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拗的父亲

父亲年近古稀，稀疏的头发早已花白，原先一米八四的个头，现在弯腰驼背不到一米八了，体重多年保持五十八公斤。他干瘦的长脸笑起来全是快乐的“五线谱”，岁月已然改变了他的容颜，但丝毫不曾改变他执拗的性格。

前年冬天，父亲心脏病突发晕倒在地，十分危险，我们一再劝说，他才同意做了心脏支架手术。起初还能听医嘱按时服药，也戒了四五十年的烟枪，按时服用中药。可是好景不长，他又吸烟了，也不顾医生警告四处奔走。无论我们怎么劝说，他都听不进一句。

今年“五一”前，父亲的心脏病再次突发，几乎危及生命。他还是固执地不去医院诊治，母亲和我们“强行”将他送至县医院。经查，他发病的原因与他停止服用治疗心脏的药物有关。我们以为父亲停药是没药吃了，可是母亲说，父亲的药还有好多盒包装都没打开。今年春节前他偷偷停药了，母亲发现后怎么劝，他都不吃药，还不许母亲告诉我们。

父亲住院后，病情一直不稳，心绞痛频发到难以入眠，全家人都很担心他。可他依然不配合治疗，拒绝抽血化验，还擅自将输的液体调至最快。医生建议我们带他去省城医院做进一步检查。可他听说我们计划要带他赴省城诊治，立刻暴跳如雷，说就是死也不去省城。还没容我们再劝说，他生气地拔去了输液针头说，不治了，大不了就是一死。

于是，谁也不敢再在父亲面前提及外出诊治的事了。为了配合治疗，我们哄着他，尽量顺着他的意。经医生调整诊疗方案后总算把他的病情稳定下来了。他稍稍好点便嚷嚷着要出院，医生和我们小心地劝说，他才勉强答应住下，可每日输完液体他便踏着拖鞋去医院外转悠。几日后，他的病情有了好转准备出院，医生一再叮嘱他回家一定要小心静养。

病后的父亲面色蜡黄，原本深陷的眼睛又深陷了一圈，穿四十四号大鞋的脚走路也越来越无力了，看着让人生怜又难过。他出院次日便骑电动车去草地饮马。母亲担心他的身体，为不让他外出悄悄藏了电动车的钥匙，他找不到电动车钥匙，又骑摩托车外出了，母亲只好又藏了摩托车的钥匙，而他竟然骑着弟弟的山地自行车又出去了。母亲摇头说，这个不听话的老头子，实在没有办法。

父亲坚持我行我素。现在如此，从前也如此。

我不由想起了多年前父亲的“多事”。

1988年，父亲已是县里小有名气的农民企业家。那时父亲被乡里农工商公司聘去经营乡办铁矿。起初父亲的生意盈利对乡里有经济贡献，后经济大形势低迷，他赔进十多万元，还为乡政府垫资万余元。他着急地四处奔波，最终也没追回损失的资金，一年间他的两鬓斑白了。

父亲一天天的老去，他的致富梦想却一天也没放弃，他进行着各种各样的尝试，多以赔钱告终，但他从不言败。

后来家里的开支逐年增大，父亲想起曾为乡政府垫资万余元的事，便去乡上讲过一两回，乡领导哭哭穷，他也不好意思再去。我知道他其实是一个脸皮很薄脾气很大的人，故而他讨要垫款之事拖了多年也无果。

我毕业工作分配到乡政府后，父亲去乡政府讨要垫资款一事便有了阻力。有次，他去讨要不知怎的竟和乡领导吵了起来，我闻声赶紧劝说，父亲，请你回家吧。可他执意不走，还满不在乎地说，丫头，你有啥怕的，我就不信，还没个说理的地方了。

我无奈地看着父亲站在我们办公大院，他高声地向我的同事们讲述了他讨要事件的来龙去脉，希望引起同事们的共鸣，替他评评理。

后来有段时间，父亲隔两天就会去乡里说道垫款的事，虽然明知道希望很渺茫，他却一直坚持收集证据，据理力争，并没有任何进展。他越是执着，我的处境就越是难堪，每当他走进乡政府办公大院时，我总是吓得早早逃跑。

直到若干年后乡镇机构改革，父亲的垫资款之事总算得以解决。

1998年，我们乡时逢三年一度的乡村换届。为了确保换届选举的顺利，乡里把选举工作安排的严密有序，我们每位干部职工都在忙着填制选民登记证、印制选票、散发有关法律条款的宣传单等工作，我每天忙着和同事们一道入村做选民登记，向选民介绍候选人情况等，无暇与父母交流。

换届选举是村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村民对谁能当选代表，以及下一步谁当选村干部非常关注，不识一丁的老婆婆也在关心着未来村主任和支书的名字。

也许能当选村干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农民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方式吧。

在法定的选举日，我被指派去父亲所在的村参与指导选举工作。我下村之前，领导意味深长地对我说，小林，今天如果你们村上有你的亲戚闹事，你就要挺身而出拦住。我说，那村上除了我的父亲，再没有什么亲戚。领导笑而不语，我没多想便和同事们一起下村了。

选举的集中地点在村文化室。我们到时，大多选民已到齐了，我的父亲也是其中之一。他个头很高，没挤在人群当中，而是蹲在墙边。他手拿一本书像在思考什么，我只顾着发选票、做记录、核对人数，也没和父亲搭话。

选举事项准备就绪，主持会议的领导刚讲了开场白，会场中有一人高举一本书高声说，我问一下领导，这《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都颁布了，上面明确规定了村民委员会的权利和义务，我们再不听那些吹嘘的话，我们群众希望能推选出真正为百姓办事的人来，我想请领导解释一下，前任村主任当选时说的好得很，可是几年过去了什么都没干，你们乡里监督了没有？

那人的话音一落，乡领导和同事们的目光齐刷刷的盯向了我。那个高声说话的人不是别人，就是我的父亲。会场一片哗然，我紧张到没有听清父亲再说了什么，我慌慌张张地从人群中拽出父亲。

有些村民却说，小林，让你爹说，他说得对着哩。父亲听后在迟疑，我紧紧拽着他没松手，他的脸已通红，随我走出人群。

父亲手上捏着当年新颁布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我没好气地说，爹，你又不当村主任，说那些没用的干啥？父亲无所谓地说，我讲的都是实话，有错吗？我无奈地说，爹别说了，快回家吧。

父亲看了我几秒后，难堪地笑了笑，默默地转身离开了会场。他连一个选民基本的权利都没行使，被我“赶”回家了。

之后，我和父亲谈及此事，父亲还是一本正经地说，怎么我就不能说话了，你说，我哪一句说错了？我却无言以对。

我知道父亲心中的那杆秤和常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1999年，一个夏天正午，我刚吃过午饭，接到领导电话，让我火速赶去县机关办公大院。我问何事，领导说，你来了便知。

约十五分钟后，我赶到县机关办公大院，只见一群羊在那儿觅食，还有一个让我心跳加速的人——我的父亲。他手持羊鞭站在那里理直气壮地和县、乡领导说道，不远处还站着一个村民。只听县领导对父亲说，老林，你把羊先赶回去，如果乡上不给你处理好，你就来找我。乡领导也当场表态，下午就派人处理。

我走到父亲身后，他回头看到我时似乎明白了什么，没再多说。

我和父亲及那位村民一起赶着羊出了县机关办公大院，父亲向我讲述了事情起因，我家梁子地的小麦苗被那位村民放的羊只啃食践踏了，他和那村民讲理，人家还不讲理，所以他气不过就赶着人家的羊找说理的地方来了。

父亲起着干皮的嘴唇向我讲述自以为正确的道理，可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认同的。他满脸的着急让人于心不忍，我劝父亲，以后遇事别着急了。父亲说，不急？现在青苗践踏了，秋天收成没了跟谁说去。

父亲和那个村民赶羊只回去了，事后领导安排我和司法所干事去处理父亲青苗被羊只啃食之事，因为我和父亲的亲子关系，此事还是不了了之。

这些事过去已近二十年了，我的父亲内心仍然坚持着一份“天真”。后来父亲身边还发生了许许多多的故事，他还是很执拗，没有一丝改变，对待人或事依然坚持自我。

夕阳西下，我的父亲带着执拗走进了他的人生暮年，还是会为一点小事据理力争，也会为一点小事暴跳如雷。但无论如何，我们都真心希望他能顺其自然地生活，健康平安地过度过生命中的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