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循闻一多之路探索《周易》

试循闻一多之路探索《周易》
——《左传》《国语》引《易》情况掇拾^[1]

李尔重

中外解易之书，存世不下数千种，约之，不外象数派(尊象解《易》)与义理派(循理解《易》)，二者殊途同归：为完善封建道统服务。两派解《易》的根据，都以《十翼》为始源，因为《十翼》本身兼有儒、墨、道、法等家之思想。对象数之说法不同，对义理之解释各异，对64卦之相属关系说得牵强附会，对卦辞爻辞之义解更是扑朔迷离，解《易》者各见其所见，重其所重，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于即兴抒发感言或择节取意，载于笔记、随笔之类，更是汗牛充栋，不可胜数。闻先生解《易》摆脱了“为封建道统服务”的圈子，取得了尊重客观存在的自由，开辟了解《易》的新篇。他说：“以钩稽古代社会史料之目的解《周易》，不重象数，不涉义理……”

《易》经本是最难解的文献，迄今，64卦，384爻，没有一卦、一爻不有多种歧异的解释。不能说闻先生的解释都是正确的，更不能说是完美无缺的。但闻先生跳出两派之外，力求钩稽古代史料，循历史发展的途径，寻求历史的实证，不但表示他摆脱了儒道思想的束缚，而且开辟了以史学态度解《易》的蹊径，有他特有的收获。

《易》之版本并非一种，《易》本是筮书，与《易》相类的筮书，又不知有多少种。《书·金滕》曰：“乃卜三龟，一习吉，启籥见书，乃并是吉。”这就是卜人得了龟的吉兆后，查阅筮书，并得吉语的做法。《周礼·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所谓“体”就是兆纹，所谓“颂”，即是繇或爻，即筮书上的说辞。《周礼·太卜》又曰：“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掌三梦之法，一曰致梦，二曰觭梦，三曰咸陟；其经运十，其别九十。”“致梦”谓梦之所至，“觭梦”与“陟梦”谓梦之所得。运即，王者比于日，夜有梦，昼则视日旁之气，以占吉凶，有十种，故曰“其经运十”，每有九变，故曰“其别九十”。这是古人按梦望气以占吉凶之法，据气之色以查占梦之书。此书今已不存，颇似后来的“飞候”占星之法。飞候占星之法存于《开元占经》以及唐宋以后演变出来的占星算命的方术。此前则有郭璞的《玉照经》、李虚中的《命书》，张果的《星命书》等，都是见兆查书、以定吉凶的。《周礼·卜师》：“掌开龟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义兆，四曰弓兆。”注曰：“开，开出其占书也。”也就是查筮书的意思。这些资料都证明筮书并非一种。

两汉以来，研《易》者越来越多，《四库全书总目》简明概括为两派六宗：“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为胡缓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在互相辩驳过程中，各寻其所据，以为立论之根本，于是多种筮书之残篇余简，陆续检索而出，多与《易经》似有关联，又不尽同，显露了筮书之流传本之不同。

引用最早的根据是《左传》与《国语》。尚秉和先生认为《左传》、《国语》之解《易》，“无一字不用象”，其实，《左传》、《国语》中用义理解《易》者也有，择其大概，以供参阅。

《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棲之否棲。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光远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风也；乾，天也；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故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庭实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宾于王。犹有观焉，故曰：在其后乎！风行而著于土，故曰：其在异国乎！若在异国，必姜姓也；姜，太岳之后也。山岳则配天，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这里前边用了象解，后边“在其后乎”、“在异国乎”、“其在异国，必姜姓也；姜，太岳之后也”、“陈衰，此其昌乎”，完全用的义理推论的话。这段是兼用象数与义理解的。

《左传·闵公元年》：“初，毕万筮仕于晋，遇屯棦之比棫。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熟大焉；其必蕃昌。震为土，车从马，足居之，兄长之，母覆之，众归之，六体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杀，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这里完全用的是象数解法：《说卦传》里说震为土，为马，为足；震为车，是尚秉和先生找出来的。但辛廖对此卦中的“不宁方来，后夫凶”，爻辞，未做解释。

《左传·闵公二年》：“成季之将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间于两社，为公室辅，季氏亡，则鲁不昌。又筮之，遇大有棴之乾棤。曰：同复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楚丘之父所卜为何卦，没有说；所作的解说，所据为何?也没有说。后段筮得之爻辞“同复于父，敬如君所?”不见于《周易》。这一段完全用的是义理解。

《左传·僖公四年》：“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从筮。卜人曰：筮短龟长，不如从长。且其繇曰：专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必不可。弗听，应之。”这段繇辞不见于《周易》，不知从何本筮书查来。卜人只作了义理解，未作象数解，也没有说卜得何卦。

《左传·僖公十五年》：“卜徙父筮之……其卦遇蛊棻，曰：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夫狐蛊，必其君也；蛊之贞，风也；其悔，山也。岁云秋矣，我落其实而取其材，所以克也。落实材亡，不败何待。”此中取象是艮为山，为木材之所出；巽为风，为虫，为败坏，便有了“我落其实而取其材”，得胜之意。蛊为狐之象，不见于《说卦传》。这一段完全用的是象数解法。

《左传·僖公十五年》：“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遇归妹椪之睽椗。史苏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无也(、音荒，血也)；女承筐，亦无贶也；西邻责言，不可偿也。归妹之睽，犹无相也；震之离，亦离之震，为雷为火，为嬴败姬；车说其，火焚其旗，不利行师，败于宗丘。归妹，睽孤，寇张之孤，侄从其姑，六年其逋，逃归其国，而弃其家，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虚。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从史苏之占，吾不及此夫！韩简侍曰：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先君之败德，及可数乎?史苏是占，勿从何益?《诗》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职竞由人。”这一段记载，更显得杂乱。《周易》归妹上六之繇辞是：“女承筐，无实；土刲羊，无血。无攸利。”与史苏所引，基本相同。史苏所引睽之繇辞，与《周易》睽九四之繇：“睽孤；遇元夫，交孚，历无咎。”不全同。有《周易》睽上九之繇辞：“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也不全同。可见史苏所据之筮书与今本《周易》不同。史苏完全用了象数解法，韩简则完全用了义理解法。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秦伯师于河上，将纳王，狐偃言于晋侯曰：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继文之业而信宣于诸侯，今为可矣。史卜偃卜之，曰：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对曰：周礼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则大有棴之睽椗。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也)！战克而王飨，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为泽以当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复，亦其所也。晋侯辞秦师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阳樊，右师围温，左师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温，杀之于隰城。”这一段里，不知卜偃卜得何卦何兆，根据什么筮书查得“黄帝战于阪泉之兆”。下边筮得大有之睽之卦，完全用了象数解法，但与后人多种象数解法不同。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楚将战，子犯主战。“公曰：若楚惠何?栾贞子曰：汉阳诸姬，楚实尽之。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战也。晋侯梦与楚子搏，楚子伏己而其脑，是以惧。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这是占梦，占梦之例还有；子犯说“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完全是信口开河；“我得天”，这个“天”或有所据，但不知其详。

《左传·宣公六年》：“郑公子曼、满与王子伯廖语：欲为卿。伯廖告人曰：无德而贪，其在《周易》丰椫之离椊，弗过之矣。间一岁，郑人杀之。”伯廖在这里用的是象数解法；离九三与九四，上下无应，相比敌刚，皆为凶象，故曰“弗过之矣”。

《左传·宣公十二年》：“知庄子曰：此师殆哉！《周易》有之，在师棪之临棽，曰：师出以律，否臧，凶。执事顺成为臧，逆为否，众散为弱，川雍为泽，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谓临，有帅而不从，临孰甚焉！此之谓矣。果遇，必败；彘子尸之，虽免而归，必有大咎。”这里完全用的是义理解法。

《左传·成公十六年》：“苗贲皇言于晋侯曰：楚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请分良以击其左右，而三军萃于王卒，必大败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复椃。曰：南国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国蹙王伤，不败何待?公从之。”《周易》复卦中没有“南国蹙，射其元王，中厥目”这个繇辞，不知卜者从何书查得。卜者之解，完全是从文字上作的义理解，未作象数解。

《左传·成公十六年》：“吕锜梦射月，中之，退入于泥。占之，曰：‘姬姓，日也，异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于泥，亦必死矣。’及战，射(楚)共王中目。”这一段没有说占得何卦，更没有说根据什么说姬姓为日，异姓为月，退入泥必死，完全是占人推论出来的说法。也是义理解法。

《左传·襄公九年》：“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椨。史曰：是谓艮之随棸。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姣，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穆姜没有听占人的话，自己对随卦的“元、亨、利、贞，无咎”，作了义理的解释。《左传》里用义理解卦的，穆姜的说话，最为典型。尚秉和先生说《左传》解卦无一字不用象，太过分了。如果穆姜是据象论理的，她绝不会不从象说起。“之八”之说，研《易》大家，有多种解说，没有一个说得明白，当另有谈论。

《左传·襄公十年》：“孙文子卜追之，献兆于定姜。姜氏问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丧其雄。姜氏曰：征者丧雄，御寇之利也。大夫图之。卫人追之，孙蒯获郑皇耳于犬丘。”这段记载中的繇辞，不知出自何卦，也不见于《周易》。定姜完全用的是义理解法，没有据象取义。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齐棠公之妻，东郭偃之姊也。东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吊焉。见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椢之大过椈。史皆曰：吉！示陈文子，文子曰：夫从风，风陨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济也。据于蒺藜，所恃伤也。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无所归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当之矣。遂取之。”这段话所引用的是困卦的六三爻：“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这里完全用的是象数解法，与现有《周易》注疏的解法基本相同。但既说了“困之大过”，就应该以大过卦为根据作解释。大过的卦辞“栋桡，利有攸往。亨”是个吉卦，所以“史皆曰：吉”是有根据的。陈文子把大过卦完全丢开，只据困六三爻作解，认为凶，也有根据，崔武子完全不听这一套，还是娶了棠姜。

《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子太叔归，复命，告子展曰：楚子将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贪昧于诸侯以逞其愿，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复椃之颐椇，曰：‘迷复凶’，其楚子之谓乎?欲复其愿而弃其本，复归无所，是谓迷复，能无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归，以快楚心。楚不几十年，未能恤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在这段话里引用了复上六的爻辞：“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复上六之《象》曰：“迷复之凶，反君道也。”意思是为君者不行其修政养德之正道，其后果是不会好的。子展完全用的是义理推断楚子之将败亡。但没有说有关颐卦的关系。按郑玄说：“颐者，口车辅也……因辅嚼物以养人，故谓之颐。”盖子展谓楚子弃养之德而入于“迷复”之道，其败亡之不可免也。

《左传·昭公元年》：“赵孟(问秦医和)曰：何谓蛊?对曰：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棻。皆同物也。”经文中蛊卦并无“女惑男，风落山”之句，医和不知引自何本《周易》。医和用了象数解与义理解的两种解法，解说了“女惑男，风落山”的含义，艮为山，巽为风，风在山下，故曰“风落山”。巽为阴，象女，艮为阳，象男，故曰“女惑男”。

《左传·昭公五年》：“初，穆子之生也，庄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椕之谦椨，以示卜楚丘。曰：是将行，而归为子祀。以谗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馁死。明夷，日也；日之数十，故有十时，亦当十位。自王已下，其二为公，其三为卿。日上其中，食日为二，旦日为三。明夷之谦，明而未融，其当旦乎?故曰为子祀。日之谦，当鸟，故曰：明夷于飞。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动，故曰：君子于行。当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离，火也；艮，山也；离为火，火焚山，山败。于人为言，败言为谗，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谗也。纯离为牛，世乱谗胜，胜将适离，故曰：其名为牛。谦不足，飞不翔，垂不峻，翼不广，故曰：其为子后乎！吾子，亚卿也，抑少不终。”这段记载，完全用的是象数解法，又是经解中的一个特殊争论。儒家从孔颖达的《正义》到阮元的《十三经注疏》对于明夷的卦解，都把离释为日或明，把坤释为地，坤上离下，曰明入地中之象，晦暗之象。《左传》在这里把明夷象日，不知何所据。“日之数十”，是纳甲的说法，说一日共有甲乙丙丁……十个段。食日指的朝食之时为乙，故曰二；朝食后为旦，其时为丙，故曰三。谦象鸟，曰“明夷于飞”，明未融曰“垂其翼”，象日之动，曰“君子于行”，三在旦曰“三日不食”……这些解法均不见于后代儒家，既前后矛盾，又牵强附会，极见卜楚丘用卜人常用强词夺理之法，断“吾子，亚卿也，抑少不终”。

《左传·昭公五年》：“楚子以馹至于罗汭，吴子使其弟蹶由犒师，楚人执之，将以衅鼓。王使问焉，曰：女卜来吉乎?对曰：吉！寡君闻君将治兵于敝邑，卜之以守龟，曰：余急使人犒师，请行以视王怒之疾徐而为之备，尚克知之。龟兆告：吉。曰：克可知也……”这段只写了“龟兆告吉”，未说龟兆告得何卦卜得吉。可见当时仍有直观兆纹以断吉凶，不查筮书，更不做象数之解。

《左传·昭公七年》：“孟絷子之足不良，能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卫国，主其社稷。遇屯棦，又曰：余尚立絷，尚克嘉之。遇屯棦之比棫，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长之谓乎?对曰：康叔名之，可谓长矣。孟非人也，将不列于宗，不可谓长。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袭于梦，武王所用也，弗从何为?弱足者居。侯主社稷，临祭祀，奉民人、事鬼神，从会期，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灵公。”这段记载了筮得屯卦、卦辞曰：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史朝抓住这个卦辞作了推理的解释，促孔成子立孟絷子为卫灵公。至于他说的“子其建之”的话并不见于屯、比二卦。史朝的解释没有沾上此卦的边：特别是他说的“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更见春秋时占卜的随意性。

《左传·昭公十二年》：“南蒯之将叛也，其乡人或知之，过之而叹，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浅谋，迩身而远志，家臣而君图，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棥之比棫，曰：黄裳元吉。以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外强内温，忠也；和以率贞，信也；故曰：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饰；事不善，不得其极。外内倡和为忠，率事以信为共，供养三德为善；非此三者弗当。且夫《易》不可以占险，将何事也?且可饰乎?中美能黄，上美为元，下美则裳，参成可筮。犹有阙也，筮虽吉，未也。”惠伯在这里完全摆脱了卦象的束缚，以理言事，推倒了南蒯的喜悦。这应该是王弼主张的“扫象不谈”，“得意忘象”的先师。

《左传·昭公十七年》：“吴伐楚。阳匄为令尹，卜：战不吉。司马子鱼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马令龟，我请改卜。令曰：鲂也以其属死之，楚师继之，尚大克之。吉。战于长岸，子鱼先死，楚师继之，大败吴师。获其乘舟馀皇，使随人与后至者守之，环而堑之，及泉，盈其隧炭，陈以待命。”子鱼之卜，得何吉卦，并未言明，但他推论出一个结论：“鲂也以其属死之，楚师继之，尚大克之，吉。”这分明是用解卦誓师的办法。

《左传·哀公九年》：“晋赵秧卜救郑，遇水适火，占诸史赵、史墨、史龟。史龟曰：是谓沉阳，可以兴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齐则可，敌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敌，不可干也。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水胜火，伐姜则可。史赵曰：是谓如川之满，不可游也。郑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郑则不吉，不知其他。阳虎以《周易》筮之，遇泰棯之需棨，曰：宋方吉，不可与也。微子启，帝乙之元子也。宋郑甥舅也。祉、禄也。若帝乙之元子归妹而有吉禄，我安得吉焉！乃止。”这段记载完全用的是象数解法。“水适火”，指的是坎与相接，为既济卦椶。史墨说卦象“沉阳”意在既济卦中三个阳符“—”皆在阴符“－－”之下；姜姓是炎帝之后，卦象中水压了火，所以说“伐齐(姜姓)则可”。史墨的说法与史龟同。史赵说的“如川之满”，指的是水压火，阴胜阳。这三人都用的是既济卦，现行《周易》的既济卦解，却毫无“水胜火”的说法。阳虎筮得泰棯之需棨，泰六五爻曰：“帝乙归妹以祉，元吉。”按《经解》之意，这个爻词的意思是：“殷帝乙，纣王之父，嫁女于周文王，因而得福，乃大吉之事。”微子启乃帝乙之长子，宋国之先祖；本是帝乙嫁妹，阳虎说成微子嫁妹，阳虎这段解说，没有涉及需卦，也没有涉及泰卦的卦辞及其他五个爻辞，只拿泰六五爻做了义理解说，未用象数解法。《左传》这段记载里用了两种解法。

《左传·哀公十七年》：“王与叶公枚卜子良以为令尹。沈尹朱曰：吉！过于其志。叶公曰：王子而相国，过将何为?他日，改卜子国，而使为令尹。”这一段记载，没有说卜得何卦，也不知道沈尹朱根据什么下的断语。改卜子国，也不知卜得何卦。

《左传·哀公十七年》：“卫侯梦于北宫……公亲筮之，胥弥赦占之，曰：不害。与之邑，置之，而逃奔宋。卫侯贞卜，其繇曰：如鱼(——注)尾，衡流而方羊(即彷徉，浅赤色——注)，裔焉大国，灭之，将亡。阖门塞窦，乃自后逾。”这段记载，没有说占得何卦，所引繇辞，亦不见于现行《周易》。

《国语·晋语二》：“献公问于卜偃曰：攻虢何月也?对曰：童繇有之曰：丙之晨，龙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鹑之贲贲，天策焞焞，火中成军，虢公其奔，火中而旦，其九月十月之交乎?”这段用的是童繇为占断吉凶之辞，辞内所言，都是星辰变化相互之关系。可见春秋战国时，并不都以《周易》为占断之根据。

《国语·晋语四》：“十月，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纳公子……董因迎公于河。公问焉，曰：吾其济乎?对曰：岁在大梁，将集天行，元年始受，实沈之星也。实沈之墟，晋人是居，(注：自毕七度至十一度为大梁；自毕十二度至东井十五度为实沈)所以兴也。今君当之，无不济矣。君之行也，岁在大火，阏伯之星也，是谓大辰(注：大火，大辰也。《传》曰：高辛氏有子曰阏伯，迁于商丘。礼大火。)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唐叔以封。瞽史记曰：嗣续其祖，如谷之滋，必有晋国。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谓天地配享，小往大来。今及之矣，何不济之有……”在这段记载里，前半段，董因用的是星占，后半段用的《周易》占。《周易》泰之卦辞：“小往大来，吉，亨。”象数解：阴(坤)在外卦，曰小往；阳(乾)在内卦，曰大来，阴下阳升曰配享。《国语·晋语四》：“公子亲筮之，曰：尚有晋国。得贞屯，悔豫，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闭而不通，爻无为也。司马季子曰：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不有晋国，以辅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晋国；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国之务也，吉孰大焉！震，车也。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乐也。车班外内，顺以训之，泉原以资之，土厚而乐其实，不有晋国，何以当之。震，雷也，车也。坎，劳也、水也、众也。主雷与车，而尚水与众。车有震，武也。众而顺，文也。文武具，厚之至也。故曰屯。其繇曰：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主震雷，长也，故曰元。众而顺，嘉也，故曰亨。内有震雷，故曰利贞。车上水下，必伯，小事不济，壅也。故曰勿用有攸往，一夫之行也。众顺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坤，母也，震，长男也。母老子强，故曰豫。其繇曰：利建侯行师。居乐，出威之谓也。是二者，得国之卦也。”司马季子这一段解说，完全用的是象数解法，其所用象，与现行《周易》之用象基本相同，可见《周易》之象，到了春秋晚期和战国时，大体上通行一致了。司马季子引用的屯卦卦辞与现行《周易》的屯卦卦辞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引用的豫卦卦辞与现行《周易》的豫卦卦辞“利建侯行师”也基本相同，可见到了战国时，《周易》大体上已有了通行的本子了。司马季子口若悬河，极力证明重耳归晋可以享国，显示了占卜解卦的随意性和制词造意的本领。

《国语·周语下》：“成公之归也，吾闻晋之筮之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终，君三出焉。”这段记载说的是：成公归晋时，晋人为他占了一卦，得乾棤之否棲，就是说乾卦变成了否卦，乾变否，乾卦的初九，九二，九三都要变成阴符，即坤。乾象天象君，坤象地象众，由天变地，由君变民，卜人便说“配而不终，君三出焉”。其实，要按相因相应的象数解说，否卦的初六应九四、六二应九五，六三应上六，相配相应，应是吉卦。解卦臆断，随处可见。

《左传》、《国语》之引《易》，应视为古籍中最早又比较可靠者，当时《周易》已成书，所引的卦辞与爻辞，多与现行《周易》不同，如僖公四年，僖公二十五年，成公十六年，成公十年，襄公十年，昭公元年，昭公十七年等处之引《易》文，均不见于现行《周易》。又昭公二十九年之引《易》，称夬卦为卉，以“－－”象龙，也是《周易》之异文，可见当时《周易》之抄本并非一种。

《左传》中有“占之”，没有说根据什么书得出什么占辞，有的以童繇为占断之辞，外有占梦，占星、望气，占师等以梦、星、气等断吉凶，可见《周易》之外，还有别种占断吉凶的书。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校雠典籍，著《七略》，其中《数术略》，载有天文21家，历史18家，五行31家，蓍龟15家，杂占18家，形法6家。《六艺略》中有《易》13家，《诸子略》中有阴阳21家。这些家虽有别，又多与吉凶占卜有关，根据现行《周易》的卦爻及《易传》来看，很可以认为现行《周易》及《易传》是掇取多家的记述，又加上后人的不断增益，形成现在的《周易》及《易传》。

《三坟》书之伪，已为多家经师肯定；《连山易》、《归藏易》、《周易》等《三易》之说，仍互有驳议。《周易》非一本，前已言之，证之马王堆出土之《帛书易》，其卦名与现有《周易》多不同，卦辞爻辞亦有差异，《易传》部分大不相同，可知汉时《周易》版本仍有不同。清马国翰辑有《连山》一卷，《归藏》一卷，《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上册谓马氏所辑《连山易》，多本之黄佐《六艺流别》、罗泌《路史》二书，亦稗贩于他书者，然为刘炫伪撰《连山》无疑也。对马氏所辑之《归藏易》则曰：大抵本之朱彝尊《经义考》，间亦补其遗漏。它肯定了欧阳修的论断：欧阳谓汉初虽有《归藏》，已非古经。今书三篇莫可究矣。其言最确。《连山》与《归藏》无完整本，应是实在的；其零落散简之文，代有流传，则是可能的。宋《太平御晚》有《归藏》引文，清马国翰辑宋以前佚文580余条，清观颒道人据瞿昙谷校宋本《归藏易》著《蕉氏易林吉语》，辑有二《易》之文。这两人都在马国翰之前，尚秉和评《连山归藏逸文》说：所辑二《易》之文，颇简略。于《连山》辑三条，如剥上七日，数穷致剥而终吝。《象》曰：致剥而终，亦不知变也。复初七日，龙潜于神，复以存身，渊兮无畛，掺兮无垠。《象》曰：复以存身，可与致用也。姤初六曰，龙化于蛇，或潜于洼，兹孽之牙。《象》曰：阴茲牙，不可与长也。以上三条，可以考知。《易》象，可以证《连山》占七八。皆连山极要之文。又《周礼》注，引《连山易》：帝出乎震，齐乎巽一节，与今《说卦》同，兹皆无之。于《归藏》辑只十七条，如瞿《即睽》卦云：瞿瞿有，宵梁有酒，尊于两壶，两羭饮之，三日然后苏；土有泽我取其鱼。及荧惑《即贲》卦云：昔者桀筮伐唐，而枚占荧惑曰：不吉，不利出征，惟利安处，彼为狸，我为鼠，勿用作事，恐伤其父。不惟其辞古雅绝伦，并可以补失传之《易》象，而书内皆遗而不录。

《周易尚氏学》中对《归藏》易之卦名校补甚详。如需作溽，随作马徒，豫作分，蛊作蜀，贲作荧惑，坎作荦，咸作钦，家人作散家人，睽作瞿，解作荔，损作员，益作诚，夬作规，升作称，震作厘，艮作狠，涣作奂，中孚作大明，既济作岑，等等。可见《连山》、《归藏》虽无完书，却有逸文，不但可证其为《易》类之一，还可证明《易》之初，各有异同，今行《周易》之通用文本，乃辑集多种《易》类衍化而成。

至于《易》象，爻变，古之占七八变与后来之用九与用六，象数解与义理解之分派，谶纬、占卜、星命等之演化，皆在《易》经之初，有了端倪。《易经》之解说，愈演愈繁，乃是由于其根本之差异甚多，占断之辞本无定解，占人可以自由为说，《左传》、《国语》之解《易》，可见一斑。《易》，不可解也，应是比较恰当的。

《易传》是后人所作，总结了先秦及远古积累下来的丰富哲学思想，应是研究中国哲学的重要文献。其中有丰富的辩证思维，尽力去概括了宇宙万事万物的总规律，虽然掺杂着唯心主义的糟粕，其总论还是比较合乎实际的：“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系辞上》)

研究《易经》应该认真研究《易传》，《易传》对中国哲学思想贡献很大，后来的《大学》、《中庸》等书的哲理，几乎都可以从《易传》中见其始源。关于《易传》的研究，当另辟篇章。

【注释】

[1]这是作者《试循闻一多之路探索〈周易〉一文的第5节。——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