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公理”而战，死何足惧哉

二、为“公理”而战，死何足惧哉?

闻一多立志为人类的价值献身，落实到公共领域，则成了为“公理”而战。

闻一多对于个人、家庭、社会、国家，采取了一种分别对待的态度：国家和社会为上，家庭在次，个人则又在次。

他是个对家庭很有责任感的人。在家信中，他经常过问弟妹的学习，关心妻子的读书。当妻子想提前回家读书时，他甚至搬出“终身大事”的名目，要求父母别受习惯观念的束缚：“此关系伊的学业，即伊的终身之事。请两位大人勿循俗套必住二十八天，致误伊光阴。……如非然者，则两大人但知爱俗套而不知爱子也。我妇自己亦情愿早日归求学，如此志向，为大人者似亦不当不加以鼓励也。”^[9]虽然他对包办婚姻抱着抵触情绪，但既然已经结婚，他就忠于家庭，承担起了丈夫的责任，哪怕承受着感情上的一时痛苦。闻一多对家庭自觉承担起责任，从他1919年的一封家书中可见一斑：“男待亦何尝不愿回家稍尽温省之责。远客思家人之情也，虽曰求学求名，特不得已耳。此年中与八哥共处，时谈家务未尝不太息悲哽，不知忧来何自也……一回想家中景况，必警心惕虑，益自发愤，故每归家，实无一日敢懈怠，非仅为家计问题，即乡村生计之难，风俗之坏，自治之不发达，何莫非作学生者之责任哉！”^[10]其心系家人和故土的热切感情溢于言表。

不过，比起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利益来，家庭在其次了。这是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已经形成的一种人格。他在致吴景超的信中说：“‘不出国不知道想家的滋味’——这是我前日写信告诉繁祁、方重的；你明年此日便知道这句话的真理。我想你读完这两首诗，当不致误会以为我想的是狭义的‘家’。不是！我想的是中国的山川，中国的草木，中国的鸟兽，中国的屋宇——中国的人。”^[11]所谓“你明年此日便知道这句话的真理”，是指吴景超按计划第二年也要留学美国了，而他提到的那首诗，便是著名的《太阳吟》。

五四运动爆发，闻一多积极参加了学生运动。他在家书中说：“国家至此地步，神人交怨，有强权，无公理，全国瞢然如梦，或则敢怒而不敢言。卖国贼罪大恶极，横行无忌，国人明知其恶，而视若无睹，独一般学生敢冒不韪，起而抗之，虽于事无大济，然而其心可悲，其志可嘉，其勇可佩……男与八哥均在秘书部，而男责任尤重，万难分身。”^[12]可见他是凭着一份正义感和公民的责任心投入学生运动的，并且自期责任重大，有一份天降大任于斯人的豪情。

1924年，在美国的部分中国留学生筹划成立大江会，这是一个国家主义的团体，而闻一多的参与这一团体的活动，是从其一贯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的。他在家书中写道：“我辈定一身计划，能为个人利益设想之机会不多，家庭问题也、国家问题也，皆不可脱卸之责任。若徒为家庭谋利益，即日归国谋得一饭碗，月得一、二百金之入款，且得督率子侄为学做人，亦责任中事。惟国家糜巨万以造就人才，冀其能有所供献也。今粗得学问之毛，即中途而废，问之良心，殊不安也。近者且屡思研究美术，诚足提高一国之文化，为功之大，然此实事之远而久者。当今中国有急需焉，则政治之改良也。故吾近来亦颇注意于世界政治经济之组织及变迁。我无干才，然理论之研究，主义之鼓吹，笔之于文，则吾所能者也。客岁同人尝组织大江学会，其进行之第一步骤则鼓吹国家主义以为革命之基础。”^[13]在这封家书中，他把个人家庭与国家民族的轻重关系解释得非常清楚，而他对于参加大江会的动机也说得非常明白，即是出于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担忧而谋政治改良之前途。虽然此时闻一多的政治改良的理想不可能清晰，没有明确的蓝图，但他期望政治清明、国家建设走上正道、民众能够安居乐业的理想是相当明晰的。

一般地说，闻一多是个相当理性的人。他的诸多行动都是经过反复思考仔细计划好的。但是当他的最基本的道德信仰和人格遭到亵渎时，他又是一个很容易冲动的人。这时的冲动，反映了他性格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即是当他一旦认准了自己做出的决定具有正义的性质、于国于民有益的时候，他便会义无反顾地奋然向前，而不计个人的得失。分析这时他的心态，我们会发现，他会感觉到他代表着正义，而且承担着重大的责任和使命，到了非他站出来不行的地步。如果非正义的力量越是强大或强横，他的抗争就越是激烈。这种性格在他清华读书时就已初露端倪。1921年6月，清华学生参加支援北京八校的索薪斗争，举行“同情罢考”。闻一多所在1921级和1922级同学斗争尤为坚决，因而闻一多等29名学生被校方勒令开除。后经学生抗争，校方被迫让步，但仍给以不悔过即“留级一年、推迟出洋”的处分。闻一多对此非常愤怒，在4月13日致父母书中称：“我现在决定仍旧做我因罢课自愿受罚而多留一年之学生，并不因别人卖人格底机会，占一丝毫便宜，得一丝毫好处。……现在我愿抵死力争，甘冒不韪，以触当局之羞恼，而致罚于我。”他的理由是“若不尽我最高度之力量以为公理战，我有负我所信奉之上帝及基督，我有负教我‘当仁不让’之孔子。”^[14]他的意思是说，为公理而战，为保卫人格而战，抛弃个人实利在所不惜。

1925年3月，他在致梁实秋的信中写道：“我国的前途之危险不独政治，经济有被人征服之虑，且有文化被人征服之祸患。文化之征服甚于他方面之征服千百倍之。杜渐防微之责，舍我辈其谁堪任之。”^[15]闻一多担心文化之被征服，是基于他一贯的文化爱国主义的立场的。在反对传统文化最为激烈的五四时期，闻一多不同于一般激进知识分子的地方在于他不反对五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不仅不反对，他还把传统文化视为立国的精神根基。所以他对文化的被西方征服，抱着一种比一般知识分子更为警惕的态度。而他的应对方略是创办刊物，加强宣传。为此他有一种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准备站出来打一场文化保卫战。

这样的激于正义、甘为公理而战的性格，构成了闻一多人格的重要特点，也成了他殉难前所采取的重大政治行动的内在逻辑。当闻一多的文化救国理想破灭时，他转向了直接的政治抗争，而政治抗争的终点就是他的殉难。闻一多的殉难经过已经人尽皆知，但人们一般多在社会政治层面上分析其意义，较少关注其时闻一多的内心状态和他行动的心理逻辑。在我现在看来，闻一多的最后演讲从其最基本的意义上说可以看做是他愤于公理受到玷污而从生命深处迸发出激情的一次反抗，是他为公理而战的人格的一次悲壮的呈现。根据现有的资料，闻一多在李公朴殉难的追悼会上原是不准备发表演讲的，但是追悼会的气氛和特务在人群中的晃动激起了他的义愤，他拍案而起，发表了著名的慷慨激昂的演讲。他的演讲越来越激烈，到最后直指着台下的特务，大声喝问他们敢不敢站出来！他拍案而起，是因为他代表着正义。在白色恐怖笼罩着追悼会会场的情况下，许多人怒在心头，发出了无声的抗议，闻一多人格中大无畏的一面被激发起来了。他有一种此时舍我其谁的悲壮的责任感，他要成为民心的代言人，要成为社会良知的表达者，要让统治者知道，社会的道义是不可污的，民心是不能压服的。为正义而死，在所不惜。“死有何足畏呢?”1922年12月4日他在致吴景超的信中所发出的这一声呐喊到了此时传来了震耳欲聋的回响。

闻一多的这种人格是富有悲壮的诗性的。他自称其诗风界于梁实秋和郭沫若之间，意在强调他1923年后的诗风有接近郭沫若的雄浑沉劲的一面。闻一多在五四高潮时期就十分推崇郭沫若，他评价郭沫若的《女神》代表了20世纪的动精神。其实他自己也是这种动的时代精神的实践者。如果把他与郭沫若比较，我觉得同样是具有一种冲动性的人格，郭沫若经常性地处于精神昂奋的冲动状态中，但他即使在冲动时也会注意到把情感的奔腾限于诗的国度，而闻一多不太容易冲动，而一旦冲动起来则会打破诗与现实的界限，把现实的政治斗争当做诗来写，最终他用血色的生命写成悲壮的诗篇。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闻一多是一个比郭沫若更具冲动性的诗人，因而也是一个更为至情至性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