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与大学精神

时间：2023-01-1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闻一多早年生活的时代，中国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大学。根据自身求学和任教经历，闻一多看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方向，即必须回应时代要求及时变革。当然，闻一多学识渊博，但是他反对将学校与社会隔离开来，青年读书时期就积极投身于校园文化的活动。毫无疑问，作为一名大学教师，必须注重课堂教学艺术。

闻一多与大学精神

户松芳

(湖南文理学院中文系)

本文试图通过对闻一多先生从事教育职业的相关阐述，探讨其教学实践与大学精神之间的一些论题。

谈到大学精神，宏观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大学的性质，二是教育的目的。大学精神是大学的内在灵魂和根本价值追求，反映着大学的理想、追求和信念，是以师生为主体而创造的价值观念、办学思想、行为准则和制度环境等构成的价值观和信念体系。当然，对于一所大学而言，其核心目标是如何培养人，培养一个适应社会并助于社会发展的人。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在《经济观察报》举办的观察家论坛(2003年7月9日)上发表的演讲《重建大学精神》中提道：“作为一个大学精神，在今天应该体现在它的人文精神，它的科学精神，它的国际化的视野。”其实这些大学精神的内涵早在中国现代大学教育之初已露端倪。

闻一多早年生活的时代，中国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大学。1912年冬，闻一多考取北京清华学校，他在清华一呆就是十年，这十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十年。在清华学习期间，他的诗词才华开始展现，陆续发表了很多诗赋作品，并任《清华周刊》、《新华学报》的编辑和校内编辑部的负责人。1925年闻一多留学回国后开始了他的教师职业生涯，曾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在南京第四中山大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等校任教。1932年秋，他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抗战爆发后，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南迁至昆明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一直追随任教。在其任教生涯中，闻一多还曾多次担任行政职务，直接参与大学的教学管理，比如就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含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二系)等，对于学科建设提出了一些精辟的见解。

根据自身求学和任教经历，闻一多看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方向，即必须回应时代要求及时变革。闻一多当年就读的清华学校是作为美国留美预备学校，学制八年，要求完成从中学阶段到大学二年级的全部课程，其中包括数理化的课程学习。1928年清华学校改制大学后，学校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闻一多就对这种教育模式提出质疑。“他反对当时清华大学所谓的‘通材教育’(文科学生低年级要读理科课程)，主张培养学术研究人才。”^[1]当时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刚刚起步，从长远眼光来看，急需一大批学有所长、造诣深厚的师资。闻一多并非简单否定清华的人才培养模式，而是看到时代变化对中国高等教育实现真正自我发展的新要求。学术研究当然需要一定的知识基础，但这远远不够，还需具备研究的视野和创新能力，而后者并非开设一些概论课程所能解决。“教授大都与政府的看法相同：认为我们应该努力研究，以待将来建国之用，何况学生受了训，不见得比大兵打得更好，因为那时的中国军队确乎打得不坏。”^[2]因此，闻一多建议的初衷是为中国大学长远自足发展储备师资人才，从而奠定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基础，从他在任教高校开设的课程可以窥见一斑。闻一多在中文系所开的课程多是经典原著的研读课，授课视野宽阔，学习与研讨相结合，其实质是“通才教育，精英培养”，在潜移默化的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开阔的视野思维与研究的深度，他们中的大多数成为日后中国高校师资的生力军。

尽管在闻一多看来，“精英培养”的教学方式很有必要和可行性，但它并没有将这些寄予厚望的“精英”培养成“老学究”。对于学校的职责，他的认识非常明确：“我们把眼光放开看，我们是社会的一分子，学校是社会中的一种组织，我们应该改良社会，就应从最切近的地方——我们的学校作起点。学校是我们的家——不是我们的旅馆。学校之中，学生是主体，职员，教员，校役都是客体。对于学校，我们不负责任，谁负责任呢?有人自视为世界底旅客，就失了做人的资格；有学生自视为学校底旅客，就失了做学生的资格。”^[3]这种“以学生为主体，以学校(教师)为主导”的办学理念至今仍得到高校的一致认同和坚定不移的贯彻。同时，闻一多也具体分析了不同学生的各种各样的心态——混日子、长不大、啃书虫，建议通过学校“整顿”和学生的“觉悟”来打破“旅客式”的思想，对于为数稍众的“旅客式”的书虫学生，“只好鼓励他们，劝他们把读书底勇气，分一点到书本外头来”，“并且同时解放这种玉成学生底奴隶性的积分制度，庶几学生不致把一切都牺牲到书卷本里去了”。^[4]此种情形在当今的高校仍然屡见不鲜，而闻一多的个人见解对于今天的高校学生教育仍不无启发意义。

真正实现培养目标，归根结底要落实到教学实践中，而强调兴趣学习是闻一多读书和教学的一贯态度，梁实秋曾谈到他：“觉得性情不近数学，何必勉强学它，凡事皆以兴之所至为指归。”^[5]从闻一多的自述中也可明显看出：“物有所适，性有所近，必欲强物以倍性，几何不至抑郁而发狂疾哉?”^[6]兴趣是学习的内在动力，这就为教师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出了新的课题。当然，闻一多学识渊博，但是他反对将学校与社会隔离开来，青年读书时期就积极投身于校园文化的活动。他一直主张用教育的手段和教育的态度来改造政治，作为学生刊物《清华周刊》的编辑、集稿人和撰稿者，他非常关注学校和社会的发展，大胆发表个人见解，形诸成文，在各种重要的校园活动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毫无疑问，作为一名大学教师，必须注重课堂教学艺术。针对当时学生重视英文学习而轻视中文，闻一多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在英文课堂讲诚实，讲人格，到中文课堂便谲骗欺诈，放僻嚣张。丑态恶声，比戏园，茶馆，赌博场还不如。”^[7]他还在《部颁课目表》讨论会上“痛斥各大学之国学教法，为风花雪月、作诗作赋等恶劣不堪之情形”^[8]。据汪曾祺回忆，当时闻一多在联大中文系开了三门课：楚辞、古代神话和唐诗，他都选了。闻一多讲授古代神话课程时，图文并茂，他用整张的毛边纸画出伏羲、女娲的各种画像，用按钉钉在黑板上，口讲指画，有声有色，条理严密，文采斐然。汪曾祺对此评价是非常“叫座”，本来相当枯燥的课题，却能使人感到一种美，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因此，不单是联大中文系、文学院的学生争着听这门课，就连理学院、工学院的学生也赶来听。让学生听课有趣，只是闻一多教学艺术的一个侧面，在讲授唐诗课程时，闻一多更是发挥了自身作为诗人兼画家的才华，做到诗画结合，中西贯通，把晚唐诗与西方后期印象派的画联系起来，给学生开辟了一个新境界。^[9]这种授课方式并不是单纯传授知识，从而获得机械性的记忆，更是创造性能力的发酵剂。气氛活跃，精彩频出的课堂教学，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启发了学生的思维，开阔了学生的眼光视野。学生一旦掌握了这种整体的、贯通的思维方式，那么面对任何新的事物或者难题，都会自觉地发挥创造性的智慧来解决。

达到如此教学境界，对于教师自身素质和能力的要求，无疑是很高的，但这与职称又并非绝然成正比。在这一点上，闻一多显示了他认定教师能力的标准——不唯职称，只唯实绩。对于成绩卓著者，闻一多极力为学校举荐破格提升，曾为两名讲师晋升副教授向清华大学聘任委员会写公函。一为许维遹：“本校章程规定：教师‘于所任学程有重要学术贡献者’，得聘为副教授。本系讲师许维遹先生，历年研究校勘学并训释先秦、两汉古简，成绩昭著；所著《吕氏春秋集释》一书，已风行于时；其他关于《国语》、《管子》、《韩诗外传》诸古籍亦各有成稿待梓，其间疏通疑滞，创获之多，视前所校《吕览》，殆又过之。许先生任教本校多年，久当升迁，徒因他故，因循未果。兹拟请晋升为副教授，尚希贵会公决为贺。”^[10]另一是新诗人陈梦家：“敬启者：查本校章程规定，教师‘于所任学程有重要学术贡献者’得聘为副教授。本系讲师陈梦家先生研究甲骨铜器文字及相关问题，成绩卓著，历年所撰论文十余篇，释疑解惑发明甚多，拟请升任为副教授，以示尊异，而符校章，敬希贵会审议裁夺，是为致荷。”^[11]这些提议最后都得到了聘任委员会的一致认同，说明闻一多并非是以个人的主观偏见自作主张，而是有客观的事实为依据，令人信服。

当然，在认定教师资格方面，闻一多并非仅仅考虑学术上的造诣，还注重为师的风范。刘文典也是当时有名的学问大家，但为盐商张孟希之母撰写墓志铭，私自离开学校两个月。时任系主任的闻一多认为此举已不足以为人师表，有违校规，因此力主拒绝续聘。尽管清华聘任委员会同意续聘，但因闻一多的反对而终未通过。^[12]这样就彰显了公平公正原则，一方面肯定教师的教研能力，又能够培养教师的自律意识，形成良好的教学氛围。

课程设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教育理念与培养目标。闻一多看到绝大多数的文法学院都是依照学科性质分类，唯独文学语言是按照国别划分，在实际教学中注重的则是中国文学和西方语言的学习，割裂了中西文学和语言的共通与互补。因此，他提出了院系设置的构想：“将现行制度下的中国文学系(文学组、语言文字组)与外国语文学系改为文学系(中国文学组、外国文学组)与语言学系(东方语言组、印欧语言组)。”^[13]以此达到中西文化的真正沟通融会。实际上，这一建议未能在高校学科建设中得以施行。当前的课程设置往往基于太多的功利性、实用性因素，各大高校仍然采用中国语言文学和外国语言文学的分类标准，而在各自的专业设置内部，分别不同程度地开设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语言的相关课程。但是无论是学校还是学生，对这些课程重视程度不够。

现在整个社会处于转型之中，市场经济本身对大学也产生了深刻影响，人们在全球化和多元化的时代大背景下重新思考大学精神。当前大学教育市场化，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倾向有可能使大学为了追求眼前的利益和声誉而偏离其长远目标。闻一多也曾谈到大学教育的实用性问题：“教育之旨，在于实用。而实用必于经验中求之，不可求之书籍也。”^[14]实际上他注重的是学生的全面发展，强调大学要为社会服务，而不能只定位于为现实服务。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传入我国以后，加深了教育的功利主义取向，闻一多对此深为忧虑：“学校只管天天在科学记分法同实效试验上推敲，于我们的智识同身体，倒都照料得很周到，可是对于我们的精神上的训养，满没有理会。”^[15]他认为调制过度的物质生活的流弊，只有三种方法——伦理、宗教和艺术，而伦理是最下乘的，虽然他本人对于伦理教育的效果寄望不高，但毕竟聊胜于无。他希望学校能够促进学生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追求知识与高尚人格相统一。倘若这一点都做不到，培养一个健全的人格就无从谈起。所以，对于清华学生，闻一多在批评之中也暗含着期望：“清华学生不比别人好，何尝比别人坏呢?很整齐，很灵敏，很干净，很有礼貌，——很过得去。多数不吃烟，不喝酒，不打牌，不逛胡同，——很有规矩。表面上看来清华学生真令人喜欢，但是也只是令人喜欢，不能引起人底敬爱，因为他们没有惊人之长。”^[16]

不可否认，大学教育适当的功利要求，能够促进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但教育的前瞻性不容忽视。因时而变探索新的模式体现新时代的大学精神，是摆在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严峻课题。中国高等教育已经迈入大众化的教育进程，随着研究型与教学型的院校新定位，高校都在顺应社会变革中调整自身的发展方向。但无论如何，在明确自身定位的前提下，探索何种教育模式培养健全而自由的人格这一价值目标必须坚定不移。闻一多教学实践中体现的“通才教育，精英培养”模式，多元文化和视角切入，以经典原著研读教学，使学生在知识面、智力与方法论上得到较为全面地训练。而当前高等教育大众化浪潮中，人们极为关注的通识教育问题，在具体的操作层面则是主要推行“素质教育”(通选课)课程(大多是一些概论课程)，以此拓展学生的兴趣和知识面，并没有上升到作为本科生的主要课程和基础学术训练的高度，教学环节中出现懈怠的现象较为普遍。如今高校改革迫在眉睫，闻一多的设想对于高校科学构建学科设置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因此，在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盛行的情况下，人们都非常关注新的时代大学教育如何保持其人文传统和开阔的视野。“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17]这是人们对大学精神的形象认识。闻一多求学从教的生涯，诚如学者的评价：“闻一多做学问到达了一个高境界，做人也到达了一个高境界。他做学问，到底也是为了做人。做学问的最终，也旨在改善人生，改造社会，使人类向着文明进步的方向发展。”^[18]虽然闻一多的大学教育理念并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但作为教师并直接参与教学管理，使得他的一些教学设想付诸实践，为当前高教改革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参照。我们理应从中汲取科学合理的成分，领会大学精神的精髓，在实践中探索中国高等教育切实可行的发展道路。

【注释】

[1]王力：《我所知道闻一多先生的几件事》，《闻一多纪念文集》，171页，北京：三联书店，1980。

[2]闻一多：《八年的回忆与感想》，《闻一多全集》第2卷，429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3]闻一多：《旅客式的学生》，《闻一多全集》第2卷，308～309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4]闻一多：《旅客式的学生》，《闻一多全集》第2卷，309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5]梁实秋：《谈闻一多》，《梁实秋怀人丛录》，101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

[6]闻一多：《闻多》，《闻一多全集》第2卷，295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7]闻一多：《中文课堂底秩序底一斑》，《闻一多全集》第2卷，318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8]吴宓：《吴宓日记》第9册，290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

[9]参见汪朗：《“高射”过闻一多先生》，《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35～7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10]闻一多：《致清华大学聘任委员会》，《闻一多全集》第12卷，370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11]闻一多：《致清华大学聘任委员会》，《闻一多全集》第12卷，371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