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大校园的民主氛围与民主斗士闻一多的出现

一、联大校园的民主氛围与民主斗士闻一多的出现

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闻一多由一个闭门读书、做学问的教授，勇敢地走向民主阵营，多次言辞激烈地抨击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现实，特别在险象环生的恐怖情况下无所畏惧地发表《最后一次的讲演》，是由多种原因决定的，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他长期生活、工作的西南联大民主自由的校园氛围^[1]。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大学独立原则的影响下，当时的西南联大成为民主堡垒，闻一多在心理上有一个比较安全可靠的依托，从而积极投身于民主运动

邹承鲁院士说：“在中国教育历史上，西南联大是一个奇迹。除集中了一批优秀教授外，学术民主、学术自由风气浓厚是极其重要的原因。当年的西南联大是教授治校，思想自由，对各种学派的教授兼容并包，贯彻的百家争鸣的办学方针。”^[2]“联大所以能培养出众多人才，与联大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学风和政治环境有密切关系。”^[3]

关于西南联大的办学原则，《西南联大校史前言》说得很清楚：“坚持学术独立，思想民主，对不同思想兼容并包。校方不干预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支持学生在课外从事和组织各种社团活动。”组成联大的三校，既有各自独特的经历，又有教授治校的共同传统。例如，抗战前梅贻琦成功地维护并巩固了清华大学独立自主办学的优良传统，保障了大学学术思想自由及知识分子在学校中重要的地位，使清华大学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成为国内外的名校。联大成立后，坚持了三校“教授治校”的优良传统，并且在新的条件下发扬光大。联大沿袭了三校用人精简的制度，校长、教务长、总务长、各院院长以及各系主任均由教授兼任，没有副职，职工人数也比较少，常常是一人兼任数职，但所有兼职都不增加薪水。尽管迫于极端的贫困，联大教授或“教授会”曾多次给当时教育部或联大领导写报告，要求维持战前十分之一的生活水准，但当教育部准备给兼任行政职务的教授发放“特别办公经费”(相当于今天的“岗位津贴”)时，他们竟联名谢绝^[4]。

要知道，在当时，增加哪怕是微不足道的收入，对于啼饥号寒的妻儿老小是多么重要啊！但也就是在能否生存的边缘，联大的教授们显示了精神的非凡和校风的“刚毅坚卓”。他们谢绝了特别办公经费，照样工作，教学工作量跟一般教授相同。这难怪著名作家林语堂1943年12月赴美前参观西南联大后讲演时说：“联大的师生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那时，教师“彼此之间是同事，不分什么上下级；他们更不是官，没有官僚味儿。从同学方面说来，他们都是老师，平时一律称为“先生”，从不叫什么这个主任那个长。随时随地大家都尊敬地叫梅先生、闻先生、吴先生、叶先生、沈先生……”^[5]

有这样精神的教授当然能够治校，而教授治校的实质是大学独立。当时时局动荡，物价高涨，条件简陋，久负盛名又各有其历史和校风的三所大学，却能在三位校长特别是梅贻琦(因当时张伯苓、蒋梦麟两位校长常在重庆并另有职务，主持联大常务工作的实际上是梅贻琦一人)的领导下，紧密团结，密切合作，共度时艰，取得全体师生的支持努力，“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6]把研究学术，造就人才作为抗战救国立国兴邦的指导思想，尽量保持学校的独立性。即使对主管部门的命令，如果认为不合理，也会据理力争，或者公开抗议。

1939年3月，陈立夫任教育部长后，根据战时情况，也为了加强对大学的控制，贯彻“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思想，通过行政手段，对大学实行统一管理，其中有些规定如统一招生等当然是合理的，但有的部令并不符合一些大学的实际，如颁布大学课程科目表，统一课程教材，大专以上学校毕业考试实行总考等，就不利于发展具体学校的特色，有碍于师生的思想自由，因而引起联大师生的抵制。1940年6月10日，联大教务会议对教育部的统一大学课程教材和学生成绩考核办法等，据理抗驳，要求教育部给予学校更多的教学自由，不必“刻板文章，勒令从同”，因为“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熟，行之多年，纵不敢谓极有成绩，亦可谓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7]。陈立夫虽贵为教育部长，大权在握，但也只好任其不了了之。因为当时的权贵知道西南联大的分量和教授的厉害，所以在很多时候，主管部门和地方当局并不敢轻易得罪他们。

其实，对待蒋介石的训令有时也是如此。建校之初，西南联大便苦心孤诣地把“刚毅坚卓”四个字作为校训，并呈报教育部。但是，不久教育部致电西南联大，要求联大以蒋介石亲手为各校题写的共同校训“礼义廉耻”作为校训。而联大的大多数教授认为，这四个字不能体现该校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下顽强的经历和办学精神，因此，予以策略地抵制。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大家不再谈论校训以避免争论，事实上坚持了原来的校训。由此不难想见西南联大教授们的地位和性格。这也许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1931年梅贻琦任清华大学校长时所言：“所谓大学，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西南联大对上级的指令当然也有惹不起的时候，但除了抵制外，多数情况下是应付了事。联大不能说完全实现了大学独立，但它作为一种理念，在校园里已经深深地扎下了根则是毫无疑义的。这对西南联大后来的民主运动而言，则提供了一种保护和张扬作用。联大之所以能够成为民主堡垒，也就在于其有很大的独立性，一般的党政军警机关不能随便干涉校内人事及其活动。因此，抗战后期校内的民主运动不仅能够蓬勃发展，而且因为得到学校当局的默许和保护，还越出校外，成为昆明民主运动的发源地。虽然国民党也试图在校内培植自己的势力，但他们一点也成不了气候。如梅贻琦后来虽然也不情愿地加入了国民党，但教授治校、大学独立的办学思想依然如故，一如既往地对待教授和教授们的思想和活动。因此，在西南联大，真正成为国民党党棍的教授和负责人微乎其微，党派意识很难取代教育至上、大学独立的理念。民主同盟之所以能够在西南联大发展成员，闻一多又所以能够无所顾忌地参加并积极活动，其主要原因之一也就在于此——他们在心理上有一个安全可靠的依托。既然教育部长的训令可以不听，国家元首题写的校训可以不用，对军警特务的屠杀行为可以抨击，潘焱烈士的血迹未干就可以上演《潘焱传》，那么，又何所惧之呢?

2.在西南联大自由理念的影响下，教授们能够张扬个性，闻一多的民主意识得到不断强化

西南联大的教授们物质贫困，精神富有。他们首先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和志趣中独立思考，自由探索，且有很强的责任心，认真教学，坚持学术研究和创作。例如，陈寅恪公开宣称别人讲过的他就不讲，每堂课都讲新的内容；闻一多讲课精深，《楚辞》中的一首《天问》，他讲了一学期40多节课，居然门庭若市；张文裕、赵忠尧则前瞻性地开设原子物理学课程；在此非常时期，杨石先开始了对云南中药常山的研究；冯友兰开始了著名的“贞元六书”的写作；冯至在停歇了10年之后，不仅爆发了新的诗情，创作了著名的《十四行集》和散文集《山水》，还开始了对杜甫和歌德的研究，登上了他一生创作和研究的最高峰。

但是，他们又决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隐士。联大师生中本来就有不少人是“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的直接参加者，师生们从北到南，由东而西，目睹山河破碎，人民失所，更加激发了爱国热情，热烈参与国是的讨论；特别是在皖南事变前和1943年“五四”以后，联大民主空气活跃，思想活跃，精神自由。部分教授还自办杂志，出版刊物，《今日评论》、《当代评论》、《自由论坛》、《边疆人文》等都成了师生发表言论、阐发思想的阵地；不管什么问题、党派，都可以讨论、批评；有的教授还在《中央日报》上编文艺副刊。联大的教师在课堂以至各种论坛上都可以宣传自己的观点，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兼容并包，行为也不为执政党的意图所左右。

当年挑起全盘西化论战的陈序经，曾一度做过西南联大的法商学院院长，具有浓厚的西方知识分子气质，从不参加政治活动。1941年前后，国民党为了加强对西南联大的控制，要求担任院长以上职务的教授都得参加国民党。他知道后淡淡一笑，对他的一个学生坚决地说：“如果一定要我参加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8]其实，当时许多教授都是这样做的，例如政治系主任张奚若、体育系主任马约翰等就是不参加，后来别人对他们也无可奈何。虽然也有一些教授入了国民党，但多数人对此很不以为然。这不仅说明当时西南联大师生对国民党的态度，同时也说明西南联大的民主空气很浓，教授有很大的精神自由；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也不能干涉教师的信仰自由。已故西南联大学生、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王浩曾这样形容联大的风气：“昆明的物质生活异常清苦，但师生们精神生活却很丰富。”“当时的联大有‘民主堡垒’之称。身临其境的人感到最亲切的就是‘堡垒’之内的民主作风。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不论资历与地位，可以说谁也不怕谁。”^[9]

对此，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约翰·伊斯雷尔教授(John lsreal)认为：

和战时其他大学相比，联大最大特色是师生都享有超常自由，无论其表达的观念所涉及公共领域之广泛性、还是所针对公共问题之重要性。

昆明的知识分子极少为意识形态所桎梏。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联大的公共知识分子保持著高度的宽容、文雅和互敬^[10]。

影响所及，学生亦沿袭成风，参与各种社团的活动，互相争鸣，相互切磋，思想活跃。从官方的三青团到共产党影响下成立的社团群社，各种社团应有尽有；学生社团还经常邀请一些教授演讲，随时去听各种政治立场、各种学术观点的公开演讲。校园里还有一个“民主墙”，上面贴了各种壁报，五花八门，各种各样，不管是谁，都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或者对时局的评论，或者一篇散文，一首诗，一篇小论文贴在上边，看的人很多，教师们也常来观看；学生们还参加各种形式的活动，如“七七”抗战纪念会、“五四”运动纪念会、文艺报告会、诗歌朗诵会、歌咏队等，如“联大剧团”曾演出《祖国》和《原野》等，还邀请闻一多参加其中的一些活动。

正是因为在民主堡垒中享有精神的自由，西南联大的师生能够在人类的各种文化中汲取营养，比较鉴别，追求真理，姚从吾、陈雪屏可以信仰三民主义；陈铨可以宣扬尼采；罗庸可以诅咒新诗；冯友兰可以提倡“学术专家”的西方模式；潘光旦可以极力鼓吹妇女解放。更有甚者，在“一二·一”惨案以后，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可以公开游行抗议，就连像冯至那样文静温和的诗人学者也能放心大胆地走上街头，并写出抗争的诗篇《招魂》，何况闻一多呢?闻一多后来所以能够一步一步言辞锋利，放言无忌，口诛笔伐国民党的要害，与西南联大民主堡垒的精神自由之风气，实在是密不可分的。当时曾任西南联大总务长的历史学家郑天挺先生在《梅贻琦先生和西南联大》的文章中说：“三校都是著名专家学者荟萃的地方……经过长沙临大五个月共赴国难的考验和三千五百里步行入滇的艰苦卓越锻炼，树立了联大的新气象，人人怀有牺牲个人、坚持合作的思想。联大每一个人，都是互相尊重，互相关怀，谁也不干涉谁，谁也不打谁的主意。学术上、思想上、政治上、校风上，莫不如此。”既然“谁也不干涉谁，谁也不打谁的主意”，彼此可以不设防，那么又有什么不可以宣传，不可以坚持?何况又是在为国家、为民族的事业在呐喊！因此，闻一多在李公朴被暗杀后，能够发出惊天动地的怒吼《最后一次的讲演》！

另外，还必须指出，西南联大极端贫困状况下教授们为抗战救国的牺牲和大后方的腐败现实，也是促使闻一多直面现实，抨击腐败，成为民主斗士的另一原因。限于篇幅，在此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