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新闻界的争鸣

上海新闻界的争鸣

（1957年5月16日在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我毫无准备，本来是想听些东西的。安岗同志硬要我发言，让我介绍一些上海新闻界情况。我很难替上海新闻界说话，只能以“观察家”的资格介绍我们所知道的一些情况和个人意见。

上海新闻界座谈会情况

3月份上海市委宣传部召开了一次新闻界座谈会。这会的目的是组织新闻界加强思想教育工作，开得并不算好，据后来某些同志对这次会议的估价是反教条主义不力，批判“兴趣”、“同人办报”倒很积极，欠缺争鸣精神。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以后，新闻界又分别开过两次座谈会，市委各主要负责人也邀集新闻界开过两次座谈会。这是上海争鸣的第一炮。以后是文艺界、高教界等。这几次座谈会我看开得很好，有些同志坦率地、具体地对市委各位负责同志提出批评，市委同志也当场解释、辩论。我很喜欢这种平等、民主方式。

这几次座谈会的发言，我未带记录，只能凭个人记忆介绍一些。有人批评市委对报社管得太紧、太死，批评太多，使报纸缺乏积极性。另外，也有批评市委对报纸政治领导不够。其次，有些报社提出和各业务部门的矛盾。一是对记者采访有些业务单位协助不够，甚至有时限制，对党报与非党报的记者不一律看待。二是有些业务部门不懂宣传原理、报纸的性质，一味地要求在报上给他本单位发工作指示。《解放日报》今年“三八”节没有发表社论，原因就是妇联要按照它的意见写，报社要按报纸的意见写，报社写了妇联不同意，就没发表。新闻界很多人都不赞成把报纸变成各机关的联合布告牌。第三是有些单位盲目“保密”，据《新闻日报》说，呢绒涨价，商店橱窗标价都改过了，主管部门还要保密，不让报纸报道。座谈会上提出了党报与非党报的关系，有些单位的新闻送给《解放日报》，不给其他报纸，其他报社去要，他们就说，等党报发表以后你们再发表。于是就有“党报吃得开，非党报吃不开”的意见。其实，党报也有它的苦衷，有人说，非党报倒比党报好办，党报有一种架子，不仅编辑部有，读者也有这种看法，好像不铁板面孔不足以为党报。

在座谈会上，赵超构同志关于思想性的问题作了一个有趣的发言，他分析了十二点教条主义的“思想性”。例如，报道中心工作的叫做思想性强，报道文化生活的叫做思想性低；报道自上而下的工作指示叫做思想性强，报道人民群众的生活与意见的叫做思想性低；枯燥生硬的文章叫做思想性强，生动活泼的文章叫做思想性低。他提出力求发展有益的兴趣，防止有害的兴趣，适当而有节制地发表无益但亦无害的兴趣。他提出，“百花齐放”救了一张《新民晚报》。在过去，《新民晚报》的方针是指导文化工作，结果销数不足3万份，很难维持。“百家争鸣”后，就走丰富的文化生活的道路，销路马上上涨，最高到20余万份，绝大部分是零售和个人订阅。（现在因纸张困难，压到十三四万份。）上海都排队买《新民晚报》。关于《新民晚报》的办报方针，他的意见是，通过报纸使读者熟悉周围，从而热爱他的所在地，同时还可以有助于人民大众的文化生活。上海600余万人，文化娱乐场所不足，晚上在家看看《新民晚报》，这还可解决20多万人的文化娱乐问题。（假使每张报两个人读。）这难道不是对上海的一种贡献吗？有的同志指出《新民晚报》的变化是值得从新闻学的理论上加以研究的；另外他又提出有些专业报纸依靠行政系统发行，虽然有一定的销路，但它所起的真正的作用是值得研究的。有人对报纸社论写得枯燥无味、好教训人进行了批评，很幽默地提出：“社论者社会之舆论也”，听来颇为新颖。

上海《解放日报》发表过一篇《我的丈夫，我的蜜月》，从而引起一些读者对报社的责难。所说报社收到几百封批评信，说这样的文章不能登在党报上，可以登在《新民晚报》上。可见党报架子在一些人们中有了根深蒂固的影响。好像我们共产党人都是清教徒，苦行僧，“丈夫”“蜜月”是谈不得的，党报上刊载这种文章，好似“尼姑思凡”引来一阵责难。凭良心讲，那天我接到《解放日报》，第一眼就看上了这篇文章，而且一气读下去，至今并未中毒而亡！

据我的观察，目前上海市委对报纸比较放手，报纸对社会舆论也比较放手。情况就简单地介绍到这里。下面再谈一些争论的问题。

对几个争论的问题的看法

党性和真实性、党性和群众性、思想性和兴趣等几个问题讨论得很多。有人把党性理解成一党的主观愿望，把党性理解成党委机关性等。所以有人提出，党性与真实性矛盾，而且还举了报纸上一些失实或片面的报道为例子，说成是党性要求的结果。这可能是局外人的推测，但也确实真有其事。例如某次对上海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报道中把欢送人数写多了，有人就说多了点好，对宣传有利。某地报社向党委提出少登载一些指示，增加一些群众活动。党委负责人就到处批评报社是不要党性只要群众性。由此可见“党性”者即“党委性”、“书记性”也。关于“兴趣”与“思想性”有人认为有矛盾，好似请求吸引读者阅读就是没有思想性。有一位同志私下里和我说：“我看思想性和趣味性并不矛盾，但是和教条主义有矛盾，因为教条最没有趣味。”我看这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顺便我提出一个建议。报社的同志常是夹在当中，上和党委有矛盾，下和读者有矛盾。有些情况是和党委在宣传工作上的主观主义有关系，这次整风希望能够改正，但只是纠正党委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还不够，在对党报的认识上可能还有问题。党委很容易忽视报纸的特点，或者仍然习惯于抗战时期和阶级斗争时期的作法，对新形势下，报纸应起的作用认识不足。报社如按着党委的旧习惯去办报，便会造成报纸脱离群众。党委不仅对报社要放手，而且要积极领导报社，使党报办成为群众所喜爱的读物。报纸，在党委看来是指导别人的工具，但是在读者看来，报纸是借以获得新闻和知识的出版物，读者花钱买报，我们要对得起人家的5分钱，如果赠阅的话，人家可能没有什么理由责备报纸。

记者的工作条件问题。现在报纸上批评了一些歧视记者的人和事，很对。不过这仅是问题的一方面。只是要求别人尊重，使别人不敢得罪记者也是不够的。因为，如果人们对记者“敬鬼神而远之”，这也是新闻工作的失败。我们还应提倡记者交朋友，为采访对象服务，有钻新闻的本领。解放后无论如何，采访条件是好得多得多了，也就因为如此，现在的记者对钻新闻的本领可能比解放前的记者有所不如。记者要会钻，会交朋友，切不可使人家敬而远之，畏而远之。

随便讲来，没有很好准备，就此打住。

（《新闻与出版》第17号，1957年6月10日）

（又见中宣部图书资料室编印《新闻界反右派斗争资料汇编》第一辑，195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