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瓦集》

一、《古瓦集》——新诗创作的准备

1921年7月，闻一多先生将自己的旧体诗文编成集子，并手抄下来，名曰《古瓦集》。此集大部分作品写于1917年到1919年之间，除序言外，均用文言写成。全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收古文和骈文；下卷收古诗39首。

《古瓦集》的价值在诗人自己看来主要体现在：“砖瓦虽没有盘鼎那样尊贵，可也算得一种古董，抛掉了怪可惜的，保存起来，倒一则可以供摩挲，二则也是一个纪念品。”^[1]在此之前的1920年，诗人几乎不再创作旧体诗歌。看来，这位清华园里的“风骚中后起之秀”^[2]是要以这本旧体诗文集来和文言创作作个深情的告别。

从研究者的角度，董乃斌曾经这样评价：“《古瓦集》中的诗文至多算是锋芒初露，并不能代表闻先生的最高成就。然而，大诗人大学者的闻一多先生，是从《古瓦集》时代走过来的，没有这个基础阶段，便不会有后来攀上文学和学术高峰的闻一多……”^[3]这算是较为准确地概括了闻一多旧体诗文的意义。然而这种评价或许更多地基于一种理论上的推导，回到文本探究它与诗人的新诗创作的内在联系及区别，将有助于我们更真实地触摸诗人的创作轨迹。

《古瓦集》中诗歌体裁多样，它展示了诗人对律诗、绝句、乐府、古诗等各种旧诗体式的尝试。其中律诗数量最多，大多格律谨严；古诗次之，篇幅较长，诗人一些重要的评论时政之作都以古体写成；乐府诗最少，但风格纯正，白描叙事深得民歌神韵。诗人早年对旧诗体裁的自觉实践由此可见一斑，这与后来闻一多始终不渝地关注诗歌形式，看重诗歌创造的功能而非仅将其当做交流工具的审美追求是相一致的。

诗集所涉题材也相当广泛。有咏怀古人古迹的，像《项羽》、《拟李陵与苏武诗三首》、《登昭明读书台》等；有对个人人生的反思与对前途的思考，如《戊午秋日惩志，七十七韵》、《漫书》、《感事》等；还有议论时事之作，如《提灯会》、译诗《渡飞矶》、《点兵行》等。当然，所占比重最大的还是即景抒情诗。这些题材涵盖了诗人以后新诗创作所涉及的大部分，甚至我们不难看到诸多相类似的标题。比如五律《夜雨》和新诗《雨夜》，都写的是下暴雨的夜晚诗人失眠的情形。前者的首联、颔联写景：“阴云一日酿，向晚斗增骄。星月昏残夜，雷霆斗九霄。”而后者的前两句几乎就是将其翻译成白话：“几朵浮云，仗着雷雨的势力，把一天底星月都扫尽了。”所不同的是《夜雨》中写到自己睡眠不好就结束了，而《雨夜》最后将诗意升华为“哦！原来真的已被我厌恶了，假的就没他自身的尊严吗?”体现了新诗思想的复杂性，带上现代色彩。此外，新诗《春之首章》和《春之末章》仿佛是绝句《春柳》的扩充，新诗篇幅更长，描述更为细腻、铺陈，但对春天到来之欢欣、之赞美的审美情趣是一致的。

就整体的创作风格而言，闻一多创作的旧体诗倾向于性灵一派。性灵派尚率真，主“童心说”，题材生活化，风趣幽默。《古瓦集》中《齿痛》一诗与性灵派代表人物袁枚的名诗同题，该不能看做是巧合。该诗与袁诗一样，都用五古形式，铺写齿痛之苦，虽长度不及袁诗的八分之一，但情趣极为相类。《抵都寄驷弟》、《上海寄驷弟》、《为陈甥画扇》或以书信的内容入诗，或速写生活小事，散发出浓郁的生活气息。王富仁曾经评价闻一多早期新诗是：“一个怀着童年的纯白心灵和初绽的青春理想的闻一多与宇宙人生所做的最初的精神和情感的交流。”^[4]实际上用它来概括闻一多这一时期的旧体诗歌创作也是恰当的。

可见，作用于旧体诗中的诗人的情感类型、审美情趣以及价值取向在有延续性地影响着新诗创作。所不同的是，创作新诗的诗人思想更为复杂深刻，表现的方式也随之更加现代。像五律《晚步湖上》和新诗《黄昏》，两者都是表现黄昏的景色，前者在黄昏恬淡适意的湖光山色中，诗人发出淡淡的惆怅的喟叹：“生涯堪自笑，似刻楚人舟！”是一首极具古典意味的情景交融的律诗。《黄昏》一诗中的景物则完全带上人格化的色彩：“太阳”会“喜”，“合欢”是“贪睡的”，“路灯”则“偷了残霞，换了金花”，“喷水池不怕惊破别家底酣梦，依然活泼泼地高呼狂笑，独自玩耍”。活泼奔放而富于动感，而诗人则跃身景外冷静地思考，充满了现代人的困惑。

若是将七言古诗《清华园秋日》、《清华图书馆》、《清华体育馆》与新诗《园内》进行对比也许更能说明问题。这四首诗都是诗人为讴歌自己钟爱的母校清华园而作。三首古诗的思想相对单纯，主要表达要珍惜美好光阴和优越条件而勤奋向学的积极向上思想。《园内》则是闻一多新诗作品中最长的一首，内容由回顾清华历史到叙写校园生活再到概括清华精神，最后诗人充满激情地高呼：“云气氤氲的校旗呀！在东西文化交锋之时，你又是万人的军旗！……万人要为四千年的文化，与强权霸术决一雌雄！”把清华精神提高到东方文明的高度，并立志弘扬中华文明用以抵制西方文化的侵蚀。旧体诗中那种单纯、明净、蕴积的风格完全被汹涌澎湃、一泻千里的粗犷气势所替代。从诗中可以看出，造成这种气势的巨大张力是来自东西方文化的冲突，西方文化的强大的冲击力打破了诗人旧体诗中那种东方式的圆融与和谐。

在编辑《古瓦集》之前，诗人已于一年前自编了新诗集《真我集》。虽然这些新诗在创作时间上总体略晚于旧体诗文，但其中亦存在时间上的交叉，比如“所以彰文言之罪”^[5]的《点兵行》创作时间在1920年春，而《真我集》中最早的新诗作于1919年11月。这种交叉说明在诗人的创作世界里，旧体和新诗并非像其他的新诗人那样，一开始就呈现出非此即彼、泾渭分明的状态。诗人在1919年2月10日的《仪老日记》中写道：“枕上读清诗别裁。近决志学诗。读诗自清明以上，溯魏汉先秦。读别裁毕，读明诗综，次元诗选，宋诗钞，次全唐诗，次八代诗选，期于二年内读毕。”^[6]这时距胡适等在《新青年》上第一次正式发表白话新诗已近两年，而诗人自己也开始了新诗创作，可他还在“决志学诗”(这个“诗”显然是指旧体)，表明诗人走进新诗创作领域之后，并不像有的新诗人那样走得决绝，而是带着一步三回头的矛盾与不舍。

在编辑《古瓦集》之前的1921年1月，闻一多曾说：“旧诗的破产，我曾经一度地警告落伍的诗家了，无奈他们还是执迷不悟，真叫我好气又好笑。旧诗既不应作，作了更不应发表，发表了，更不应批评。”^[7]宣布了自己对旧诗创作彻底否定的态度。可是之后他编辑了自选旧体诗歌集。而且《古瓦集》也并非诗人旧体诗创作的绝唱。1925年4月在给梁实秋的信中，闻一多谈道：“来示谓我之诗风近有剧变，然而变之剧者，孰过于此。”接下来他抄录了几首新近做的旧体诗，其中第一首写道：“六载观摩傍九夷，吟成舌总猜疑。唐贤读破三千纸，勒马回缰作旧诗。”^[8]这之后虽然诗人并未就此放弃新诗而转向旧体诗创作，但至少可以说明，诗人一旦在怀疑全盘学习西方诗歌、驻足思索新诗前进的方向时，便很自觉地拿起了传统诗歌作为武器。

闻一多这一代人既是旧文学的破坏者，更是新文学的重建者。然而，他们又亲历西洋文明的压迫，为了抵御此种“文化征服”，将传统本位文化作为心理堤防和思想武器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像20世纪初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闻一多一生都在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探索，力图找到挽救垂危的中华文明的良方。不过，在自称“东方老憨”的闻一多身上，辗转于中西文明之间的矛盾与焦虑也许来得更为强烈，探索得更为艰难，这一点在他的新诗创作上尤为彰显。

有人说闻一多是善变的，不仅是指他的人生道路的几次转型，他的新诗风格也是变幻莫测的。其实，这种创作上的善变正体现了诗人在探索中不断地自我否定、自我完善的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