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开拓新的挑战

新的开拓新的挑战
——研讨会闭幕词

陈国恩

(武汉大学)

各位前辈、各位专家、各位朋友：

闻一多殉难60周年纪念暨国际学术研讨会，经过2天紧张热烈的讨论，将要结束了。7月武汉的炎热和珞珈山庄内清凉感觉的对比，我觉得恰好代表了这次研讨会的气氛，那就是我们怀着崇高的敬意阐释闻一多的意义，气氛热烈，但大家又都表现出了冷静、理性的态度，通过对话和交流，推进了闻一多的研究。

参与这次研讨会的有来自全国各高校、研究单位以及台湾和海外的学者80多位，共计收到论文39篇，还有10余篇未及提交，但已经在大会上发言或正在撰写之中，总计有50余篇，有近四十位学者在大会和分组讨论中发言。《湖北日报》、《长江日报》、武汉电视台、《武汉晨报》的记者到会采访并做了报道。会后我们将出版论文集，并在《文学评论》、《江汉论坛》、《长江学术》上发表综述、组织专题论文，宣传这次研讨会的成果。总的来看，这次研讨会在各位前辈和与会学者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下，取得了丰硕成果，可以说是开得相当圆满的。

我觉得这次研讨会的成绩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拓展了闻一多研究的视野。这一次研讨会的发言中，闻一多与大学教学是一个比较集中的主题。闻一多作为一个诗人与学者的身份素来受到学界的重视，相比较而言，由于他的新诗创作和学术研究的盛名，他作为一个大学名教授的教学思想虽然也被关注，但似乎没有引起大家的足够重视。其实，闻一多是一个有思想、有个性的教授，他的教学思想也是有特点的。有多位学者就此展开了颇有新意的讨论。许祖华、孙红震着重阐释了闻一多大学教育理念的现代意蕴，提出闻一多关于大学学科设置应该分为文学系与语言系，文学系应该包括中国文学、西方文学、东方文学，以克服“中西对立、语文不分”的弊端，这种学科设置的思想是具有前瞻性和现代意义的。闻一多教学实践中非常强调学生要独立思考，敢于发表异论，重视对学生的启发式教学和实践能力的培养，重视对学生的人文精神的培养，在实现中西教学理念及教学方法的融合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这给我们勾勒出了闻一多大学教学思想的清晰轮廓，丰富了我们对闻一多的认识。商金林先生从闻一多与清华大学的关系入手，以丰富的史料阐释闻一多的大学教育理念的内容及表现形式，闻一多的治学方法及其特色，也论及闻一多关于大学学科调整的思想，讨论这一学科调整的思想对后来大学教学的影响。李文平、柳青简洁明了地阐释了闻一多在教学中注重创新能力和个性的培养，吴艳、秦方奇、户松芳、张文民所讨论的也是闻一多与大学教学的主题，并各有侧重和新意。

闻黎明先生的《围绕李公朴闻一多被刺事件的一场舆论交锋》是一篇有分量的论文，他用翔实的史料展现了李闻被刺事件后各派政治力量在宣传报道中的策略、态度及从中反映出来的政治立场，实际上是引入传媒研究的方法拓展了闻一多研究的领域。闻黎明先生在论文中着重强调了国民党通讯社及报纸在报道被刺事件时的含混甚至故意混淆视听的态度，共产党方面旗帜鲜明的观点，而且细致地点明了国民党《中央日报》与地方报纸、共产党的《新华日报》与解放区的报纸在报道李闻被刺事件时的差异，分析了民盟态度从谨慎到明朗和坚定的转变，显示了新闻报道的深入和各派政治力量态度的细微而重要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中所透露出来的不同政治力量在这一事件中的处境。这些都是很有见地的。其实，1946年7月中旬在昆明连续发生的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事件，是政治协商会议结束后出现的一个影响最大的惨案。抗日战争胜利不久，中国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即是通过政治协商达成国内团结，走民主建国的道路，还是通过武力来统一中国?李闻惨案之所以引起了中国社会的极大震动，是因为围绕这一惨案各派政治力量进行了一场大博弈，牵涉到了中国的前途问题。从这一角度看，研究李闻惨案发生后的舆论交锋，其意义除了重现惨案发生时的真实情况，更重要的是揭示了战后中国的政治走向。

从传媒的角度进入闻一多研究的还有徐希平教授的论文。徐希平教授梳理了闻一多的新闻实践与新闻理论，虽然是史料性的梳理，但为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使学界注意到闻一多与新闻的关系。我认为徐希平教授的报告中，关于闻一多新闻理论的简要论析是有价值的，虽然闻一多的这些新闻思想不是他的独创，但闻一多强调言论自由、民主自治与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良知，可以看出闻一多的政治倾向和他的身份，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一个完整的闻一多。

蒋登科教授介绍了闻一多的作品在国外的翻译和研究情况，向我们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线索。其实，从一个作家作品的被翻译可以看出他在国外的影响，这是属于文学传播与接受的研究范围。以前我们限于条件和外语能力，对中国作家、诗人的作品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关注不够，闻一多的研究同样存在着这一问题。比如闻一多的影响及于国外，但他的诗在国外的翻译情况如何，国外汉学界对闻一多是如何看的，这都是很有意思的问题。蒋登科教授在这方面做了很有意义的工作。

二、深化了闻一多研究的内涵。大家谈得比较多的还有两个问题，一是闻一多的人格，二是闻一多的新诗创作和诗学思想。这些本是老问题，但这次研讨会的不少论文都努力从新的角度进入，就老问题提出了不少新见解。周棉教授的发言，主要讨论了西南联大以留学生为主体的教授队伍的民主自由氛围对闻一多的政治理念及斗争精神的影响，周棉教授让我们注意到正是以留学生为主体的教授队伍构成了西南联大的民主堡垒，事实上激励并在一个时期中保护了闻一多。周文还提醒我们注意闻一多的遇害与云南地方政权结构的变化之间的关系。这是近年来出现并为大家所接受的观点，即认为地方实力派龙云主政昆明时期，鉴于他与国民党高层的矛盾，对民主派的活动采取了保护和宽容的态度，这才造成了后方一度势头强劲的民主运动。可当中央势力取代地方实力派以后，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那些在战场上取胜的将军对民主运动采取了高压政策，并且要急于取得实效，由此造成了一系列的惨案。这是对以前无视地方派系与国民党中央矛盾的研究模式的超越，丰富了我们对闻一多惨案发生根源的认识。

李乐平教授则从闻一多的诗作诗论及杂文入手分析闻一多人格之多维一体的方正和圆满。闻一多的人格是崇高的，其内涵是丰富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剖析，其意义和现代性的转换都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闻一多的诗学思想一向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要出新意本来已经很不容易。但这次研讨会的报告中还是有新的进展。莫海斌先生的《闻一多的幻想说：20年代诗歌想像力理论》把闻一多的幻想说置于形式诗学更高的地位，并作了激情与理性相交融的论证，可以说是有启发性的，而且其意义还包括由此可以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江锡铨先生的《诗画歌吟》着重谈到了闻一多诗学观念及实践中的廓线与色彩的问题，角度小一些，但很有特点。郭小聪教授则从宏观的角度分析闻一多精神遗产的现代意义，何佩刚教授从闻一多的诗歌美学说到新诗的前途，皆有助于深化我们对闻一多诗学理论及其意义的理解。

刘殿祥先生考察闻一多在中国学术从古典到现代的转换过程中的地位和所做出的贡献，也很有特色。他强调闻一多在信古和疑古思潮的对峙中，遵行清华的释古思潮的原则，在学术研究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闻一多的朴学方法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基础，但又掌握了多种现代科学方法和各种现代美学理论，又具有一种创造性的现代思维，对研究对象做综合的多角度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还有一些学者，对闻一多的诗歌的智性美、闻一多诗歌的小说和戏剧化、《死水》、《红烛》的色彩美、闻一多与梁实秋早期新诗的批评、闻一多新诗与传统文化、闻一多与中国现代戏剧、闻一多的新诗节奏理论、闻一多诗歌的象征艺术倾向、闻一多诗歌的翻译问题、外国诗人和思潮对闻一多的影响等问题做了新的探索，提出了一些具有新意的见解。

三、充实了闻一多研究的队伍，闻一多研究后继有人。这次研讨会中，老一辈学者担当了领路人的角色，像陆耀东先生对这次研讨会的召开倾注了许多心血，在他的开幕词中，对闻一多研究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黄曼君教授和梁笑梅博士合作的论文，对闻一多殉难的文化意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解读，从政治文化、思想文化、审美文化三个方面加以论述，体现了黄曼君先生一贯的开阔大气的眼光和激情与理性相交融的风格。尤为难得的是93岁高龄的李尔重先生提交了闻一多与《周易》研究的长篇论文，表现了令人钦佩的治学精神。

中年研究者担当了主角，而刚走上大学教学岗位的年轻学者和在读的博士生成了一支生力军。他们思想活跃，见解锐利，提出了一些很有冲击力的观点。这里我要特别提及易彬先生的论文《政治理性与美学理念的矛盾交织——对于闻一多编选〈现代诗钞〉的辨诘》。这篇文章的观点是新锐的，说出了闻一多20世纪40年代编选《现代诗钞》时的一些实际情况，比如闻一多当时对新诗的创作情况不很熟悉，他的诗学思想的变化影响了他对一些作品的判断和取舍，他对诗的取舍不尽合理，但闻一多此时的诗学立场还是既肯定浪漫派诗歌形态，也对现代派这一充满探索意味的新兴诗歌艺术形态多有认同。其实，人非完人，40年代的闻一多专注于古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对近期的新诗情况有点生疏，编选诗钞有些吃力，是不奇怪的，这并不损害闻一多在新诗史上和学术史上的地位，反而有助于说明人的能力毕竟有限，不可能成为样样精通的全才。所以提出《现代诗钞》编选中存在的问题，是有意义的，当然对其中一些问题的评价也是可以进一步探讨的。

四、在价值观和研究方法论上开展了有效的对话。我这里要特别提出韦英先生的发言，他以翔实的史料和细致的辨识，向谢泳先生的观点提出了商榷，但又表现了理解的同情和说理的态度。我觉得他的意见具有内在逻辑性，是有说服力的，但又采取了非常委婉的方式，表现出了老一辈人的宽厚态度和学术上的认真精神。年轻的易彬博士的论文有锐气但也富有理性的精神，在学术倾向上的差异可能是由两代人的时代感、价值观和治学态度上的差异带来的。这是更深层次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我想有助于闻一多研究向时代性和价值观方面的深度发展。

不过，这次研讨也存在着一些不足。首先是由于一些主客观原因，国外的专家少了些。客观上说是召开研讨会的日期问题，纪念会理应在闻一多殉难的七月举行，但这个时候不少国家的大学没有放假，所以本来有意参加这次研讨会的一些外国朋友后来不能与会。

其次，研究的范围还应该更为广泛一些。这次研讨会虽然在一些论题上有所突破，但就闻一多古代文学和文化研究方面的成绩进行研究的论文数量偏少，分量不足。本来是纪念闻一多殉难60周年，闻一多殉难的史学方面的研究应占相当的比重，但目前看来，只有闻黎明先生的一篇文章涉及这一主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当然，要在上次研讨会召开仅仅两年后再次召开这样规模的会议，取得现在这样的成绩，可以说已经很不容易，这是与会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也反映出闻一多人格的感召力，反映出闻一多新诗创作和学术研究具有当代的意义，是个常说常新的课题，也反映出与会各位专家对闻一多的敬意和倾心于学术研究的精神。今后的闻一多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还有赖于各位前辈和朋友共同努力。今后的这方面研究的深入还会遇到新的挑战，也许是价值观上的问题，时代感的问题，治学方法上的问题，这些问题在这次研讨会中已经有所触及，有所显现，这有待于我们共同应对，一起把闻一多研究推向深入。

最后需特别说明的是，1999年9月份的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会改选了中国闻一多研究会理事会，其中蓝棣之先生被选为研究会的副会长，后来，在《2004年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所刊登的中国闻一多研究会理事会名单中把他的大名遗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