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领事馆对民主人士的保护措施

二、昆明领事馆对民主人士的保护措施

如果说马歇尔、司徒雷登对蒋介石的批评还不是公开的话，那么美国驻昆明领事馆对昆明民主人士的保护性措施，则频频见于报端，客观上加重了李闻惨案后的险恶气氛。

7月15日，闻一多被刺的当夜，昆明领事馆领事斯普劳斯就用吉普车将有可能继李闻之后被暗杀的几位重要民主人士接到领事馆加以保护。进入领事馆者共有11人，他们中的西南联大教授有：公开反对独裁专制的老同盟会会员张奚若、民盟中央常委潘光旦；云南大学教授有：云南省支部主任委员楚图南，组织委员冯素陶、民盟盟员费孝通、潘大逵、尚钺。受到保护的还有音乐家赵渢、中苏文化协会金若年、云南大学讲师王康等。此外，还有一些人的家属和孩子。^[11]

昆明领事馆对上述人士的保护是必要的，因为李闻的被刺已使批评过政府的人士感到人人自危。西南联大常委、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闻一多被刺当天给教育部的电报中，曾用“同人极度恐惶”这种公文中少见的措辞^[12]。教育部长朱家骅7月18日给蒋介石的密电中也没有掩盖这一事实，坦率报告说“昆明联大教授闻一多被害，教育界人士殊感焦灼”。^[13]这些，反映的不仅是昆明教授的心态，也曲折表明了其他民主人士的处境。

从某种意义讲，昆明领事馆的这一措施带有将李闻惨案国际化的意味，势必部分影响到中美之间的外交关系。实际上，昆明领事馆对民主人士加以保护的同时，便向南京美国大使馆做了报告，强调这是险恶形势下的非常举措。报告解释说：由于领事馆的人相信国民党“已决定谋杀昆明民主同盟领袖”，并且获知云南民盟支委楚图南等也被列入了黑名单，因此有必要对这些人加以保护。报告还称：“证据表明，谋杀经过精心策划并将继续，有可能反动分子担心最终会和自由党妥协，已决定不管最终会产生什么政治后果都要将他们彻底消灭”，因为反动分子认为“在昆明的谋杀不会像在南京、上海和北京那样对政治产生巨大危害”。基于这些判断，领事馆提出了数项应急方案，其中包括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恐怖活动”、“保障人身安全”、“与民盟及马歇尔将军派人调查”。^[14]

按照国际法，昆明领事馆的这一行动超越了其外交职权，为了申明他们并不想干涉别国内政，领事馆15日晚特向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霍揆彰作了说明，指出“十一人确有危险，彼愿站在人道立场予以保护，绝非保护若辈之政治组织也”。霍揆彰肯定没有料到美国会在这个时候公开介入，因而不知轻重地于次日致函昆明领事馆，认为“中国人应由中国军政机关保护，美领馆竟接受十一人之要求而保护之有侵中国主权，希即开列名单，交中国政府”。主持领事馆的斯普劳斯不想扩大事态，于是把这份公函交给避入领事馆的民主人士传阅。现有材料没有保留下被保护者的反映，但从事后斯普劳斯“直接复函警备总部，略称十一人多属本人朋友，彼等确有性命之虞，且彼等并非犯人，似不能行用引渡办法”的态度来看，^[15]可以断定他与张奚若、潘光旦、费孝通等对霍揆彰的蛮横十分不满。

对昆明民主人士采取保护这件事上，昆明领事馆打的是一个擦边球，不免有些忐忑。不过，可能连领事馆的人也没想到，无论马歇尔、司徒雷登，还是美国国务院，都非但没有批评，反而对他们在突发事态下的这一紧急措施予以认可。7月20日，旧金山广播了一则来自美联社华盛顿的消息，其云：

美国国务院顷证实李公朴、闻一多暗杀案发生后，昆明美领事馆确对十一位民主同盟分子加以保护。国务院声称，昆明美领事此种措置因该十一人显然有亦被暗杀之可能，南京美大使馆已与中国外交部商谈此问题。据称中国当局已派员往昆调查此案，并命该地警备司令部维持法律。一俟安全确有充分保障，该十一位民盟人士即行脱离美领事馆之保护。^[16]

美国国务院的态度给了昆明领事馆一个定心丸，这样，如何对待不同政见者的球，又踢回到国民党政府一边。其实，事实上当时很少有人关心昆明领事馆的行为是否超越外交职权，更多的人意识到的是政府无力保证民主人士的安全，因此友邦才不得不出面保护。执政当局当然不愿身陷这种指责，7月17日的行政院通令实际上便是摆脱困境的急救章。与此同时，负责云南地方治安的最高首脑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也于18日接到要其保护有关人士的命令，命令还说如有人提出离开昆明，应给他们提供必要条件。正是由于有了这一政府承诺，避入昆明领事馆的民主人士方于19日陆续离开。

然而，正如前文所言，行政院的通令并没有改变昆明的严峻形势，以至刚刚离开领事馆的潘光旦、费孝通，因感到威胁仍然存在，无奈于21日再次返回。这件事的内情，从未见于报端，外间无人知晓，直到笔者查阅到当时刘英士给教育部长朱家骅的一份报告，这个谜团才被揭开。刘英士是这样报告的：

潘光旦等上星期五出美领事馆，但于昨日(星期日)下午经与梅月涵等再四研究之后，重进美领事馆。原因如下：昨为留学生考试第一日，梅校长坐自备包车赴试场。十时左右，梅因将有汽车送其回寓(西仓坡五号清华办事处)，故命包车夫先回。包车夫于归途中遇暴徒数人，持枪逼询清华办事处共住几人，有枪多少等语。潘光旦夫妇均与梅校长同住，故包车夫未敢率直回答。结果包车夫被殴！此事发生后，潘等认为治安当局控制力量不够，故又逃至美领事馆。^[17]

刘英士是教育部参事，1928年与闻一多、潘光旦一起在上海创办新月书店，因此朱家骅在拟派西南联大教授冯友兰、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萨本栋等赴昆调查闻一多案真相未果后，便选中了刘英士。^[18]刘英士是20日抵昆的，一下飞机就遇上潘光旦、费孝通再避昆明领事馆事，这就使其调查闻案真相和慰问闻一多家属的任务，一变而为劝说他们二次离开领事馆了。不过，作为朋友，刘英士能够理解潘、费的危险处境，前述报告中他就坦言“在此恐怖局面之下，人人感觉自危，莫不深居简出”。

潘光旦、费孝通再入昆明领事馆之事，使刚刚松了口气的马歇尔重新骑上虎背，这令他异常恼火。7月23日上午，马歇尔在与周恩来举行的会谈中，说他一直通过昆明领事馆关注着事态发展，并称行政院长宋子文也已指示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要其对发生的事负起全责。美国保存的马歇尔调停档案中，还保留着国务卿贝尔纳斯通知美国大使馆“如必要时，可以继续提供保护”的明确意见。此外，这些档案中还有昆明领事馆、南京大使馆与美国国务院之间围绕采取什么措施保护云南民盟负责人的往来函件，如果这些材料得以整理公布，将有助于进一步了解美国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