出近二万元。所有这些，都是在玉尧的支持下进行的，丝毫没有一点暗箱操作。
后来，玉尧的姐夫江志帮过世以后，姐姐的单位不发工资，姐姐的生活也出现困境。我们照例予以资助。我也从不计较。平时物资上的帮助就更多些。
我和玉尧都把对方的亲人视为自己的亲人，我们都把自己融入对方的家庭，这也是我俩的又一个共同之处。
在我们面临灾难，遇到困难时，同样是这种关心、信任、依赖，才使我们互相支撑着，走过那一段一段艰难的路程。
二零零九年，肖冰的问题出现以后，我们经历了无颜见人、生不如死的痛苦挣扎之后，互相劝慰，互相鼓励，终于在三年后从痛苦中走了出来，战胜了自我，战胜了这个灭顶之灾；
二零一四年一月，我不慎摔伤，腰椎压缩性骨折，卧床不起，生活不能自理。玉尧一个人承担起照顾我的任务。他说，这是责任，也是情感。他的潇洒态度，他的乐观精神，时时地感染着我，鼓励着我。二个月后，在他的搀扶、引导、帮助下，我终于站起来了，能走了。我们战胜了又一个巨大的灾难。
夫妻之间就该是这样，甘苦与共，荣辱与共，携手并肩，共度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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