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中国文学系的柱石”

时间：2023-01-1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1932年8月，闻一多应聘为国立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闻一多严谨求实，不避繁难的治学精神令他们感动。[9]“主张培养学术研究的人才”，“把中文系办成学系研究中心”，这就是当年闻一多为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设定的“一个新方向”，也是闻一多对大学中国文学系教育的想象。[10]作为“由学西洋文学而转入中国文学”的“唯一底成功者”，闻一多对清华的学风的孕育和弘扬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清华中国文学系的柱石”
——闻一多与大学教育

商金林

(北京大学)

一

1932年8月，闻一多应聘为国立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清华本拟聘闻一多为中国文学系主任，但他有过1930年6月武汉大学风潮(时，闻一多任武大文学院院长兼外文系主任)、1932年6月青岛大学学潮(时，闻一多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的经验，不肯应允，在给臧克家信中说：“学校要我做国文系主任，我不就，以后决不再做这一类的事了。”^[1]从此，直到1946年7月15日逝世，闻一多一直没有离开过清华。

作为大学教授，闻一多以教学为天职，满腔热忱地传道、授业、解惑，在清华执教的14年间，讲授的课程少说也有10多种。王瑶在《念闻一多先生》中说：“(1934年9月)我上清华大学”，先后听过闻一多先生7门课：“诗经、楚辞、乐府诗、唐诗、中国古代神话研究、周易、中国文学史专题研究；都是有关古典文学的。”^[2]除了王瑶列举的这7门课，闻一多在清华讲授的课程至少还有“文学专家研究”、“大一国文”(1932年9月)、“先秦汉魏六朝诗”(1933年2月)、“国学要籍”(1934年9月)、“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1940年9月)、“中国文学专书选读”(1940年9月)、“历代诗选”(1941年9月)、“中国文学史问题研究”(1942年)、“《庄子》”、“《尔雅》”(1944年)等，闻一多满腹经纶，对古典文学的研究博大精深，讲授的形式生动活泼，课堂气氛相当活跃。

王瑶在《念闻一多先生》中谈及闻一多讲授中国古典文学都能够收到引人入胜、触类旁通的效果时说：“他的许多用低沉的声音娓娓道来的解说，过了半个世纪仍然记忆犹新。譬如他讲《诗经》中的风诗是爱情诗，就从‘风’字的古义讲起，说‘风’字从虫，‘虫’就是《书经·仲虺之诰》中的‘虺’字的原字，即蛇；然后又叙述《论衡》和《新序》中记载的孙叔敖见两头蛇的故事，习俗认为不祥，见之者死，其实就是蛇在交尾，这是‘虺’字的原义。《颜氏家训·勉学篇》引《庄子》佚文就说‘螝’(虺)二首，它本来就是指异性相接，所以《左传》上说‘风马牛不相及’，意思是说马牛不同类，故不能‘风’；后世训‘风’为‘远’，实误。由此发展下来的词汇，如风流、风韵、风情、风月、风骚、以及争风吃醋等等，皆与异性相慕之情有关。他援引了许多的史实以及后来的演变，妙语迭出，十分生动。”^[3]

冯夷(赵俪生)在《混着血丝的记忆》中回忆到讲楚辞课，闻一多经过多次交涉，终于征得学校同意，把课安排在傍晚进行，别有一种情趣^[4]。陈凝《闻一多传》中亦记述到闻一多讲授唐诗时的情景，说他用深湛的独特的见解，配合上清脆爽朗的国语，激动了一百多个青年的心灵。

从这些方面即可看出闻一多的渊博，他的卓越的学识和极其可贵的敬业精神。我们都知道，作为诗人，闻一多的名言是“诗人的主要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作为教授，闻一多的主要天赋仍然是爱。爱他所从事的教育事业，爱与他朝夕相处的莘莘学子。他的课讲得出神入化，让弟子们“过了半个世纪仍然记忆犹新”；他课前课后的悉心指导和无私帮助，更是令青年学子受益无穷，终身感念。

西南联大中文系学生郑临川在《永恒的纪念》中述说闻一多如何教他搜集论文资料，以及把他“多年抄集下来关于唐代诗人的资料”，全都“厚赐”^[5]给他的经过。何善周的《千古英烈万世师表——纪念闻一多师八十诞辰》^[6]、刘功高《给闻黎明的信》^[7]，也都生动地描述了恩师闻一多对他们的关爱和培育。闻一多严谨求实，不避繁难的治学精神令他们感动。

二

20世纪30年代闻一多用全副精力去研究古典文学，“埋首研读”，一门心思“钻故纸堆”，且有了诸如“何妨一下楼主人”的美名，学界看得更多的是闻一多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而对他的学术研究与中国文学系学科建设之关系缺乏应有的关注。闻一多到清华后开始不愿意担任行政职务，但他非常关注清华的培养方向。当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主张以人的品格的养成为鹄的，把学生培养成为具“一般生活之准备”的“通识”的“通才”。^[8]闻一多到清华以后，“反对当时清华大学所谓的‘通材教育’(文科学生低年级要读理科课程)，主张培养学术研究的人才”，在教授会上力争，“把中文系办成学系研究中心”。^[9]

“主张培养学术研究的人才”，“把中文系办成学系研究中心”，这就是当年闻一多为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设定的“一个新方向”，也是闻一多对大学中国文学系教育的想象。冯友兰在《回念朱佩弦先生与闻一多先生》中说：

闻一多先生与朱佩弦先生是一代的学人作家，也是清华中国文学系的柱石。他们二位先生文学的创作，作风不同，为人处世，风格亦异。一多弘大，佩弦精细。一多开阔，佩弦谨严。一多近乎狂，佩弦近乎狷。二位虽不同，但合在一起，有异曲同工，相得益彰之妙。……

佩弦自民国十四年起一直在清华。自十九年起，除中间有几年外，一直主持中国文学系的系务。一多到清华任教授以前，在别的大学担任过重要的行政职务。几次学校内部风潮，使他对于学校行政感觉厌倦。到清华以后，先七八年，拿定主意，专心致力研究工作。他的学问也就在这个时期，达到成熟阶段。在战前，有一次叶公超先生与我谈起当代文人。我们都同意，由学西洋文学而转入中国文学，一多是当时的唯一底成功者。^[10]作为“由学西洋文学而转入中国文学”的“唯一底成功者”，闻一多对清华的学风的孕育和弘扬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朱自清全集》中的第九、十两卷日记，为闻一多与大学教育的研究提供了许多新鲜的资料，现摘录如下：

1932年11月3日，“上午一多将课程修正案签注交来，甚有佳见”。

1933年3月17日，“下午研究院考试，委员均到，萧(萧涤非——引者注)答案至令人失望，结局殊纠纷，久之始定为中等。众意一、萧知识大抵转贩而来，二、其答案多模棱闪避之辞，记诵亦太劣，三、无想像力，不能持论。一多谓对此间中国文学系学生治学方法极不满，杨遇夫亦以为然。余甚愧恧，因余见亦尔也”。

1934年6月9日，“上午访振铎，振铎谈以‘五四’起家之人不应反动，所指盖此间背诵、拟作、诗词习作等事。又谓论文当以现代为标准……又力谓一多论《诗经》为伪书，于一多文，实未寓目也。铎所重者盖反动思想云云”。

1935年9月28日，“晚中文系开会……一多致词，一建议集合研究，可以楚辞字汇为例；二希望本系领导本国文化运动，如外国各大学之本国文学系然，其用意甚佳”。

1942年6月28日，“看一多《国文选》目录，甚觉无复古倾向。其主张大学生诗赋等习作之必要性，却可商谈。知其甘苦，至关重要。同时文学批评需有理论作为后盾”。朱自清日记中的这些零星的材料，谈及到闻一多对“课程修正案”的“佳见”、闻一多的“治学方法”、闻一多倡导“集合研究”、闻一多提出清华中国文学系应承担起“领导本国文化运动”的重任、闻一多编选的《国文选》目录“无复古倾向”，等等，都能引发我们的研究思路。尤其是1933年3月17日、1934年6月9日和1942年6月28日的三则日记更值得关注。朱自清认同闻一多的“治学方法”，不满郑振铎所谓的“反动思想”和“伪书”说，否认某些人所非难的“复古倾向”。他说闻一多“研究中国古代，可是他要使局部化了石的古代复活在现代人的心目中。……他研究《周易》里的故事，也是先有一整个社会影象在心里。研究《诗经》也如此，他看出那些情诗里不少歌咏性生活的句子；他常说笑话，说他研究诗经越来越‘形而下’了——其实这正表现着生命的力量。”^[11]

1940年暑假过后，朱自清到成都休假，闻一多接替朱自清担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直至1946年4月止。冯友兰在《回念朱佩弦先生与闻一多先生》中说：

……佩弦于廿九年休假。清华的中国文学系主任由一多代理。一多在这个时候，就拟了许多发展系务的计划。卅四年(有误，应为1941年10月—引者注)佩弦由成都回昆明，很赏识一多的计划，就坚持将系主任让与一多。

一多的计划之一，就是发展清华文科研究所。那时昆明常受空袭，机关私人，多疏散至乡间。清华在昆明东北龙头村附近之麦地村租房一座，作为清华文科研究所。清华的中国文学系的教授助教，都住在那里。每星期有三天到联合大学上课，有三天住研究所里作研究工作。^[12]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成立于1941年7月，所长为文学院长冯友兰。闻一多任中国文学部主任，主持清华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工作，“一时学术空气甚浓”^[13]。闻一多的学术研究对青年学子乃至整个学术界无疑的起着“指归”的作用。他研究的方法连结着古代和现代，融会了古代和现代，是前无古人的。正如郭沫若《〈闻一多全集〉序》中说的：“闻先生治理古代文献的态度，他是承继了清代朴学大师的考据方法，而益之近代人的科学的致密。”“为了证成一个假说，他不惜耐烦地小心地翻遍群书。为了读破一种古笈，他不惜在多方面作苦心的彻底的准备。”^[14]冯友兰曾经说过清华文学院的研究方法既是京派又是海派，朱自清完全赞同并引以自豪(详见朱自清1948年4月12日日记)。王瑶在《念闻一多先生》中说：“以前的清华文科似乎有一种大家默契的学风，就是要求对古代文化现象作出合理的科学的解释。冯友兰先生认为清朝学者的治学态度是‘信古’，要求遵守家法；‘五四’时期的学者是‘疑古’，要重新估定价值，喜作翻案文章；我们应该在‘释古’上多用力，无论‘信’与‘疑’必须作出合理的符合当时情况的解释。这个意见似乎为大家所接受，并从不同方面作出了努力。但既然着重在新释，由于各自的观点方法或角度的不同，同一问题的结论就可能很不相同；这也不要紧，只要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就可以存在，因为新释本来就带有研究和探索的性质。闻先生的《诗经新义》、朱自清先生的《诗言志辩》都是在这种学风下产生的成果。”^[15]王瑶在这里说的“新释”二字值得注意。朱自清认为学术成就可分为四个等级：1.描述性，2.分析性，3.解释性，4.创造性(参见朱自清1942年8月23日日记)。闻先生的《诗经新义》、朱自清先生的《诗言志辩》援引王瑶的话说是一种“新释”，也就是说他们的“释古”既是“解释性”，又是“创造性”的。以闻一多和朱自清为代表开创的“既是京派又是海派”的“研究方法”，以及“在‘释古’上多用力”，由“解释性”进入“创造性”的学术路径，是为学的必由之路。

三

杨振声在《为追悼朱自清先生讲到中国文学系》中说：“十七年秋季”清华大学正式成立后，“清华国文系与其他大学最不同的一点，是我们注重新旧文学的贯通与中外文学的融会”。清华大学标举“创造我们这个新时代的新文学”为宗旨^[16]，朱自清开设“新文学习作”和“中国新文学研究”等课程，而作为诗人和以新文学起家的闻一多并不认可。1936年9月，闻一多“给一年级选系的新同学讲说清华中国文学系的概括，他最要紧的几句话，大略是：‘诸位莫要想到中国文学系来创造，写诗，作小说或散文，其实这些东西，我们不但不会教，也不能教，这些东西全在个人，中国文学系绝不在这方面对诸位有帮助，中国文学系主要的是在故旧的国学要籍中，找出新东西来，和西洋的新的文学接和一下，因此科学的方法的应用是必要的！’等等，由此可见闻先生对青年胡乱写作的态度来。”^[17]闻一多并不主张中国文学系开设新文学课程，也不主张中国文学系的学生创作新文学。经历抗日战争的洗礼，闻一多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中说：“我觉得在今天所有的不合理的现象之中，教育，尤其大学教育，是最不合理的。抗战以来八九年教书生活的经验，使我整个的否定了我们的教育。我不知道我还能继续支持这样的生活多久，如果我真是有廉耻的话！”^[18]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宣告结束。闻一多出自对教育要“整个的否定”的思考，向清华大学口头提出调整中文系、外文系机构的建议，后经朱自清整理，以《调整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外国语文学二系机构刍议》为题，刊《国文月刊》第36期(1948年1月10日)，收入开明版《闻一多全集》第3卷(1948年版)。其前一部分为闻一多的原稿，后一部分为朱自清据闻一多手稿纲要联缀而成。

闻一多认为旧的教学体制存在着“中西对立”、“文语不分”的“畸形现象”，以往的中国文学系，实在是“小型的国学专修馆”，“集合着一群遗老式的先生和遗少式的学生，抱着发散霉味的经、史、子、集，梦想五千年的古国的光荣。一方面则……为高等华人养成所，惟一的任务是替帝国主义(尤其是大英帝国主义)承包文化倾销”。这种情形近年已在转变，但残余习气依然保存得不少。中国文学系和外国语文学系“各处极端，不易接近，甚至互相水火”，“但这现象并不妨碍两边都有着反动的分子出现”，“极端守旧的国粹派学起时髦来比谁还要肉麻，相反的，假洋鬼子也常常会醉心本位文化到歇斯底里的程度”，这“对于真正沟通融会中西文化的工作，大概不会起什么作用”。

在阐述“文语不分”时，闻一多说中国文学系“以文学为主，文字学是文学的附庸”。外国文学系的情形恰恰相反，“好像‘译学馆’，专重语言训练，特别是英语训练”。若将“外国文学系改为外国语文学系，除英语外也注重第二外国语，并且有了古典语言(希腊、拉丁)与梵语的科目。中国文学系也分了文学与语言文字二组，语言文字组注重语音、文字、文法以及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于是语言由‘附庸蔚为大国’”。闻一多认为，“语言学发展的趋势，就是语言学的科学化。语言学已经成为科学”；“而文学是属于艺术的范畴。文学的批评与研究虽也采取科学方法，但文学终非严格的科学”。“语言学与文学并不相近，倒是与历史考古学，尤其社会人类学相近些。所以让语言学独立成系，可以促进它本身的发展，也可以促进历史考古学与社会人类学的发展。”

“说到了新时代的新要求，战后时代转变了，次殖民地解放了，中国要近代化。我们要继续大革命后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努力，不复古，也不媚外。这是新中国的开端。文学应配合我们的政治经济及一般文化的动向，所谓国情的、自主的接受本国文化与吸收西洋文化。说文学是精粹的语言，等于说文学是修辞学，偏重形式，是错误的。”闻一多特别强调“建设本国文学的研究与批评，及创造新中国的文学，是我们的目标；采用旧的，介绍新的，是我们的手段。要批判的接受，有计划的介绍，要中西兼通”，因此，有必要“将现行制度下的中国文学系(文字组、语言文学组)与外国语文学系改为文学系(中国文学组，外国文学组)与语言学系(东方语言组、印欧语言组)”。

作为对闻一多意见的回应和补充，朱自清写了《关于大学中国文学系的两个意见》，同时在《国文月刊》上发表。朱自清认为闻一多的主张“很有道理”，赞成“大学应该而且可以传授新文学并教给人怎样创作”，“尽可能使两系(中文、外文)讲通”，“设置中外文学互选课”。鉴于“二系合并”还有困难，朱自清提出“我们应该努力克服这些困难”，“最好先由一两个大学试办”，取得成效后再“向教育部请求，或者可以得到同意的”。闻一多的“刍议”和朱自清的“意见”发表后，引起教育界和学术界的浓厚兴趣，《国文月刊》就此展开专题讨论。陈望道、徐中玉、吕叔湘、陈子展、朱维之、程俊英诸先生都有精密的讨论。

陈望道的《两个原则》中说：闻、朱两先生改进中、外文学系的意见，是在中国文学系贯彻“现代化”和“科学化”两个原则。“这两个原则对于中国文学系更为重要，因为它在现在更其需要现代化和科学化。”徐中玉《读闻朱二先生文后》中说：“两系合并的基本目的原在使中国近代化，要文学的研究适应新时代的新要求。”陈子展在《关于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建议和意见》中提出了诸如教授是“横通”还是“兼通”、新文学的“搜集和选择”、“必修课”与“选修课”的设置等“许多小节”，“供大家商讨”。朱维之《中外文合系是必然的趋势》中说：“我以为中国文学系和外国语文学系合并分组，调整机构，是必然的趋势，也是合理的趋势。”“以前，我国大学中的国文系往往被称为‘国学系’，既不偏重文学，又不偏重语言学，却偏重于整理国故；而所谓外文系者其实是英语系，偏重在英语训练。‘国故’和‘英语’二者风马牛不相及，国故教授没有研究外国语文的必要，英语教授以不懂中文为时髦。结果，甚至有水火不相容的畸形现象。其中的大原因就在于两系都把文学忽略了。现在各大学底国、外文系如都能真正注重文学的话，那末，二者便有共通的目标，自然要异途而同归了。”程俊英《我对于中国文学系课程改革意见》中说：“国文系应该与比肩而立的外国文学系携手”，“尽量吸收各国文学的精华。这样，文学组就不至成为闻先生所说的小型国学专修馆”。^[19]杨振声在《为追悼朱自清先生讲到中国文学系》中对闻一多的“刍议”和朱自清的“意见”及由此引发的讨论作了总结。他说：“我自然是尊重朱先生的意见而彻底拥护闻先生的建议的。”知道了闻先生的建议，“我不但拥护，并且佩服他的明智与勇敢。可惜清华一时骤难革新，而闻先生竟抱恨而去了！朱先生本可逐渐作到闻先生的建议的，不幸他又一病不起！这损失岂止是清华的！我哀悼闻先生，哀悼朱先生，同时也哀悼整个的中国文学系！”杨振声在《为追悼朱自清先生讲到中国文学系》中说：

朱先生他去世了！朋辈想念他，为的失去一个益友；青年想念他，为的失去一位导师，文艺界想念他，为的不可补救的一个重大的损失。这都证明朱先生在道德文章各方面是怎样死不得的一个人！可是还有一件事，我认为最死不得的，是他领导中国文学系所走的一个新方向，从此失去了一座辉煌的灯塔！这该不止是清华一校的损失罢?闻一多先生本来计划着在复员后的清华试行他的新计划，不意为暴力所狙击！朱自清先生是最中和谨慎的人，他正在逐渐改进中引导着这个新方向，目的与闻一多先生殊途而同归。可是改进尚在中途，他竟又一病不起！清华是最有此明智，有此能力，为中国文学系树立一种新规模，给全国大学一个榜样作参考的。可是二先生先后逝世，遗志未成。我们不能让这个机会再失掉，我们得完成二位先生的遗志。不然，我们将永远对不起他们，中国文学系也将永在黑暗中摸索其前途。^[20]在杨振声看来，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在我国教育界是“一座辉煌的灯塔”，为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发展标示了“一个新方向”；而“引导着这个新方向”是清华的双璧——闻一多和朱自清。从而对闻一多的奋进历程作了更丰富的阐释。这与冯友兰在《回念朱佩弦先生与闻一多先生》中说的话是一致的。冯友兰说：“一多佩弦之死专就清华中国文学系说，真是有栋折榱崩之感。‘江山代有才人出’。我相信，将来必定有人能继续他们二位的工作。但是就眼前看，对于中国文艺的过去与将来有一套整个看法底人，实在太少了。这是我们的悲哀。”由于闻一多的牺牲和朱自清的病逝，也是由于当时形势的急剧发展，这个方案才搁置起来。虽说闻一多“刍议”中有一些偏激的话，感情色彩也很强烈，但他和朱自清提出的中国文学系要贯彻“现代化”和“科学化”的两个原则，以及“沟通融会中西文化”、“传授新文学”和语言学成为一个独立发展的学科等改革的意见，都对新中国的大学教育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注释】

[1]臧克家：《我的先生闻一多》，《人民英烈》，139页，清华周刊社，1946。

[2]《王瑶文集》第5卷，628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

[3]《王瑶文集》第5卷，628～629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

[4]《文艺复兴》(上海)1946年第2卷第4期。

[5]《〈闻一多论古典文学〉代序》，重庆：重庆出版社，1984。

[6]《闻一多纪念文集》，北京：三联书店，1980。

[7]《闻一多年谱长编》，641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8]详见梅贻琦《教授的责任》，清华《校刊》1932年第432号。

[9]王力：《我所知道闻一多先生的几件事》，《闻一多纪念文集》，171页，北京：三联书店，1980。

[10]《文学杂志》1948年第3卷第5期。

[11]朱自清：《中国学术的大损失——悼闻一多先生》，《文艺复兴》1946年第2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