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彩与别具一格的音“色”
绘画色彩学理论对他的新诗创作的艺术影响更为显著。西方近现代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发展对艺术领域的渗透,使得物理学、心理学理论得以比较深入地介入绘画色彩学研究。色彩的性质、构成、表情意义,色彩可能引起的心理反应,都逐渐得到了比较科学的说明。19世纪下半叶印象派、后期印象派和新印象派的相继崛起,更以大量的,从惊世骇俗到渐渐为社会接受、欣赏的绘画艺术实践,检验与推动了色彩学理论研究,把注重视觉反映的光学分析与强调色彩的暗示力量,色彩对自然现象的说明与画家主观思想情感的色彩象征逐步统一了起来。作为西方绘画艺术的重要理论基础,不断发展、不断丰富的色彩学理论,对于很长一段时间以绘画为“主业”,亦画家亦诗人的闻一多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20世纪20年代初,在其新诗处女作《西岸》问世前夕,他在一篇讨论出版物封面设计的文章中,已经开始认真思考色彩搭配的美学问题[9]。1922年以后,他在美国留学期间,对重视色彩表现的印象派画风很感兴趣,并曾在艺术实践中身体力行[10],还打算写一篇介绍印象派画家塞尚(PaulCézanne)的文章[11]。他常常徜徉于色彩的绘画和色彩的诗篇之间,如前所述,他曾自谓被意象派诗人唤醒了“色彩的感觉”,称自己的诗作是“色彩的研究”[12]。色彩学方面的准备,是闻一多笔下那些具有异常的艺术表现力的“词藻”——那些五光十色、丰富多彩的语言形象的重要成因。
接受过系统、严格的绘画训练的闻一多,更多地把自己对于造型艺术,尤其是对于色彩的美学感受带入了诗歌创作。《红烛》中有一首题为《稚松》的小诗:
他在夕阳底红纱灯笼下站着,/他扭着颈子望着你,/他散开了藏着金色圆眼的/海绿色的花翎——一层层的花翎。/他像是金谷园里/一只开屏的孔雀罢?在晚霞的辉映下,幼松的青翠变成了金色、海绿色。诗人以诗的画面,表现了对于一条色彩学原理——绘画应表现物象的“条件色”(即对比中的颜色)而不是“固有色”的原理的理解与信服。这首小诗写于美国,诗中的“稚松”虽是异国的树木,但诗的根系却深扎在故乡的土地之中。诗人由稚松想到孔雀,又由孔雀想到金谷园——相传建于晋代中州大地的一座名园。“条件色”的处理使得这幅诗画显得更为真切,并使得身处异国的诗人对金谷园——即对故国的思念,也晕染上了更动人的色彩。
在闻一多的诗作中,这样的成功“引进”与转化绘画色彩学理论的“诗证”,是不胜枚举的。比起同时代的其他诗人,兼有画家身份的闻一多更注重诗中画面色彩的选择和配置,以及色彩相对确定的感情象征意义。比如他的一些爱国主义诗篇《秋色》、《忆菊》、《口供》等,都是以丰厚的色彩浸润着思乡爱国的深情。像前述的《忆菊》,即是以繁复和谐的“金底黄,玉底白,春酿底绿,秋山底紫”的菊花的色彩,渲染对于“如花的祖国”的礼赞与思念。与此同时,他又以画家的敏感,诗人的热情,理论家的严密思索,去探索、界定色彩的表情意义。在一首题为《色彩》的诗中,他这样写道:
生命是张没有价值的白纸,/自从绿给了我发展,/红给了我情热,/黄教我以忠义,/蓝教我以高洁,/粉红赐我以希望,/灰白赠我以悲哀;/再完成这帧彩图,/黑还要加我以死。/从此以后,/我便溺爱于我的生命,/因为我爱他的色彩。
色彩赋予生命以价值,热爱生命源于生命的丰富多彩——这里的“色彩”,显然已经渐渐远离了物理学和光学的意义,而凸显了其生命的、艺术的、情感的象征意义。这使我们联想起印象派大师塞尚的一段名言:“色彩是生物学的,我想说,只有它,使万物生气勃勃。”[13]这首诗的初稿曾见诸闻一多致友人的书信,自谓是一首正在写作的长诗中的一节,这首长诗“名《秋林》——一篇色彩的研究”[14]。《秋林》一诗以后未见揭载,而这一节诗却作为“色彩的研究”中比较成熟的艺术思考独立了出来,可以说是绘画色彩学理论极精练也极精彩的诗化,也是闻一多为自己制定的一部色彩“法典”。依据这部“法典”,依据色彩的暗示和象征意义,我们可以从他的诗歌色彩的精心选配与诗人开阔的精神世界联系之中,获取更深入的审美感受,从而更全面、更深切地理解这些诗作。《死水》中有一首抒写一位卖水果的老人不幸遭遇的短诗《罪过》,写老人为生计奔波,因年老体衰跌倒在地。诗的开头和结尾重复着同一行诗:“满地是白杏儿红樱桃。”这里的艺术处理除了要表达对于下层人民民生疾苦的深切同情之外,可能还有合于“法典”的,色彩对比中所蕴涵的更深一层的意义。按照闻一多诗作中普遍的色彩处理规律和《色彩》一诗的艺术阐释,红色能给人以热情,而白色是生命的本色,是与纯洁、坚贞连在一起的——“纵然我爱的是白石的坚贞”(《口供》,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以下同),“要好的茶杯贞女一般的洁白”(《静夜》)。诗中“满地是白杏儿红樱桃”的画面,意味着白色和红色委之于地,象征着纯洁和热情任人践踏——这才是那个社会更让人深恶痛绝的“罪过”。
在新诗“绘画美”的艺术追求中,闻一多也有着和画家一样的,受制于艺术个性的色彩选择、色彩喜好。据闻一多的学生和朋友回忆,他生平最喜欢红、黑两种颜色[15],这与他热情而又愤世嫉俗的性格,深沉、凝重而又热烈的诗风是一致的。他从五四时代浪潮中汲取了积极的进取精神,从优秀文化遗产中继承了忧国忧民的思想传统,但由于他所生活的时代,经常处于政局动荡、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社会环境之中,他的激情、他的理想和抱负难免四面碰壁。因此,他的诗思形之于色彩的时候,红色的情热常常伴生着,或者是被黑色的忧郁包裹着。他写《死水》,写黑夜,但他在黑暗面前不退缩,不颓唐,因为他有取自五四时代精神的红光烛照。他坚信黑夜的尽头是黎明,多次以诗篇表达“死而后生”的信念。在写给爱人的组诗《红豆·二七》中,他这样剖白自己——“请你只当我灶上的烟囱:/口里虽勃勃地吐着黑烟,/心里依旧是红热的。”这是以热烈浑厚的色彩表现的诚挚恋歌。他希望自己的意味深长的“红与黑”的色彩情趣,能为“爱人”——大约也包括艺术和思想上的相知——所理解。他在前期新诗创作的“封笔作”《奇迹》中,再一次坦诚地剖白了自己的精神世界,也包括自己的色彩个性,含蓄地表达了其中所寄寓的感情和理想:
我要的本不是火齐的红,或半夜里/桃花潭水的黑,也不是琵琶的幽怨,/……/我要的本不是这些,而是这些的结晶,/比这一切更神奇得万倍的一个奇迹!诗人所追求的,并不是作为物理色彩的“红与黑”本身,而是色彩的心理的、思想的、情感的“结晶”,那是比色彩本身“神奇”一万倍,让人过目难忘的艺术“奇迹”——这大约就是画家诗人闻一多心向往之的“绘画美”美学奇迹吧。
在绘画中,色彩和线条是辩证统一于整个画面的,规定形状的廓线来自眼睛对属于不同亮度和不同颜色的面积进行区分的能力。一首诗就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的艺术世界,作为新诗“绘画美”的两个主要审美要素,廓线美和色彩美也同样是统一于诗的艺术画面之中的。在前述廓线美的分析例证中,同时也包含着相应的感情色彩的呼应;而在色彩美的例证中,则同时也体现了廓线标识的层次感、立体感的配合,从而构成了丰富协调的,既能调动读者的艺术联想,又能调动读者的理性思索的诗歌“绘画美”的审美感受。
画家的歌吟有着别具一格的音“色”。闻一多在新诗创作实践与理论思考的艺术活动中,充分调动了自己多方面的艺术积累,尤其是自己所接受的绘画训练和绘画理论的积累,并融会于新诗创作的基本艺术规律,在新诗史上第一次从相对独立的角度论述、演示了新诗的“绘画美”。他把绘画所表现的廓线美感和色彩美感与诗歌语言形象联系了起来,形成了新诗“绘画美”的主要艺术追求和主要评价标准,并把这种新颖的艺术美纳入现代美感的范畴之中,从而在更高也更开阔的层面上,继承和发展——主要是发展——了中国古典诗歌“诗中有画”的艺术传统。
画家兼诗人的歌吟,有时候可能会比“纯”诗人的吟咏更为动听。
列宁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黑体字为原文所有——引注)[16]闻一多这位画家的歌吟,他的关于新诗绘画美的理论探索和艺术实践,也许都是可以算做是中国新诗史上——夸大一点,大约也可以说是几千年中国诗歌史、中国文学史上前无古人的贡献的。而且,他的这些贡献,对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代社会,对于今天的诗歌创作与相关学术研究的繁荣,都有着弥足珍贵的启示意义。他的贡献,既提供了他的前辈所没有提供的“新的东西”,又提供了“现代所要求的东西”,因此,他的历史功绩就显得更为丰厚了。
【注释】
[1]沈从文:《论闻一多的〈死水〉》,《新月》1930年第3卷第2期。
[2]苏雪林:《论闻一多的诗》,《现代》1934年第4卷第3期。
[3]朱湘:《闻一多与〈死水〉》,《文艺复兴》1947年第3卷第5期。
[4]闻一多:《先拉飞主义》,《闻一多全集》第3卷,435页,北京:三联书店,1982。
[5]闻一多:《泰果尔批评》,《闻一多全集》第3卷,445页,北京:三联书店,1982。
[6]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朱自清全集》第4卷,366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
[7]闻一多:《〈冬夜〉评论》,《闻一多全集》第3卷,317、315页,北京:三联书店,1982。
[8]闻一多:《莪默伽亚谟之绝句》,《闻一多全集》第3卷,381页,北京:三联书店,1982。
[9]闻一多:《出版物底封面》,《清华周刊》1920年第187期。
[10]梁实秋:《谈闻一多》,《闻一多在美国》,118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11]闻一多:《闻一多书信选辑》[七十六],《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2期。
[12]闻一多:《闻一多书信选辑》[六十三],《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2期。
[13][德]瓦尔特·赫斯编著、宗白华译《欧洲现代画派画论选》,18页,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
[14]闻一多:《闻一多书信选辑》[六十三],《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2期。
[15]陈梦家:《艺术家的闻一多先生》,《文汇报》1956年11月17日。
[16]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第2卷,1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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