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付出”和“奉献”作为人生坐标

我最大的心愿是希望学校年轻一代超过我。

今天学校为我专门组织庆贺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座谈会,我感到非常激动。我衷心感谢校系领导和同志们对我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的祝贺。刚才匡镜明校长代表学校致辞说的赞美的话,实在不敢当,我做的都是我应该做的,并不值得如此赞扬。但今天正是一个最好机会来表达我对校领导、老师和同志们的感谢。

大家知道,我是在北京理工大学上学成长的。1953年我考入北京工业学院,毕业后留校当助教,到今天有47年了。在北京理工大学,我度过了我的中青年时代,从一个普通的青年学生成长为一名人民教师和科技专家。在我校,有许多老师教过我,指导过我,我是在前辈老师们的关怀下成长的。大学毕业后,我留校工作,一直在四系,我当过马士修教授的助教,在连铜淑教授的指导下工作过。马先生、连先生都给我很大的关怀,他们的治学方法给我很大的启迪。后来我又被派往苏联留学。回国后,四系李振沂老主任一直在各方面对我关心和鼓励,支持和帮助我。我在一次会上曾经说过,如果不是当年李主任保荐我,1978年我就出不了国,就不会有今天。因为那次出国使我在国内外小有名气。改革开放以后,系里的一些老先生,如于美文、连铜淑、李德熊教授,把我推到第一线,也把许多荣誉推让给我。还有,我早年出国宣读和在国外发表的论文,很多次麻烦严沛然先生修改。我们系里的老教师,许多是我的师兄弟,他们之中有的已经退休了,也都给我很大的支持。我还要说,在我的成果中,也包含了我的合作者方二伦高级工程师以及冯炽焘研究员的心血,特别是方二伦高工,20余年来他一直与我在一起,成果的软件部分主要是他完成的。当然,还有我的学生们的辛勤劳动,其中,有倪国强、金伟其、张智诠教授,潘顺臣、艾克聪、张翎、陈金岳、仇伯仓研究员等,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人才。今天,我得此殊荣,得到社会和学术界的承认,也得到国外学术界的承认,对我个人固然是一件光荣和高兴的事,但我认为,这个荣誉不仅属于我,也属于培养我的母校——北京理工大学和光电工程系,属于我的老师、同事和学生们。

我还应该指出,给我以很大关怀和支持的还有学校和各级领导,校领导和院士们为我的申报出谋划策,给我很大的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励。国防科工委、兵器工业集团总公司、中国兵工学会、中国光学学会以及中国科协也都支持我申报。在此时刻,我特别怀念已故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电子学的奠基人孟昭英先生,是他一开始就一直鼓励我申报中科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直到他临终前一星期,还打电话叮嘱我填表申报,愿意做推荐人。此外,还有许多校外的老师和科学家们,他们给我许多鼓励和帮助,我不一一列举了。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关怀和帮助,绝不可能有我今日的成就,我对他们满怀深深的感激之情。多少年来,当我一想起前辈老师、亲人、同志和组织领导对我的关怀和期望,不敢有所怠惰,这是我前进的一个巨大动力。

在这一时刻,我深深怀念自己的父母亲,当我当上副教授、教授时,他们不知有多么高兴,总是要我不要忘记帮助我的师长们,总是告诉我要更加努力、不能偷懒!我经常想,我的成功实是多亏了我的父母亲,是他们遗传给我善良、感恩、诚信、敬业的基因,使我有较好的品德,能在社会上立足,并有所成就。我永远不会辜负他们对我的期望。

我走过的路实际是代表了20世纪50年代成长起来的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历程。解放以前,我家中很穷。我虽然喜欢念书,但上不起大学,那时没有什么理想,我只想早些工作,帮父亲养家糊口。当时,国民党政权非常腐败,使我十分痛恨旧社会。上海解放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抗美援朝的时候,我在上海国立高机读高三,新旧社会的对比,使我非常愿意为人民政权献出自己的一切。我积极报名参军,但是由于身体不合格,主要是鼻子大出血,没有被录取,我感到非常遗憾。中专毕业后,我在上海华通电机厂当了一名助理技术员,在技术革新时我在工程师指导下,工人师傅支持下研制成功了一台扁平线圈绕线车,工效提高7.5倍,但我深深感到自己的知识太贫乏了,萌发了上大学的愿望,于是要求上大学进一步充实自己。1953年北京工业学院到上海招生,动员我报考京工。北京工业学院是一所国防工业性质的院校,上这所大学,为祖国的兵器工业服务,造最好的武器给我们的战士,我认为这是我最好的选择,虽然父母亲希望我留在上海,但他们尊重我的选择。1953年,我长期的愿望实现了,我作为调干生进入了北京工业学院。

20世纪50年代的青年,思想都很单纯,想法都差不多,主要是努力学习,学好本领为祖国服务,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我学的专业是军用光学仪器,毕业后转到搞夜视,虽然在这以前连名词也没有听说过,但我一点也不害怕。我想到的是,好好干,努力学,哪怕比别人多花几倍的力气。夜视器件的核心是像增强器,它的设计就涉及电子光学理论和计算方法。马士修教授对我抱很大的期望,希望我能掌握它,为国家的夜视事业做出贡献。后来学校派我到苏联留学,我下决心不辜负老师和领导的期望,走出自己的路来。

今天当我回顾自己走过的路,取得了一点小小的成就。从我个人来说,我自问自己不是天资十分聪明的人,也不是能力十分强的人;但我是一个勤奋努力的人,在科学探索上孜孜不倦、永不满足的人。在科学研究方面,在我从事的领域——成像器件的电子光学,我给自己树立的目标是高的——闯出自己的一条路子来,在这一领域做出国际先进水平的贡献来。认定了这条道路,不管多少困难,哪怕经过5年、10年,最终我一定要解决它,这个信念我从来没有动摇过。也许是这一点,我才能有今天的一点成就。

从环境来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和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使我国的教育科学事业迎来科学的春天,开始了中国知识分子多少年梦寐以求把知识和才能献给祖国的新时期。这也是我的最大机遇。从1958年到1978年,我毕业20年间,其中10年是“文化大革命”,斯文扫地,我们这些新中国培养成长的青年知识分子是被作为修正主义苗子被批判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历代仁人志士的传统就是报效祖国,希望祖国强大,不受列强的欺负,但当时报国无门,动辄得咎,心中十分苦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所制定的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路线、科教兴国的国策、人民幸福的政策,使我们的国家一天天强大,我是亲眼看到和衷心拥护的,这也是激发我前进的原动力。我1958年毕业,应该说1958年到1978年这前20年是我科学思想最活跃、精力最旺盛的时期,但除了几本教材,几篇没有署名的研究报告和在俄罗斯发表的文章外(因为发表署名论文是要作为名利思想、走白专道路批判的),成果很少。幸运的是,我还是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机。今年年初,由于要申报中国工程院院士,对这1978年到1998年这20年所发表的论文和科研报告做了统计,共发表了160余篇论文和研究报告,3部专著,还有教材、译著等,其中被SCI、EI等科学文献索引检索的有136篇次。我们的研究工作也为兵器工业的工厂和研究所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这是一个十分明显的对比,说明,当政策对头,人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将能产生巨大的推动力。我有时想,要是没有20世纪50年代“反右”的折腾,要是学校能留下一批学问比我强得多的同学,也许我校今天就有更多人评上院士了。应该说,我是其中最幸运的一个,我也非常珍惜和感谢国家和学校对我的培养。我常对青年人说,你们现在太幸福了,上有党和国家的科教兴国的国策,下有一整套培养人才的制度和政策、校系各级领导的支持以及老师的关怀和指导,你们完全应该超过我们这一代,完全应该比我强,你们要努力啊!

在座中有人会觉得我青少年时一定有远大的理想和志愿,但我很惭愧,我的确没有什么理想。少年时代,在旧社会,我想的是,早点工作,哪里谈得上理想呢!那时我的最大向往是到银行当一名练习生,帮助父亲养家糊口。青年时代上大学时,批判最厉害的是成名成家的思想,而且自20世纪60年代起,军衔、学衔和职称早已被取消了,故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当教授。我和20世纪50年代成长起来的青年一样,只是想,人民培养我,我要对得起祖国和人民,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培养。尽管我的青年时代并没有想过我将来要成为一名教授、首席专家、工程院院士等,但我从青年时代起,报效祖国之心一直未变,在科学事业上做出一番成就来的志向一直未变,总是想做一点事,不辜负人民和老师的期望。我自问,我的人生态度还是积极的,“付出”和“奉献”是我的人生坐标。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在大学所受到的理想和信念的教育,另一方面是父母亲、老师和前辈们为我树立了榜样。

我认为,一个人如果把“付出”和“奉献”作为自己的人生坐标,以这样的心态来理解人生,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也不会畏缩,也不会在荣誉面前沾沾自喜。我认为,有一个正确的动力支持着自己的人生,将会使自己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的发挥,做出更大的贡献来。

我在北京理工大学已经度过46个春秋,我爱自己的母校,因为它是我的人生的组成部分。我们大家都有这一分感情,学校的荣辱与自己休戚相关。我校能否在21世纪在国内和国际的一流大学中有一席之地,是我们每个理工人都关心的事。其中之一就是一流人才脱颖而出的问题。如何创造一个好的环境(生活和学术环境)和条件(工作条件)使我校新的一代超过我们,这是一个巨大的任务,需要我们努力去完成。至于我本人,对于青年学人的种种成就,总是怀着喜悦之情;对于努力上进的青年学人,只要我能帮上忙,我是非常愿意帮助的;对于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我将尽自己的努力去做。

现在有人问我,对我校和光电工程系的青年学人们,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我说,是希望他们超过我;我是一个普通平凡、才智平平的人,我校有许许多多青年学人,他们的才能和智慧远远超过我,他们不但应该,而且完全可能超过我。我寄大希望于我校和光电工程系的青年一代。谢谢!

【注释】

[1]本文是1999年12月在北京理工大学庆贺周立伟当选为工程院院士的座谈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