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年未曾忘却的纪念

往事并不如烟,历史不容湮没。

我一直想写一篇文章回忆50年前的学生时光,写一下1957年的教训和自己的感受,为了50年未曾忘却的纪念,也为了给我们的8531班正名。但迟迟不知如何下笔,几次动笔又都停下了,问题是:到底怎么写?写什么?我不愿粉饰历史,把当年我们班的灾难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往事并不如烟,历史不容湮没。当同学们决定今年10月聚会以纪念我们班毕业50周年后,重新燃起了我动笔的愿望。我这里回忆的仅仅是我个人在学生时代的片断,我经受的快乐和痛苦,我内心的彷徨和困惑,完全是从我个人的角度回顾我们的8531班。由于时隔50余年,手头又没有任何当年的资料,只能凭着自己的记忆,如果有与实际不符的地方,希望老同学指正。

1957年8531班的巨变,从一个全校最优秀的班级一下子跌到所谓走“白专道路”的典型,11位“右派”同学被逐出课堂,一大群同学受到党团纪律的处分,真是像晴天霹雳一样,把8531班击个粉碎。这场巨变,使受难同学苦旅半生,也给留在班上的同学心灵带来了巨大的创伤。

有人对我说:你是幸运的,你仅是受到延长预备党员预备期半年的最轻处分,你躲过了这一劫。而你现在又是著名学者,中国工程院院士,你有什么可抱怨的?我觉得,这不是个人抱怨不抱怨的问题,我是在毕业50年同学再聚首之际,向自己的老同学敞开心怀谈谈自己对1957年8531班“反右”的认识以及我的爱和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篇文章是在自己的良心驱动下写的,无论褒贬,我是不在乎的。我承认,我是8531班中最幸运中的一个(8531班出了不少人才,但只有我一个人幸运地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但只要一想起1957年的往事,顿时让我感到刻骨锥心,心灵上的创伤是任谁想抹都抹不去的。

诚然,这场运动是党中央发起的,中央对1957年“整风反右”事有了历史结论,并承担了错误的责任。现在我们8531班同学谁也没有、也不会追究50多年前的历史旧账,况且这笔账能算得清吗?但是,不少同学对我说,若把这笔账一股脑儿都推到中央身上,认为领导8531班“反右”运动的支部仅是忠诚的执行者而已,这对其他班级或许能说得过去,但对8531班是绝对说不过去的。我同意这个看法。

我已经是76岁的老人了,和老同学们一样,我们大家距离进入“八宝山”的日子不远了,实际已经有一些同学离我们先去了。我只是想探讨一下,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8531班受打击的面这么大,它给我们带来的教训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希望我们的后代不要重蹈1957年的悲剧。

（一）

8531是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1953年入校学习光学仪器专业(称为8专业)的第1班的简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8531被认为是全校学习上最优秀的班级,虽然我觉得这样的称谓有点过,但绝不是我们自封的。当时一个传闻是,当年考生进入北京工业学院分班时,8531班是考分最高同学的集合。但实际情况好像也不是这样,因为班上还是有一些学习比较吃力的同学,但学习优秀的同学不少是事实。在大三之前,班上有为数不少的同学期末考试大都是优秀,成绩在全校是最好的。1955年的期终考试,班上有1/3同学门门功课都是5分。在考试制度十分严格的当年,这是极不容易的。这样的成绩在学校当时是独一无二,恐怕也是后无来者。大概是这两个原因,使8531班在全校被刮目相看。不过,1957年以后,说起8531班学习优秀往往是贬义词,后面就会接上一句:“它是我校走白专道路的典型,出了11个右派”,以教育入校的青年学生们。8531的声誉被糟蹋了、玷污了。

当我进入8531班时,同学们都是青春年少,风华正茂,个个抱着报国的理想。学校的军工性质并没有使同学们退却,反而使我们觉得有直接报效祖国的机会,保卫祖国是我们神圣的责任,上这样的大学无上光荣。我记得自己当年在填报考志愿时,本来是想到上海交通大学攻读电机专业,因为我在上海华通电机厂工作时就协助工程师设计过电动机。可是,招生的同志动员我报考北京工业学院,因为他知道我当年在国立上海高机读书时参军未成,便对我说,参军是拿起武器,保卫祖国;上北京工业学院学习是制造武器,保卫祖国,也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我想对啊!我立即把北京工业学院填为第一志愿。父母亲当然舍不得我离开上海,但他们都是深明大义的人,最后也同意我去北京上学。班上其他同学考北京工业学院的缘由和我差不多,因为,按照当年的入学考试成绩,8531班不少同学考入北大、清华、复旦、交大等大学是没有问题的。

20世纪50年代的青年思想很纯洁、单纯,8531班同学之间的关系很融洽,就像兄弟姐妹一样,共同的理想使我们学习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对新中国、共产党、毛主席的热爱,对新生政权的拥护和对共和国美好前途的向往,成为我们学习上进的动力。因为我是调干生,津贴比一般同学多一倍,又没有家庭负担,我的生活很好,我喜欢学习,无忧无虑,感觉很快乐。

我刚进大学时,自我感觉挺好,觉得学习并不吃力。但很快就发现,班上强手如林,许多同学理解问题比我快,思考比我深入,而且有一套很好的学习方法,我得更加努力才能赶上他们。我和大家一样,学习都很用功,星期天也极少休息。

20世纪50年代初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年代,就像早上刚刚升起的太阳,校园氛围充满着生机和朝气,使我们这些努力汲取知识的青年受到了良好的熏陶。8531班的学风是很正的。班上有4名同学——老战、老杜、瑞云和运元在上大学之前就是共产党员。同学们思想进步,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同学不少。1956年以前,先有3位同学入党了,后来成为8531支部领导。1956年初,邦益、琳玉、一鹤、金堂和我5人先后被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

对我们那一年代的同学们说来,保尔·柯察金是我们青年时代的人生路标,保尔是一面旗帜,一根标杆,引导着我们前进。我们都会背诵保尔关于生命的名句:“人,最宝贵的就是生命。生命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致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致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像保尔一样,把自己的青春献给祖国是20世纪50年代初我们这一辈人的座右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牛虻》是我们喜爱阅读的小说,书里的主人公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不管今天的青年如何看待保尔,看待我们,但要像保尔一样献身于祖国伟大的事业,是我们那时的主导思想。

20世纪50年代初的大学生活以现代眼光看来是非常单调、枯燥和乏味的,每天都是“三点(教室——食堂——寝室)一线”,但我们还是很快乐的。班上的文娱体育活动开展得丰富多彩。我们班人才济济,邦益的歌唱得好,他的一曲“我站在高山巅上,望黄河滚滚奔向东方……”有专业水平;辉洲的表演天才使我惊叹不已,他的《拉兹之歌》再加上他的滑稽动作,他在小品中扮演的“自命不凡的小高”,把我肚子都笑痛了。燕梅喜欢唱歌跳舞,她是班上的文娱委员,几乎每周都组织我们学习新歌。我大概是班上最笨的一个,既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又没有什么特长。不过,班上教我唱的不少苏联和进步歌曲,我至今没有忘记,现在每天早晨起来我那五音不全的嗓子哼哼的还是学生时代学会的歌曲。体育活动是开源的拿手戏,他是班上的体育委员,他那时的100米跑出11.2秒,是二级专业运动员水平。我那时的体育课成绩最差,记得劳卫制(准备劳动与保卫祖国体育制度)跑100米,大概就剩下我一个人过不了关,后来是同学们前呼后叫、敲锣打鼓、晚起表早卡表,把我混过关了。我们班经常在下午一起踢足球,我喜欢足球,但踢得不好,跑来跑去,跟着大家起哄,大叫:“球是圆的,球是软的。”

当时,班上的党员同学中,我最佩服瑞云,而和我最要好的是老杜。

瑞云进校时就是共产党员,她是在上中学时入党的。她朝气蓬勃,工作积极,以身作则,无论说话、做事和帮助人不是居高临下、虚伪做作,而是满腔热情、亲切诚恳。我想,如果我当共产党员,一定要像瑞云那样。她后来因为共青团工作的需要被调到校团委,早在1957年之前就离开8531班了。我记得,当年瑞云因弟弟的事被认为泄漏肃反机密受牵连,党总支开会批判并要给予党籍处分时,我当时也在会场,特别紧张,涨红了脸,生怕她被开除党籍。

老杜和我感情很好是有历史渊源的。当年,我们俩从上海复旦大学干部补习班作为工农调干生考上北京工业学院,因为他比我年长,又是革命胜利前入党的地下党员,阶级觉悟和思想认识都比我高,1956年他和运元一起介绍我入党。我一直把他视为我的兄长,无话不谈,在学习上我帮助他多些,在政治上他帮助我多些,经常开导我。因为我上大学前,在高桥中学、国立高机上学时,在华通电机厂工作时,所遇到的人都对我特别好,在我的脑海里,世界多美好,人们多善良,未来像天空一样蔚蓝、明朗。老杜便笑我天真幼稚,总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不知人世之复杂。

老杜是四川人,有着四川人的硬朗和执着。作为工农干部上大学,基础较差,但他学一个物理概念或数学概念,一定非弄清楚不可,不抠明白誓不罢休。我记得在学微积分时,我们俩为极限概念争论不休。我有时觉得他太钻牛角尖了,他觉得我浅尝辄止,并没有真弄明白。那时,他老是觉得学习时间不够,社会活动和会议太多,太占学习时间了。开始时,由于他的资格老,他自然成为党支部委员,但他的心思在学习而不在社会工作上。后来,他大概嫌会议和社会活动太多,太影响自己学习了,便辞去了这些职务,一心一意投入到学习中。他有坚强的意志,养成了长时间超负荷学习的习惯,他是班上学习最用功的人。当然,他也有当年老资格革命干部的特点,如说话有时口无遮拦、骂骂咧咧的。

我记得,老杜曾经和我进行过一次类似“煮酒论英雄”式的谈话。他说,8531班要论聪明智慧排座次的话,依他看来,邦益、辉洲、琳玉是最优的,传基也很聪明。前两位是全面型人才,前途不可限量。琳玉是技术型人才,科技上会有大出息,他特别看好琳玉的未来。班上还有不少同学也是佼佼者。但和邦益、辉洲、琳玉三位要差一个档次。他说我属于第二档次,但人慈心软,优柔寡断,不适宜当领导,也是一个技术型人才。我很同意他的看法,包括对我的评价。老杜没有说他自己,我觉得他是很自负的,雄心勃勃,舍我其谁。那时,老杜和我对班上的优秀同学没有嫉妒心,只有上进心,想要赶上他们的劲头是有的。

从1953年入学到1956年,我们班就是在这样和谐的氛围中平平安安度过了3年。当然,班上不可能没有矛盾,磕磕碰碰的事总是有的。1954年胡风事件后,肃反运动中班上个别同学也被审查,后来发现查无实据,就很快纠正了。那时的肃反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影响并不大。同学之间的关系很友好,但多半是志趣相投的人聚在一起。可以这样说,团结和谐、努力学习、奋发向上是8531班的主旋律。我觉得自己生活在这个集体中是幸福快乐的,我们大家都爱这个集体。可是,谁都没有想到,一场大祸即将降临了。

（二）

我们的学习进入1957年——永生难忘的1957年。1957年初,我们班长途跋涉由北京到云南昆明,路途走了7天6夜,到达昆明海口国营298厂实习。一个月的实习,我学到不少东西,满满登登记录了两本实习笔记。如今它被作为文物陈列在学校校史馆展览,成为教育入学新生的材料。1957年4月,我们回校后不久,整风运动轰轰烈烈开始了。谁也不曾想到,这会是8531班遭大罪的一年,8531成为全校遭受灾难最严重的班。

因为整风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报纸上连篇累牍的“鸣放”文章,以及北大、人大校园大字报的传闻,对我们的学习有一定的冲击。但8531班的同学们更多关心的是自己的学习,加上我们是理工科学生,思想没有文科学生活跃,小道消息和内部传闻的来源很少,要我们“鸣放”,实在是“鸣放”不出什么来。我苦思冥想也回忆不出我们的同学中有谁在校园里贴了大字报,或者提了很尖锐的意见,更谈不上有什么像北大谭天荣、人大林希翎那样出头露面的“学生领袖人物”了。同学们回忆,那时8531班没有一个同学在校园内贴大字报。总之,8531班在“鸣放”期间,没有出什么爆炸性新闻和敢提意见的拔尖人物,在校园里的表现是平静的,很一般的,一点名气也没有。“反右”后,8531班支部大肆宣传“8531班右派在整风期间向党猖狂进攻”,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可以说是诬陷,无非想证明他们斗争之坚决,整人之正确。应该说,班上同学在整风期间对党支部和某些党员是有意见的,主要是党员干部鼓动大家“鸣放”,而她们自己不带头“鸣放”,以身作则不够等。

我现在还比较清楚地记得“整风反右”期间的三件事。

1.关于支持“鸣放”的稿子到京工广播电台广播事

整风开始后,不知是班上哪一位同学,起草了一份支持“鸣放”的稿子,部分同学想以8531班的名义到校广播电台广播,这便引起了争论。有赞成,也有反对,于是在班上进行了表决。第一次表决,我对这事不感兴趣,没有举手,但有的党员举手了。党支部当即召集党员们开会统一思想。第二次表决,其他党员都没有举手,我反而举了手(我不知为什么,大概是逆反心理,觉得“鸣放”是中央的号召,支持“鸣放”没有什么错)。最后这件事没有得到统一的意见,不了了之,稿件也没有上学校广播台。我事后有点忧心忡忡,想我要挨批了,因为我没有按照组织的要求去做。我的表现当然是被记录了下来。最后,大概是这件事,还有我的表现不够积极等,对我的组织处理的结论是整风期间思想右倾、温情,被延长党员预备期半年。事后,有人对我说,“按你那天的表现,取消你的预备期也并不委屈你,可能是你的工农出身帮了你,另外,大概你的人缘还好,对你手软了”。我也是这样想的。

2.关于老杜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问题

老杜不当8531班党支部领导后,与后任党支书可能有一些矛盾。矛盾激化到什么程度,我不清楚。支部在班上召开鸣放会的那天,老杜和我坐在最前排,他正在画图,制图板放在课桌上。投影几何的点线关系把他弄得头昏脑涨,画面也是东擦西擦,很不干净。鸣放会由8531班党支书主持。会议开始后有好几分钟沉默,支书一再鼓动大家发言,但没有一个人说话,于是她就敦促老杜发言,说:“老杜,你说几句吧!”。老杜一直在想着制图中几何投影的问题,丝毫没有发言的准备,见支书催他,他迟疑了一下,放下笔,站起来说了一句:“说就说。”他说了以下两句话,两句使他付出沉重代价、苦难长达22年的话:

1.老开会,老开会,开会能开出共产主义吗?

2.一些老干部进城后把自己乡下的老婆抛弃了。

这两句话我一直没有忘记,绝对不会错的。当然,第二句话后面可能还有批评这些老干部忘本之类的话,具体我就记不清楚了。老杜的发言完全是随意而发的,第一句话是由于开会太多影响了他的学习,他很不满,便信口开河发了一句牢骚;第二句话是他给我讲过某些老干部进城后喜新厌旧的现象,把乡下的结发妻子抛弃了。他很不满,认为是忘本,也随口骂了一句。他这个人就是这样,既然要他讲,要他“鸣放”,便站起来说一通,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一点也没有坏心,但说的都是他见到的事实,而且是泛指的;他那次发言没有批评或攻击党组织和支部任何人。但是,就这两句话,在组织批判他之前,支部和总支把他的话上纲到配合社会上右派向党进攻。真想不到,他们会如此诬陷自己的同志——一个解放前入党的老共产党员。我后来觉得,老杜那次讲话是有分寸的,没有责骂党内任何人;可见他知道这样的会是很严肃的,不能毫无顾忌地瞎说一通。讲完后,又坐下接着画自己的图了。当时班上也没有什么反应,后面是谁起来发言,我都记不得了。

反右开始后,支部在组织批判老杜前,老战作为总支领导找我进行谈话。因为他、老杜和我是班上仅有的三名工农调干生,年龄都比一般同学大,他的学习较为吃力,但同学们都很尊敬老杜和老战,在学习上给予他们很多的帮助。我当时的印象老战是一个和气诚恳的人,没有看出他为人厉害无情的另一面。他找我谈话的用意是,党支部已定调要批判老杜,怕我站在老杜一边,要我站稳立场,和党支部站在一起。直到现在,我还是认为,老战那天的谈话是在帮我,不希望我牵累进去。当他告诉我老杜是站在右派的立场上蓄意攻击党,是右派,支部要组织批判他时,我惊呆了。我对他说,老杜不可能是右派,他很早就参加共产党,是一个老革命。老杜从没有对我讲过反党的话。我给他重复老杜在班鸣放会上讲的两句话,他是随口说的,怎么能算是右派言论、蓄意攻击党呢?我还说,老杜的动机是好的,是在帮党整风,是在主持人再三动员下说的;而且,老杜那天在制图,一点没有思想准备,他是随意放炮的。老战说,现在是不管他的动机如何,其效果是,老杜是站在右派的立场上和右派一起攻击党,给党和人民带来了损失,他就是右派。你是预备党员,要站稳立场,不要与他站在一起。他的潜台词是,你得和我们站在一起,否则,你预备党员还想当不想当了?

在批判老杜的会议上,我并没有站出来为他辩解,我的沉默显示了我的怯懦,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为了保自己,我害怕了,我屈服了。

3.关于老张写的快板书“听我言”的事

老张是班上同学中最最最老实的人。我在老实前加三个“最”字,是想说明,在我的印象中,无论过去或是现在,8531班的男同学中再也找不到比他更老实的人了。一张忠厚长者的面容,沉默寡言的举止,与世无争的人生态度,直到前些日子我们一起聚会,他还是那样,安安静静地坐着,一声不吭听着大家讲话。老张当时写《听我言》快板书的原由我至今不清楚。他大概是太不满意我班某些党员对于“鸣放”的态度了,以至这个老实人突然发起狠来想写一首快板书讽刺一下。我记得《听我言》快板书中有讽刺党员像木偶一样“拨一拨,动一动”等较为夸大的词句。那个时候,我们都年轻,人都有激动的时候,但有谁会想到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呢?老实人老张激动了,他一辈子最激动的时候大概就这一次,讽刺了一下我们班的党员和支部,而且是泛指的。他的快板书绝对没有针对党总支或党委,更不用说党中央了。后来,出来一种理论,反对党员干部个人,小到支书,大到党组织的某个领导,就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为党是由具体的人组成的,右派分子就是通过反对具体某个人来反对党、否定党的领导的。这个逻辑的推论是,不仅是对党中央有意见、对单位党委有意见是反党,甚至对党支部、党支书有意见都是反党了。可是,老张的快板也没有针对党支部书记,但讽刺支部和党员也不行,也被上纲到恶毒攻击党。一点意见,一句牢骚,一个讽刺,都无限上纲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在支部某些人看来,都是天大的罪。我觉得,支部领导这样的思维逻辑,可能是8531班反右打击面如此大的一个主要原因。

老张“在劫难逃”,他留下了所谓攻击党的白纸黑字。如果现在看他《听我言》快板书,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他讽刺了基层党组织在整风中无所作为的表现,无非就是夸张一些,讽刺强烈一些。而在当时,被认为是最恶毒地攻击党、丑化党,是天大的罪,因为支部某些人的思维逻辑是, 8531支部代表党,你讽刺支部就是攻击党。在这场反右运动中,在当时的气氛下,他是很难逃过这一劫的。可是,老张实实在在是一个老老实实、与世无争的人哪。他和我们一样,热爱党、热爱毛主席,愿意为国防兵工事业献身,他为这个班集体做了很多好事。可是,在那个气候下,这一切都不算,都是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才是你的真面目”,认倒霉吧!

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老张的《听我言》快板书不但“害”了自己,还“害”了好些人。最倒霉的是班上的一位姓杨的女同学,她是一个聪慧文静、与世无争的姑娘,大概当时她是班上的宣传干事。她也被打成右派,她有什么罪过呢?她的罪名就是把《听我言》快板书抄在班的黑板报上。写快板书的因为讽刺了支部被打成右派好像还有一点点“道理”,抄黑板报的也打成右派有什么道理呢?真是太离奇、太荒唐了。后来我知道,倒霉的不止这位女同学,一些看过(不管是否同情或支持)老张《听我言》快板书的同学,同意《听我言》快板书抄到黑板报的团支委等,无不受到牵连而挨整,或被打成右派,或受到党团籍处分。8531班同学为老张《听我言》快板书这件事倒下一大批,多么可悲啊。

这是我清楚地记得的同学老杜和老张被打成右派的情况。其他9位同学被打成“右派”遭罪的“罪名”我记不太清楚了。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所谓的“罪名”一定比老杜、老张两人轻得多。因为,在班上的“右派”同学中,老杜和老张分别被支部认定是党内和党外“恶毒攻击”的“极右”,他们所谓的罪名就是我上面写的这些。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所谓打击右派的荒唐了。

在支部组织对班上所谓“右派”的同学进行批判时,在反右斗争、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的大旗下,8531班同学被动员起来(包括我在内),今天支部布置要整谁,就召集同学们(其中,也包括将要被整的、但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是即将倒霉的人)聚在一起帮着凑材料。明天就开会批判给她(他)上纲上线,不给她(他)任何分辩的机会。但那时,同学们和我有一种感觉,觉得批判总是从严的,处理一定会从宽的。我们当时一点也没有想到,所有被批判过的11位同学,无论情节轻重,后来一个个都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全都被赶出课堂了。

当一个个同学相继被作为“右派”被批判时,许多同学和我的心里都希望支部不要再“打”下去了,不要为了表现她们革命的坚定性,大整朝夕相处的同班同学了。班上的预备党员包括我在内都不敢出来劝说或制止,生怕“右派”或“右倾”的帽子落到自己头上。群众更不用说了,根本没有话语权。那时,党支书与系总支副书记同心协力,亲密联手,宁左勿右的思想主导着他们两位,一点没有想收手的意思。在支部准备明天组织批判第12位同学时,如果不是校党委郑干副书记出面制止(他大概也感觉到8531班打了11个“右派”还要继续打,太过分了),第12位“右派”就是支部内定批判的、外号为“小皮球”的女同学了。当许多同学听到郑干副书记的意见时,我想,他们一定和我一样,暗地里欢呼雀跃,不仅为“小皮球”高兴,也为自己高兴。否则,第13顶右派帽子说不定后天就会落到自己的头上。

这就是8531班在1957年反右时发生的悲剧,完完全全人为的悲剧。

（三）

1957年反右时,8531班批判了11位同学,主要是揭发和斗争他们的“右派言行”(或所谓“右派罪行”),但那时并没有将他们定为“右派”。一般说来,在运动中,人所共知的政策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当班上批判右派的运动结束后,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些犯错误的同学被批判过了,提高了认识,在处理上最多受个处分就过去了,他们还是我们的同学,还是我们的同志,还和我们一起上课。但实际的处理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

我实在想不起来,这11位同学是什么时候、经过什么程序被定为“右派”的?我问了一些同学,问他们知道不知道定“右派”的事,回答是没有一个知道的。在批判“右派”言行阶段,党团员和群众都参加了,可是处理阶段呢?确定这11位同学为“右派”并上报党委,总得有一个过程或一个程序吧,总得认真核实一下11位同学的言行。当时的情况是,在整风期间,8531班同学,在总支和支部一再鼓励鸣放的鼓动下,说了一些心里话,但也没有出格。仅仅就是:一句提问,“为什么政府新一届副总理中没有民主人士?”;一句埋怨,“某某同学在肃反中被无端审查实在是冤枉”;一篇抄写,“将《听我言》抄在8531班黑板报上”;一句玩笑,“党支部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以及后来批判老杜时的一句辩护话,“老杜背叛了自己的地主阶级家庭,而成为地下共产党员,并被派到大学来深造,几年来进步很大”;等等。这些话语,无论怎样上纲上线也够不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完全可以不作为“右派”处理,便把他们解脱了。而且这样做,也没有否定总支和支部领导8531班反右斗争的“大方向”和他们反右的“功劳”。但实际并没有这样做。我不知道支部领导是如何向上面报“右派”的,但我们大家最后见到的就是,班上被批判的11位同学不管情节轻重都被铁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从而向全校证明了8531班党支部领导立场坚定,与班上的众多“右派”做了坚决的斗争。

由于这11位同学被铁定为“右派”,反右后期,他们都被逐出课堂,不再和我们一起上课学习了。像晴天霹雳一样,灾难落到这11位与我们朝夕相处的同学身上,这是我们都没有想到的。我不知道当时的8531党支部领导的心情(但愿她们意识到自己的残酷无情,会和我们一样感到难过),看到对这11位同学的处理会这么重,而且被迫离开了我们,我和同学们都很难过。特别是和我最要好的兄长老杜,他的离去使我非常难过。但有谁敢说一个不字,有谁敢公开同情他们?11位同学中被认为“罪名”比较轻的有4位留在学校里,在校工厂劳动(如果当时8531班支部和系党总支有一点点慈悲心,这4位同学完全可以不划为右派,但她们是铁石心肠的人,不肯出来说一句话),其余7位被认为较重的,被发配到北京某工厂(当时不知道什么厂,后来才知道是北京综合仪器厂)。

反右后,班上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崇尚斗争哲学的8531班支部领导,便对着那些他们认为是“老右”“中右”“立场不稳或立场错误”“旗帜不鲜明”等党内、团内同志下手了。于是,人人过关,当事人一遍又一遍地检讨,大会、小会无休止地批判,无论你怎样检查,都不会是深刻的。许多党团员被整得灰头土脸,头都抬不起来。我不想在这里一一诉说这些挨整的人所受的苦难了。但据统计,最后受到党团籍处分的人是12位(1名正式党员和5名预备党员,6名共青团员,这不包括被错划“右派”又被开除党籍或团籍的同学),比11位“右派”同学还多一位。这样,8531在整风“反右”中光是犯“错误”受处分的人,超过当时全班人数(44人)的1/2。这不但在北京工业学院甚至在全国高校大概也是首屈一指了。后来我才知道,除上面的23人外,受牵累的还有当时未被处分的团员和非党团员的群众中被支部划为另类的同学。有好几位同学告诉我,他们到单位工作后,发现自己受到异样的对待,保密部门不让进,机密不让接触,人不被重用,有的被分配到技校教书等。那些受了党团籍处分的同学,被分配到工厂后,人不被重用就不用说了,有的依然被批斗;有的以犯过“政治错误”为由在婚姻恋爱上受到粗暴干涉;等等。所有这些,自然与人事档案中反右时期的结论材料有关,无疑是反右给8531班同学留下的后遗症。

当反右和党团籍处理的运动过去以后,支部在班上展开了“红专辩论”,即所谓“插红旗,拔白旗”,实质上把努力钻研和学习优秀的人批倒批臭。非常滑稽,不知是谁定的,我们班两位被公认成绩最突出、学习最优秀的同学,邦益被作为白专典型,琳玉被作为走粉红色道路的典型(所谓“粉红色”是外面涂是一层红色,里面还是白的)被批判,以“教育”同学们不要走他们的路。而政治上很“红”但学习实在很一般的那位党支书,想要树为红专典型了。我的书呆子性格又出来了,在讨论时,便顺口说了一句,她有3分,意思是有3分的同学怎么能说是又红又专呢?在8531班,考试时,同学们大都是5分,4分较少,考3分是极少数。现在,成绩单有好几个3分而5分很少的人却成了又红又专的典型,简直是开玩笑。会后有的同学笑我的意见,不从政治上看,而是从分数上看,书生气十足。更可笑的是,党支部还强使邦益检查,要琳玉出来“现身说法”,以教育同学们不要走“粉红色”道路,简直太欺负人了。至今我一想起当年的这件事,犹感到恶心。

说实话,即使在“整风反右”中,我也没有意识到领导反右运动的8531班支部会有私心,认为她们不过是认识上太左了,革命性太强了,因此出手如此坚决,毫不留情。但看到支部在给11位同学定为“右派”如此不负责任和毫无同学情义,特别是经历了党团籍处理和红专辩论等阶段后,我对她们的为人品质开始产生怀疑,尤其是后来当我从学校广播中听到一本内容主要批判8531班走白专道路的小册子。当然反面典型是老杜,正面典型就是领导8531班“反右”运动的支书。我心中无比的愤怒。我想说:“不、不,事实不是这样的。”可是我能跟谁说呢?

这一场无情的反右斗争,把8531班打个粉碎。阶级斗争要求无情揭发自己的同学,今天你揭发了我,当然明天我也照样揭发你;大家相互伤害,往日友谊荡然无存。即使反右过后,在所谓思想汇报的阴影下,人与人之间互相信任友爱的气氛没有了。你能相信谁呢?今天你讲了心里话,说不定明天便有人把你卖了。同学之间往日互助友爱、团结合作、互勉上进、亲密无间的关系消失了,代之以冷漠、疏远、猜疑甚至憎恨。班上大多数同学的学习不似过去那样努力了,成绩也不像过去那样看重了,我也是一样,想的是早点毕业到工厂工作算了。最后一学期,同学们草草地做完毕业设计,没有进行毕业答辩,指导老师给了我一个5分,就草草地结束了5年的学业,按照组织分配走向工作岗位。在离校前,8531班同学们没有欢聚一堂,互相留言,互道珍重,也没有拍毕业照,在凄凉无奈的气氛中各奔东西。

（四）

我毕业后留校,搞新专业,后来又到苏联留学,一直忙忙碌碌,留苏回校后就碰上“文化大革命”。随着时间的推移,8531班有些事被淡忘了,但心中还是挂念11位挨整的同窗同学。有时想到他们和我一样,都是热血青年,热爱祖国,立志报效自己的国家和人民,都是父母生的,为什么他们要遭受如此大的不幸呢?有时想到自己在他们倒霉时没有伸出手来援助,觉得很惭愧,特别是对老杜。

当所谓“右派”同学被逐出课堂变成异类后,他们留给班上大多数同学的主要是怀念和思考。怀念是隔不断的多年的同学情分,思考是这些同学无辜受冤,为他们抱不平。我留校后,在北京或出差中见到班上那些能交换意见的老同学时,可以说,人人都为这11位同学的遭遇感到难过、不平和遗憾,无不埋怨甚至责骂当年领导这场斗争的8531班支部和党总支某些人,都希望有朝一日我们班受难的同学能平反,还他们一个清白。

1979年,当我听到党中央为1957年右派改正的消息时,我真是非常高兴,心中高呼“乌拉”。8531班的11位被错划右派的同学全部得到改正。大概在1979年末或1980年初,8531班同学在分离22年后第一次大团聚,会面地点在沪生家。所有在京的同学除个别人外都到了,劫后重逢,大家都感慨万分。见到这些受难的同学身体和精神状态都还好,我很高兴。我原先想象,可能个别同学在聚会上会有埋怨或是责骂,毕竟他们受了22年无辜的冤屈,一个人的一生有几个22年啊!但实际上他们一个也没有埋怨,甚至没有牢骚,好像没有发生过1957年的事一样。我真是为他们的宽容大度所感动。我当然不敢问这些同学离开学校后到社会上所受的苦难、歧视和折磨,怕引起他们痛苦的回忆。使我高兴的是,他们很坚强,依旧那么有信念。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说明,他们是祖国忠诚的儿女。这些同学本来就是班上学习的佼佼者,既聪明又能干,在工厂里,他们很快就成为专家或技术能手,得到人们的信任和领导的赏识。他们在工厂的处境还好,尽管有的人没有工资,只有极少的津贴,生活还是很艰苦的。应该指出,在那次聚会上,当年那位领导8531班反右运动的支书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就算向大家道歉了,但大家都没有说什么,就过去了。

老杜在那天并没有到会。1980年我与他一起游紫竹院时,我的确是深感羞愧的,因为我眼睁睁看着他落难,没有站出来为他辩护,而且因为避嫌,怕被人家说我与右派藕断丝连,没有打听他在哪里,也不敢去看望他。他说不来找我的原因,是怕牵累我,他说:“我自己倒霉就够了,何必挂上你呢!”老杜还是像当年一样,把我看成是他的老弟,一句埋怨的话都没有;他说他在厂内还好,拼命地工作,有时通宵加班,精神上没有受很大的苦难,领导很器重他。我们谈了一上午,他依然那样爽朗,那样健谈,那样自信。在1957年的事件中,老杜毕竟是一条硬汉子,既没有哭哭啼啼,也没有倒下求饶。他告诉我,他知道党内斗争的残酷,他认栽了,但他有坚强的意志和决心,在新的岗位上站起来。我感觉,他在厂里干得不错,若不是他的“右派”问题,他早当上总工程师了。

那天我对他谈了对8531班运动的看法。在11位“右派”同学被逐出课堂后,我一直在思考班上的问题。我觉得,老杜把8531班的支部领导权拱手让出去实在是他人生的一个最大失误,也是8531班的最大不幸。他实在太不了解支部内那位凶狠整他的那位“战友”以及他似兄长般关爱成长的8531班第一批入党的“党员”了,我直到现在也不明白支部为何对老杜整得这么狠的原因。老杜“鸣放”时说的两点,无论如何上纲上线也够不上反党反社会主义,但人家一出手,突然袭击,就把他打翻在地,让他永远不得翻身。当时,老战对我说,不管动机好坏,老杜发言的效果就是配合社会上的右派向党进攻。但他明明知道是党支书主持鸣放会(这是在1957年6月8日反击“右派”前)催着老杜,老杜才发言的,他说不出老杜哪一句话是向党进攻的,也说不出老杜是怎么配合社会上“右派”向党进攻的。总之,在那时,8531班支部和系党总支主管学生反右的领导一旦定了你是“右派”,你就是右派;哪管你是老党员、老支委、老领导,老战友。我想,如果支部的领导权在老杜手中,党总支也有他的一个位置,他当然也会按照上级意见在8531班内打“右派”,但绝不会这样无情,这样不讲道理,不讲政策,我们班绝不会出那么多“右派”,不会有这么多人在反右后再受无情打击。

那次会面,老杜对我说要离开北京回老家重庆和家人团聚,但走后,我们之间一直失去联系,我和同学们都十分想念他。直到今年(2008年) 8月1日,我忽然知道他的消息,便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通话。知道他曾在重庆矿山机械厂和重庆开关厂工作,而且还担任过两个厂的总工程师、重庆市人大代表等重要职务,老杜真是好样的。他自20世纪90年代初离休后,一直过着幸福的晚年,我真是为他高兴。

（五）

经过这场运动,我想了很多很多。我真没有想到,人世竟会如此险恶,人又是那样脆弱,讲几句“错话”(甚至根本不是错话)就倒下了。这些同学,有些我很熟悉(如老杜),有些不大熟悉,但他们大都是像老杜那样,响应党的号召、真诚直率讲心里话的人,并且大多数是很有才华的人。我庆幸自己躲过这一劫,我后来知道,如果不是我的工农出身,也是很难逃过这一劫的。我是一个喜欢思考的人,但此后我告诫自己,老老实实钻研业务,政治问题绝不要发言,也不要去想它,更不要提意见,多吃饭,少开口。我把上大学以来陆陆续续写的有关思想片断如日记类等笔头材料统统销毁了,以免引起麻烦;仅把学习笔记本、实习日记本保留下来了。我害怕的是,一旦被人家发现你写下的片言只语,上纲上线,认为是反动或反党言论,你能解释清楚吗?

在11位“右派”同学离开我们后,有好长时间,我精神集中不起来,思想恍惚,晚上经常做噩梦。一想起受难同学的遭遇,心中隐隐地作痛。我知道,我的学习退步了,考试也出现4分了,对人也有戒备之心了。不过,谁也没有看出来我的变化,我还是像过去一样努力学习和工作。通过这场风暴,我思考了不少,也成熟了一些。这场运动给我的正面和反面的教训都有。它给我个人的教训,一是多做事,少说话,千万谨慎,不要说错话;二是凡事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三是不要太相信人了,人有时很凶残的,会翻脸无情的。不过我还是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老话。

毕业几十年来,我和同学们之间感情是很好的。不少同学和我都有交往,我和一鹤两人的妻子都是耀升介绍的;我屡次出差昆明,有时就住瑞明、圭尧家,并且和邦益、运元、瑞明、圭尧四人经常相聚,圭尧来京有时也住我家,他的孩子晓瑞在京补习托福3个月期间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把她当作自己的女儿。改革开放以来,8531班同学联系很密切,在京同学差不多年年聚会,欢聚畅谈;一遇到有同学生病,很多人便去探望。辉洲还专门组织在京的8531班同学畅游延庆,邦益来京出差时还专门设宴招待北京的同学们。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以及之后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特别是为蒙冤的“右派”改正并为他们“恢复政治名誉”的中央55号文件,彻底打破了套在8531班“右派”同学身上的精神枷锁,当年受党团籍处分的同学也得到了改正。这时已经是1979年,离1957年已有22年了,我们的同学大都是四十五六岁,接近50岁的年纪,但党中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向现代化建设转移的战略决策,大大鼓舞了8531班同学们,使同学们焕发了青春。尽管人生最好的年代已经过去,但8531班同学更加勤奋工作,努力把失去的时光追回来。在改革开放的年代,8531班的同学是好样的:邦益、辉洲、琳玉都当了大厂的厂长、总工程师;邦益还当上了省经委副主任;辉洲成为国内著名的医疗器械专家,金堂是我国第一台上天的胶片式航天相机的总设计师(王大珩先生在会上不止一次提到金堂的贡献,说他是吃第一个馒头的人);瑞明、开源也当了厂长,耀升、周行等升为研究员,拱北当上了物理系系主任,老杜的贡献在前面已经说了,还有不少同学是研究所、工厂、高校的骨干或部门领导,在工作岗位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有时想,如果没有1957年的打击,不少同学对国家的贡献会更大,因为他们比我聪明和优秀。无论如何,我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8531班同学不愧是祖国的优秀儿女。

（六）

关于反右运动的教训在一些书刊文章中已有精辟的分析。我想在这里,谈谈自己对8531班“反右”失控的一些思考。近年来,当我向青年人叙说1957年8531班的事,他们都觉得很难想象,不可思议。他们问我,为什么支部的某些领导为所欲为,为什么同学们既没有异议,也不敢反抗,任人宰割?究竟是什么让人在这场运动中失去正常的理智?这也是我思索的问题。

我认为,撇开这场运动中的个人思想品质不谈,就8531班来说,这场运动,至少有四个教训值得记取。

一是驯服工具论使人们失去思考。

20世纪50年代的青年,有一个特点,就是听党的话,以表示对党和毛主席的尊敬、信任和热爱。这句话就像通常我们说的“听老师的话”“听父母亲的话”一样,人们相信党像相信自己的老师和父母亲一样爱我们而不会害我们,听他们的话没有错。但“听老师的话”“听父母亲的话”谁也不会绝对地去理解,不会百分之百听。然而,“听党的话”后来演化为听党支部的话,做党的驯服工具等,完完全全被利用和曲解了。其结果是,基层党员和群众都不要思考了,不要思想了,只要做驯服工具,老老实实听话,跟着走就好了。失去思考的人是多么可怕和可悲,被人牵着走还以为自己忠于党,听党的话。

二是缺乏民主使群众丧失话语权。

在“反右”运动中,头头拿着中央的尚方宝剑,右派是属于敌我矛盾,而对敌人是不能仁慈的。党支部代表党,执行的是党总支、校党委和党中央的指示。党支部与“右派”做坚决的斗争,以示他们对革命最坚决、最忠诚。但是,党支部若不讲民主或别有用心,群众(包括一般党员在内)便丧失了话语权。此时,支部和总支中某些人一合谋,定了想搞谁就搞谁,任何怀疑、否定、反对,都被指责为站到与党对立的立场上了,就是社会主义的敌人。在运动中,不但挨整对象被剥夺了申辩权,稍做解释,便被指责为态度有问题。而参与运动的群众也被剥夺了话语权,只能是看客,或者跟着墙倒众人推,不准为挨整者说句公道话,不然轻者被认为思想右倾,重者被认为是同伙照样挨整,甚至也被划为右派。若一个领导运动的支部及总支“左”得出奇,宁左勿右,不给群众话语权,打击面扩大是不可避免的。8531班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

三是强大的政治压力使人性扭曲。

在运动中,党支部和党总支想整谁就整谁,群众(包括一般党团员)没有发言权,只有跟着走、收集材料、罗织罪名、帮助上纲上线的义务。现在看来,这种批判方式太荒唐了,但那时我们想都不敢想,这样粗暴的批判是有问题的。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谁也不敢与挨整的“右派”同学站在一起,若帮他们说话,辩解一下,自己就会有危险。不过,怀疑之心、感到不对头的心总是有的,因为被批判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一句牢骚(如“老开会,老开会,开会能开出共产主义吗?”),一句怪话(如说支部领导“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一个疑问(为什么政府新一届副总理中没有民主人士?)都提高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高度来认识,来批斗。难道我们当时都没有看出来批判过头了吗?我想不会,但谁也不敢说出来罢了。在反右中,人人(包括我在内)希望自己是积极分子,希望自己是和党站在一起的,更不希望下一个挨整对象是自己。人想自保,而自保的一个办法是努力跟着走,想不通也得通,若要表现“积极”,便一起对挨整对象“上纲上线”。这样,善良的人性被扭曲了。我一定是这样的思想状态:自己是工农子弟,又是预备党员,要跟着支部走,要当积极分子,努力参加反右派的斗争;还有,我在整风中“右倾”了,我不能在反右中落伍了。我的人性同样也被扭曲了,所幸的是,我还保存着父母亲留给我的一点天良。

四是蔑视人的价值和尊严,使人的仁爱、宽容之心丧失。

反右批判中最大的问题是蔑视人的价值和尊严,不把人当成人。昨天是同学,今天就被视为“敌人”了,任意侮辱,不容你分辩、申诉。人格上的不尊重对知识分子是最痛苦的事,但只能把苦水往肚子里咽。那时,无限上纲、胡编乱造、辱人整人都是可以的,而实事求是的原则早已抛到九霄云外了。刚学的一点唯物辩证法:“要全面地、辩证地看问题、看人”的一些基本原则都忘记了。最可怕的是一个人的仁爱、宽容之心丧失。看到同学受难,毫无恻隐之心,还要往死里打,连一丝怜悯同情心都没有,人性到如此地步,实在太可怕了。

1957年的反右斗争把中国人素所崇尚的仁爱情怀、正义精神、诚信品德、善良人性都摧毁了,“文化大革命”又把我们民族的精神道德以及人性伤害到极致了。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希望我们的后代再也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

结束语

在写上面的回忆时,我思考了很久,就像哈姆雷特那样:“活着或是死去,这是个问题”,对我来说:“沉默或是出声,这是个问题”。我觉得,若自己回忆1957年反右的事,沉默的一方面是承认1957年反右时发生的一切都是自然的,都是合理的,都是应该承受的,而且是不应该抱怨的;沉默的另一方面意味着自己1957年反右时见亲密的同学受难而不敢说一句话为他辩护,见同学被逐出课堂而不敢说一句同情话、公道话,也是自然的、合理的,因而也是心安理得的,没有什么可以羞愧的。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因此,我选择了出声,写下了这篇回忆文章,不管它将来会给我带来什么。

1953年,我从上海来到北京工业学院(今北京理工大学),这里有我的青春,我的梦,我的回忆,也有无数对生活、对苍天的疑问。毕业50年过去了,逝水年华,人生如梦。回想我在8531班度过的5年青春,它给我带来知识和力量、友情和快乐、痛苦和无奈;无限感慨涌上心头。但我要对8531班同学们说,我感谢你们给我的爱和力量,愿你们晚年幸福,健康长寿!

往事并不如烟,历史不容湮没,愿后人记取这段历史的教训吧!

【注释】

[1]本文写于2008年,为纪念8531班毕业50周年聚会而作,载“忆今昔——毕业50周年再聚首文集”44~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