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显在的思想印痕
闻一多对宗教的接触，最早可以上溯到清华时期。清华不是教会学校，但美籍教员多，学生受基督教的影响也较大。“早在1916年，他就到班听讲圣经。”[1]1919年1月，在《仪老日记》中，他记道：“造克列女士读耶经，甚有感触……耶家言虽异于儒书，且多近不经，要其足以益吾身心一也。”[2]当时，他分别读了“《旧约故事》一节”[3]和“《旧约轶事》”[4]。有学者据此认为：“闻一多早在五四运动以前，就批评基督教的教义荒诞不经。”[5]其实，自从基督教传入中国起，就在祭祀祖宗等方面和尊崇孔子等传统产生了矛盾。闻一多这里所谓的“不经”，指的是基督教教义与儒家思想相冲突的地方。
1920年3月，“⊥社”成立前后，闻一多做了洗礼。吴泽霖曾回忆道：“我们都读过《圣经》，对上帝如何创造宇宙，创造人的故事，我们都不信，认为是迷信。但对宇宙万物能构成一个有条不紊的巨大体系都感到万分惊异，带有不可知论的态度。至于基督教的善恶、道德观、与人为善、服务社会、平等待人等等思想，我们都认为人人都应信奉而且加以扩散。”[6]闻一多等人是有选择地吸收其中的有益成分，并剔除掉教堂里的迷信仪式，特别是对外国传教士包办一切的做法感到不满。他们所奉行的是精神信教，并不看重外在形式。
这是和当时中国主流的宗教观念相一致的。1920年2月，陈独秀发表了《基督教和中国人》，认为“基督教是爱的宗教，是促进欧洲文明的主力。详细说来，应将基督教的教义和基督教教会分开，进而还应该再进一步，将基督教教义中‘情感’传统与超自然性部分认真的区分开。”[7]闻一多同大多数中国现代作家一样，主张对基督教进行分离，辩证地吸收。
1922年1月，闻一多同高真结婚。他向家人提出了三个条件：一不祭祖，二不对长辈行跪拜礼，三不闹新房。他的这些主张背离了儒家的传统礼仪，而与基督教的教义非常契合。5月，闻一多在给弟弟闻家驷的信中说：“我将以诗为妻，以萤为子，以上帝为父母，以人类为弟兄罢！”[8]当然，这些只是一时的气话，不过从中可以窥见闻一多对基督教的态度。
同年4月13日，闻一多给父母的信中提到一年前的旧事：当时，清华学生举行“同情罢考”，他宁可留级，也不愿写悔过书出洋留学。这时，他写道：“我虽为局外人，但若不尽我最高度之力量以为公理战，我有负我所信奉之上帝及基督，我有负教我‘当仁不让’之孔子，我尤负以身作则的我的朋友光旦！”[9]此时，基督教和儒家思想在他的头脑中并行不悖，基督教的位置还要稍稍在儒家之上。
8月初，闻一多抵达美国不久，在给梁实秋和吴景超的信中，他说：“我对于艺术的信心深固，我相信艺术可以救我；我对于宗教的信心还没有减替，我相信宗教可以救我。唉！但是我怎敢讲得这样有把握呢?我还是讲：‘I'lldomybest’罢！”[10]闻一多说自己只好到艺术和宗教那里寻找慰藉，但不久他对宗教的信心也破产了。
12月4日，闻一多在给吴景超的信中说：“你们看到我给文炳的信吗?我失了基督教的信仰，但我还是个生命之肯定者，我的神秘性mysticism还存在，所以我还是有宗教的人。”[11]1923年3月22日，在给梁实秋的信中，他也是说：“我的基督教的信仰已失，那基督教的精神还在我的心里烧着。我要替人们consciously尽点力。”[12]
1923年11月，闻一多在致家人的信中说：“我在美多居一年即恶西洋文明更深百倍。耶稣我不复信矣。‘大哉孔子’其真圣人乎！”[13]很明显，他又回归到儒家思想这边了。
此后闻一多的相关书信中，鲜有基督教方面的内容。唯一的一次是1930年11月7日，在给饶孟侃的信中，他说道：“子沅故态复萌……朋友既没有办法，只希望上帝援救他。”[14]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