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吁日报》和《民立报》

《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

《新闻学研究》编者按：这是王中同志在1962—1963年写的一篇论文，全文约5万字，我们准备连续刊出，供研究报刊史的参考，作者未及修改，请批评指正。

第一章　绪　　论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非常重视报刊这一有力的政治斗争武器。辛亥革命前后，他们在国内外创办了100多种报刊，其中十分之三在日本和香港出版，十分之三在国外各华侨集居地出版，十分之四在国内出版。虽然在和敌人的斗争中，报纸不断被封闭查禁，编辑记者不断被逮捕监禁，据不完全统计，国内被封闭或被迫停刊的报纸有《苏报》、《警钟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商务日报》、《大江报》、《可报》、《国民报》、《20世纪大舞台》、《武昌白话报》、《杭州白话报》等等。被逮捕或被迫逃匿的报人有章太炎、邹容、詹大悲、何海鸣、徐竹平、于右任、李亚东、孙翼中等等，至于辛亥革命后，遭受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势力迫害的那就更多了。革命派在国外出版的报刊也是不断遭受到迫害。如《民报》被日本政府封禁，《仰光新报》、《进化报》、《南洋总汇报》、《华英日报》等，或为保皇党串通清领事迫害而停刊，或为保皇党篡夺领导权而变质。尽管如此，革命派结合每一时期的革命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办报活动，办报活动是他们革命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这种战斗精神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正处在“上山”的阶段。

《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国内出版的重要报纸，它们对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起过积极的作用，有着较大的影响。特别是《民立报》报馆曾经作过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活动机关。同盟会是多种反清政治力量的统一战线组织，中部总会领导机关在相当时期内对同盟会的活动起着重大作用。《民立报》恰恰反映了中部总会领导人的政治主张和思想观点。《民立报》又横跨辛亥革命前后两个历史阶段，它如实反映出资产阶级革命派自身的合化以及他们与封建势力妥协、斗争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有着相互联系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通过对这3份报纸的研究，部分了解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思想、宣传方法和新闻业务上若干观点和问题。

上海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国内报刊活动的重点地区，在辛亥革命前，他们在上海办过《苏报》等18种报刊，数量居各省市首位。报纸方面，从1903年的《苏报》起到1905年的《警钟日报》可以说是一个系统。《苏报》、《国民日日报》、《俄事警闻》、《警钟日报》在人事上是有连贯性的。从1905年2月到1907年2月《神州日报》出版前两年内，革命派在上海没有出版日报。1907年以后，《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这4种报纸在人事上是有连贯性的，可以说是第二个系统。这是以于右任为线索连结起来的4种报纸。于右任是陕西举人，因著有反清诗集《半哭半笑楼诗草》被清政府革去举人并缉拿，于1904年逃来上海投奔马相伯，入震旦学院学法文。1905年，该院部分师生因抗议该校外国人的欺压脱离震旦学院，另组复旦公学，于也参加活动。1906年，于右任在革命派所办之中国公学任国文教师，他和复旦同学邵力子、叶仲裕等开始筹办《神州日报》。1907年与邵力子赴日本筹款，得到孙中山的支持，向秦、晋、豫、陇留日学生募集到基金2 000余元。这时他和邵力子参加了同盟会。1907年4月20日，《神州日报》出版，成员有于右任、邵力子、叶仲裕、杨笃生、王博沙、汪元中、王无生、汪寿臣等人，该报还得到张謇、马相伯、章太炎等人赞助。出版不久，报社遭火灾，于右任因无力恢复而辞社长职，由汪元中接办。辛亥革命后，该报沦为共和党报纸，与革命派对立。此后，于右任受聘于清政府沪道蔡乃煌所办之《舆论日报》充编辑，不久即辞去，自己创办《民呼日报》，经费由于右任同乡大商人三原柏筱鱼、信成银行协理沈缦云以及大买办资本家“无政府”主义者张静江等资助。《民呼日报》于1909年5月15日出版，其成员有：范鸿仙，周锡三、杨天骥、王无生、吴宗慈、陆秋心、戴天仇等人。至8月3日，清朝官吏借口甘肃救灾赈款问题，拘捕于右任，报纸继续出版至8月14日，再无力维持而停刊，共计92期。9月8日会审公廨判决，将于右任逐出租界，并取消《民呼日报》发行权。于右任被拘时，同盟会即派景耀月来沪，营救于右任并代其工作，当景到沪之日，适为于释出之时，《民呼日报》已停刊多日。于、景等乃将《民呼日报》改名为《民吁日报》向法领事注册，以范鸿仙为社长，朱少屏为发行人，馆址与资金来源照旧。《民吁日报》于1909年10月3日出版，其成员除《民呼日报》原班人马外，主要是增加了景耀月。出版至11月19日因反日被封，共出48期。法院最后判决《民吁日报》永远停刊，机器不得作印刷报张之用。《民吁日报》被封后，于右任，景耀月，范鸿仙等即筹组《民立报》，经费仍由沈缦云、张静江等支持。经过10多个月的准备，《民立报》于1910年10月11日出版。1910年冬，宋教仁等来沪进行同盟会中部总会活动，以《民立报》为活动机关。中部总会除宋外，还有吕志伊、陈其美等人。从版面上看，1911年2月至10月的主要社论多出自宋教仁之手。辛亥革命爆发后，于右任、宋教仁、景耀月、吕志伊等主要分子皆离《民立报》，11月的主要文章则多出自马君武之手。12月与1912年1月则以周浩、徐血儿、王印川、邵力子等人文章居多。1912年2月章士钊自英归国任该报总编辑，至8月因受激进派攻击，离开《民立报》。9月至1913年9月停刊为止，主要编辑为徐血儿、叶楚伧、余天遂、朱宗良、邵力子、范鸿仙等人。反袁战役失败后，报纸发行不得出租界，《民立报》无法维持，遂于9月4日出版最后一期，被迫停刊。从以上扼要的历史情况可以看出《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互相之间的密切联系。因此，可以并且应该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

我们研究资产阶级革命派报纸，既要注意到同盟会是多种政治力量的反清联盟，内部有其复杂派系，同时也要看到他们运用报纸武器斗争经验的积累和发展的过程，也要注意到出版地点政治条件的不同（如国外、租界、清政府直接统治）所给予的影响；不仅要注意他们的政治纲领，而且还必须注意他们用什么思想作为武器进行斗争，如何宣传，亦即他们的宣传思想和办报思想。

第二章　《民呼日报》

第一节　《民呼日报》的历史

于右任等在1907年创办《神州日报》，不久因邻居遭火灾，殃及报社，全社资财焚毁一空，于以无力恢复，即辞社长职。以后，于受聘于清沪道蔡乃煌所办之《舆论日报》（《时事新报》之前身），不久即辞职，另自创办《民呼日报》。《神州日报》则由汪彭年（瘦岑）、汪允中、杨笃生、叶中裕、王无生等接办。后杨笃生去英国，叶仲裕去浙江办《全浙公报》，主要是汪彭年等人主办，辛亥革命后，该报变成共和党报纸，成为革命派的对立物。在解放前出版的一些书刊，称于右任筹办《神州日报》去日本，孙中山即授以“长江大都督职”，嘱其应机行事，有的说，孙中山委任于在上海主持东南八省党务，那么《神州日报》便是同盟会机关报。从实际情况看来，这种说法恐系事后替于吹嘘之词，《神州日报》在辛亥革命前是站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立场上，但非什么“长江大都督”或“东南八省党务”的同盟会机关报；否则，于又何以“无力恢复”而辞职？又何以单身去《舆论日报》？又何以另办《民呼日报》？关于于去《舆论日报》其说法也不一，有的说是聘而未去，有的说是去作编辑，有的说蔡乃煌想笼络于，乃出资创办《舆论日报》请于为总主笔，后一说法显然系吹捧于，于右任应聘上任时，《舆论日报》早已出版，岂是专拉于而创办。其实，《神州日报》被焚，从日本留学生捐来的一点资本烧光，于右任确系一时无法可想才去舆论日报。当时，和于一起筹办《神州日报》的邵力子也只得另谋出路，经于介绍到于右任的故乡陕西高等学堂任教便是证据。

然则，《民呼日报》又如何办起来的呢？据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称：“光复会之别派，有于伯循（右任）者，以著书排满，不容清吏，由陕遁而至沪，与汪秉忠等组织《神州日报》，嗣于同盟会成立之后，先嘱其乡人李季直创办《须弥日报》，继乃经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这段话问题较多，据一般材料证明，于在陕时未参加过什么革命团体。即创办《神州日报》时还是主要依靠复旦公学的同学关系如邵力子、叶仲裕等，而非革命党派的组织关系，而戈则提“与汪秉忠等组织《神州日报》”并不确切。于辞“神州”后，多数材料皆称入《舆论日报》而戈则称“嘱其乡人李季直创办《须弥日报》”一事，不知有何根据？且《须弥日报》戈自己在“民报勃兴时期”一章之报名录中亦未列入。戈又说，“嗣于同盟会成立之后……继乃经营《民呼日报》……”言外之意似于同盟会成立有关。这里同盟会是指什么讲的呢？总会早于1905年已成立，与《民呼日报》创立时间相距甚远，这可能是指上海的同盟会活动，讲的关于上海地区革命派活动情况。冯自由说：“……自……健行公学及夏寓相继取消后，江浙党务因之搁浅者三载，及戊申（1908）春，陈其美自日本归国，始渐着手党务工作……乃纠合同志创办《中国日报》乃《民声丛报》为言论机关……”戈公振所指的“同盟会成立”大概就是指冯自由所说的“着手党务工作”。那么陈其美既“纠合同志”办《中国公报》（按：冯称《中国日报》误）及《民声丛报》，这与于右任办《民呼日报》和《民吁日报》有什么关系呢？《中国公报》是1910年1月1日创刊的，《民声丛报》是1910年5月23日创刊的。它们都在《民吁日报》被封《民立报》创刊之前的空隙期间出版的，因此与《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并不矛盾。《民呼日报》的出版和《神州日报》的出版比较显著不同的地方在于：《神州日报》是以复旦公学的同学为主体组织起来的，是在日本依靠留日学生募集的资金开办的，而《民呼日报》其成员似与于右任既非学谊又非乡谊，其资金是由在上海的资本家沈缦云、张静江等支持的，这似乎和革命派在上海恢复活动一事相联系着。

《民呼日报》创刊于1909年5月15日，这是一份对开的大报。日出两大张，四版广告，四版正文。第一版为社说、短文及长篇连载小说，有时加时论、要件等。第二版为电报和新闻，在电报与新闻之前特辟宫门抄，上谕一栏。电报和新闻的区别是：电报是由电报局拍发的新闻，字数极少，三五字至十数字。电报他们又分为三类，分别标明“电报一”“电报二”和“电报三”。一是国内要闻，二是与中国有关的外国新闻或外交新闻的翻译电报，三是和中国关系不大或无甚关系的新闻。电报不加标题，多用二号字，电报三则多用四号字。新闻是指从邮局寄发的新闻稿件。新闻也分三类，“新闻一”大部是重要新闻，密切配合他们的政治宣传的。新闻一的新闻另行作标题，文内的重点放大为二号字，其余内容为四号字，新闻多夹叙夹议，倾向性较电报更加鲜明。新闻二，是各地通信，以地区分段，标出“××通信”，文前作本文的标题，题四号字，文老五号字。新闻三是本埠新闻，它又分两种，一种是比较重要的新闻，每条新闻另行作题。题多四号，重要者二号字，文多老五号字，重要者四号字；第二种是社会新闻，分为盗窃、淫拐、凶杀等类，每条新闻前加题，文题皆老五号字。第三版刊载自二版转来之新闻一及新闻二，另加一篇短文。第四版刊载转来的新闻三，短论一篇，还辟“阅者投笺”和“丛绿之部”的专栏，内有记、故事、连载小说谐文、诗词等类副刊。通常占半版左右。

每版分六栏。

文字概用文言，标题则兼或用语体。

字体只用宋体一种，最大为二号，最小为老五号。

《民呼日报》的停刊通常都说是被封，严格说，被封是不准确的。《民呼日报》曾通过报纸组织甘肃赈灾捐款，并猛力攻击甘肃清朝政府官吏。“甘肃筹赈公所”设于《民呼日报》馆内。甘肃护督于7月27日（旧历6月11日）发出致上海蔡乃煌的电报，请蔡乃煌查究捐款有侵吞情事，未如数交去。蔡即札饬租界，于8月2日晚8时将于右任、陈飞卿拘去，3日上午9时开审，同时尚有数起控《民呼日报》“毁谤名誉”者，谳员以须清查筹赈公所赈项，不许于交保，于即被押（陈飞卿即保释）。于被押后，报纸仍继续出版，并未停刊，直到8月14日出版完最后一期，15日即不再出版。据《时报》14日报纸还发表时评称“民呼报之案，两言决耳，民呼报而有不是，则以报律罪民呼，民呼报而无不是，则解释无辜者，以平天下之心，迁延、迁延，拖累，拖累足胡为”！？可见《民呼报》此时尚在出版并未被判处被封闭。《时报》15日新闻称“民呼日报因控案被累已于今日停刊，招由他人接办，一切控案亦可从此了结，噫，可慨矣”。这里说到被累停刊，不是被封，所谓“今日停刊”应解释为“今日已不出版”，那么最后一期报当为8月14日，如果是8月14日出版最后一期，该报出版共计为92期，戈公振说93期就多算了一天。冯自由说“计自三月二十六出版至六月十八日被封”更不准确，8月14日应为阴历六月二十九日不是十八日，而且也不是被封。直到9月8日（阴历七月廿四日），亦即该报停刊24天以后，会审公廨始判结，“……民呼日报馆不安本分，叠被控发，公堂念系初犯，姑予从轻议结。于右任已在押一月零七天，毋须再行押办，判逐出租界，陈飞卿你公所发起，且系民呼报馆主笔，应并饬具安分结存案，嗣后如有借开报馆，不安本分，凭空溲诋，叠被控发情事，定当重办，不得仍援民呼之案为例”。至于控案之主因“侵吞赈灾捐款”，判词中也承认是“悉数呈交”。可见与侵吞与赈款无关，不过是清朝官吏借故打击《民呼日报》的诬陷之词。判决后20天，《民呼日报》以“《民吁日报》之最后广告”刊载于9月28日上海各报：“呜呼本报自歇业招盘业经多日，近始待将机器生财等过盘于《民吁日报》承办，所有一切应收应付款项概归《民吁日报》经理，快事亦痛事也。”这就是《民呼日报》最后的结束，也就是改头换面出版《民吁日报》的开始。

第二节 《民呼日报》的“宗旨”及特色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办报有着极明确的政治目的。因此他们十分明白，既然自己以报纸作为斗争武器，他们的敌人就必然饶不过他们。他们最早在香港办《中国日报》时，就首先考虑到如何避开清政府的迫害作斗争，“初不审英人对华政策所在，未敢公然大倡革命排满之说，半载后措辞始渐激烈”（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第40页）。《苏报》也许以为在租界没有危险，便放胆痛骂清政府，骂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结果章太炎等被捕。他们吃了一会亏，便找寻经验，《吴稚晖述上海苏报案纪事》中说：“……后余到英才知英国除藏兵器及得罪英王外，任作何语，空言必不拘，当时南京控告之词，因章炳麟文中有骂载湉小丑，骂了皇帝所以照例要拘，并非着重革命，其时上海人无知此例者”。当然这个经验是错误的，他们妄图利用资产阶级民主以宣传其革命，而没有看到英国和清政府相互勾结的一面，而把帝国主义维护其“领事裁判权”当做了资产阶级民主，因为“着重革命”。不过这说明一个问题，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是在注意总结合法斗争的经验。他们办《国民日日报》时，虑清吏干涉，便请了一个老英国留学生并在外国报馆任事多年的卢和生为发行人，并以卢的名义在英领署注册。由此可以认识到，出自合法斗争的需要，他们公开宣布的办报宗旨不能不带有合法的色彩，但他们要宣传革命派的主张，便又不能不流露出革命气息。如果仅把他们公开宣布的宗旨就作为他们真正的宣传方针，那是很不准确的，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此类缺点较多；同样，若仅仅把这看做是应付敌人的假话，当然也不对。仅从字面上看，他们的办报宗旨的某些地方和维新派没有多大区别，但深入研究一下，从他们对“宗旨”阐述和实际的表现，还是与维新派有区别的，还是不免透露出浓厚的革命气味。

《民呼日报》的宗旨通常自己标榜为“为民请命”，这4个字不能说是革命派的特色，倒很像改良派。但在实际上，革命派却以此为进行合法斗争的口号。

“民呼”二字并不仅是“大声疾呼”、“为民请命”的意思，它是取《屈原列传》中“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当不呼天，疾痛惨坦未当不呼父母也”之意，定名“民呼”，是呼天唤地之“呼”，并不是向清政府呼吁请愿之“呼”。于右任在辞退《神州日报》社长职之后，在1908年8月27日用个人名义，在上海各报登载启事：“鄙人去岁创办神州报，因火后不支退出，未竟初志，今特发此报，以为民请命为宗旨，大声疾呼，故曰民呼，辟淫邪而振民气，亦初创神州之志也……”从这儿也看出“请命”不是消极的向清政府乞讨，而有战斗性的——“辟淫邪”。该报于出版前10天，在上海各报登载的广告说：“本报实行大声疾呼为民请命之宗旨，本报为纯全社会之事业，所有办法，是系完全股份公司，不受官款，不收外股。故对内政外交皆力持正论，无所赡徇。”这就是表明他们和清政府及帝国主义没有丝毫经济上的关系，因此，在言论方面绝不偏护他们。“不受官款，不收外股”，虽然表面上是企业组织的原则，实际上标明的还是他们的政治立场。

他们在《民呼日报》不止一次地提到报纸的任务是“监督政府”，改良派也经常说，报纸的任务之一是“监督政府”。这两者有无异同是值得研究的。梁启超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说报馆有两大任务：对于政府为其监督者，对于国民为其向导者。监督政府“当如严父之督导子弟”“要以诚心出之”。他们的前提是“积人而成群，全群而成国。国之兴也，必其一群之人，上自君相，下至齐民，人人皆求所以强而不自甘于弱，人人皆求所以智，而不自安于愚……一群之民智既开，民力既厚，于是其为君相者，不过综其大纲，提挈之，宣布之，上既不劳，下乃大治……”（见《国闻报缘起》）总之，他们是以“君相”与“齐民”的利益一致、立场一致是他们“监督政府”的基础和前提。革命派虽然表面上讲“监督政府”，实际上“监督”不过是暴露敌人的一种借口。他们竭力赞扬俄国报纸，在政府重重迫害下，前仆后继的斗争，“攻讦指责政府之恶者日益甚，盖真理不可废于天下”。这里，他们是把“攻讦”和“监督”作同义语的，至于在实际表现上，他们更是连篇累牍的“某某民贼之肉岂足食乎”，要食其肉，寝其皮，哪里还有半点儿父子情分。有一次，他们情不自禁地道出了他们的宗旨是“吊民伐罪”，这是指汤武“受命革殷，吊民伐罪”而言，是“革命”的代名词。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革命派公开宣布的宗旨，虽然用了些比较隐晦的手法，但在实际运用上和对“宗旨”的阐述解释上，仍然保留着比较鲜明的革命派的立场。

《民呼日报》基本的特色是什么？戈公振在他的《中国报学史》中曾经轻蔑地评价为“专以攻击官场为能事”，并赞扬《民立报》时说：“主张虽属激进，而无叫嚣之习。”言外之意《民呼日报》和《民吁日报》是有“叫嚣之习”的。戈公振这样抓取《民呼日报》的特色，这样评价《民呼日报》是极其肤浅、带有偏见的。这正是反动时期资产阶级大倡虚伪的客观公正，反对立场鲜明的新闻观点，在戈公振思想上的反映。革命派要革掉清政府的命，攻击官场便是他们的本分，以此为“能事”并不值得鄙薄。何况，攻击官场，仅仅是表面的现象，并非为攻击官场而攻击官场。他们抨击官吏是与改良派根本不同的。改良派的抨击是为了澄清吏治，振兴皇纲，而《民呼日报》在版面上予人以无官不坏的印象，清除人们对清政府的幻想。通过揭发官吏虐政和水旱灾荒，隐晦地宣传改朝换代的变天思想，为革命思想开拓道路。

其次，他们集中攻击官场是因为他们接受了《苏报》案的教训。“对于满汉种族问题，未敢公然言之”。（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第316页）他们既避免直接攻击皇帝及满族，矛头就只有对付皇帝的爪牙——官吏了。根据该报的实际情况，该报的宣传纲领宣传艺术，可分为以下数点：

（一）大力暴露清政府官吏贪污暴虐、丧权辱国的行为，以清除人民对清朝的幻想，通过揭发虐政和灾荒，宣传“鼎革”的变天思想。

（二）积极鼓动、支持和指导当时的路矿斗争。

（三）宣扬民族资本家和留学生——“爱国志士”是救国的动力。

（《新闻学研究》总第14期，1980年3月）

第三节　《民呼日报》的宣传纲领

《民呼日报》的宣传纲领，前节已经提及，现分别论述如下。

一、通过稗政与灾荒宣传鼎革

《民呼日报》以攻击官场著称，从表面上看，的确也是如此，并且它也是因为攻击官场而遭殃。但是它攻击官场并不是和《官场现形记》一样，而更富有现实的革命斗争意义。它们抨击官场结合着当时的斗争，为宣传总目的服务。

《民呼日报》以不少的篇幅暴露清吏的贪污、暴虐、腐败、宿娼、纳妓、吸毒、赌博，以及无耻的奔走钻营等，给人以总的印象是：清朝不垮，中国无望。

另一方面是以大量篇幅报道、评述灾荒问题，其中尤以甘肃灾荒为重点。它从创刊到终刊，从言论、新闻直到报刊以外的具体的组织工作，都以甘灾为重点。他们攻击甘督升允只顾个人保官，不管人民死活，3年匿灾不报，田赋不得豁免；他们不断报道饥民闹事情况，砍断电杆，抢米劫粮等；《民呼日报》还直接发动赈灾捐款。代收捐款一事，本是任何政治派系报纸日常的所谓“社会服务”工作；《民呼日报》却用作斗争方式，它不仅借灾荒问题抨击官吏，而且密切配合以救灾活动借题发挥攻击官场。如某伶人义演助赈，便发“官不如优”的短文，某妓义唱捐款便发表官不如娼的短文，以至游戏文字——谐文也都以此为题尽情猛攻。甘灾固然是重点，他们还竭力扩大到各地区。该报7月23日《天声人语》专栏，发表了湖南的三则灾情新闻，说道：“东南之水患烈矣，士绅自顾不暇，何能及人，此情可恕也，然则旅江南湘省仕商学军独可置若罔闻乎？切望起来提倡义赈。”这很明显地在煽动旅沪的湖南人也起来搞一个像甘灾那样的运动。他们所以如此重视灾荒问题的宣传，真正目的是宣传变天思想，宣传亡清的时机已到。他们一开始就指出这点，1909年6月11日社说《论升督漠视灾荒之罪》说：“稽诸吾国历史，凡列朝亡国之由，靡不由于盗贼，盗贼之所由起，未有不由于水旱之灾，而有司不知赈恤者。”8月3日社说《天时人事相逼而来矣》说：“中国自有历史以来，每际历朝末运，常有两种异相交乘于一时，而后大命以去，鼎革之祸以兴……一为稗政以失民心，一为水旱以夺民命，两者交乘，盖未有不亡。”这显然是以总结历史经验为名，制造“稗政以失民心，水旱以夺民命”，清朝气数已尽的舆论。他们竭力煽动“官逼民反”、“铤而走险”。8月2日短文《今日之东野毕之马也》说：“自古及今，未有穷其下而能无危者也，呜呼，今之民也穷极矣，东野毕之马，其必有逸之一日矣。夫人熟不乐生而恶死，至无以生，而又不肯遽死，则安知不有桀黠者，相聚而言曰，等死耳，壮士不死则已，死则举大名耳。呜呼，上之人阳为民生，实则不啻驱于死，而民于死中求生，此大命之所繇倾也。书曰，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能载舟，亦能倾舟。”更鲜明地鼓动“倾”清朝之“舟”。由此可见，“鼎革”、“倾舟”，是《民呼日报》宣传的根本命题。只有透过所谓“专以攻击官场为能事”的表象，找到它宣传上的特点，才能抓住它的宣传目标，辩明它的资产阶级立场。

《民呼日报》宣传“倾舟”、“鼎革”的思想，又是从当时现实出发的。孙中山在策动云南起事时，曾经召集滇笈留日学生办《云南》杂志。孙对他们说：“云南最近有两个导致革命的因素：一件是官吏贪污……另一件是外侮日亟……滇省。人民在官吏压榨与外侮凭陵之下，易于鼓动奋起，故筹办云南地方刊物为刻不容缓之任务。”杂志出版以后，由于尽情揭露清朝政府之贪污腐化与帝国主义之侵略野心，受到云南人民热烈欢迎。［见：李根源：《辛亥前后十年杂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322页］从这里可以看出，革命派的报刊确定了宣传方针以后，还必须根据当地当时具体形势寻求其“易于鼓动奋起”的、“导致革命”的因素。《民呼日报》也正是这样做的，至于《民呼日报》在主观上是否也和《云南》杂志那样，对形势作了比较清楚的分析，找出了导致革命的因素进行宣传，现无从查考，但据其客观表现，它是以“稗政以失民心，水旱以夺民命”作为革命导火线的。

二、支持路、矿斗争，抨击卖国贼，反对帝国主义

《民呼日报》攻击清政府和反对帝国主义，是以当时的路、矿斗争为基本内容的。路的问题，以粤汉路借款与津浦路舞弊为铁路问题的重点；矿的问题，以河南的豫丰煤矿为重点。兹分别叙述如下。

甲：豫矿案的宣传。河南的豫丰煤矿系清政府接受英国资本福公司开采的，它与中国的民族利益、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相矛盾，因此当地资本家及“士绅”要求废约收回自办。《民呼日报》对这一运动是全力以赴的。它对这一运动的大小活动均予详尽报道，并且加以倾向性鲜明、战斗性强烈的标题并发表评论。如1909年6月1日发表《郑州中学堂争废福公司矿约启》，标题是：《声讨民贼之檄文》，副题是《福公司者祸公司也》，配合这一运动，于6月17日发表了福公司开办后已获纯利十三万八千一百二十八镑的新闻。这些新闻中的重要词句均放大为二号字，如：《郑州中学堂争废福公司矿约启》一文中有“况乎今日福公司非特擢我开采权，并擢我售卖权，果售卖权失去，则我豫所开之煤矿公司均失利，是一福公司而能倾压我豫千百煤矿公司也”。其中福公司“并擢我售卖权”和“一福公司而能倾压我豫千百煤矿公司也”放大为二号字，以突出之。这一面是揭露了帝国主义之罪恶，同时也是生动具体的反映出民族资本与外国资本的矛盾——“我豫千百煤矿公司”和英帝国主义的福公司你死我活的斗争。《民呼日报》于7月4日发表了《豫人对矿案之根本上解决》一文，在法理上打击了福公司和卖国贼，给运动以支持。

矿案又是《民呼日报》抨击官吏内容之一。它高揭爱国的大旗声讨清廷媚外官吏。在报上，“民贼”“卖国贼”“矿贼”等字眼连篇累牍出现，还以河南交涉局长经手与福公司续约的杨敬宸为攻击主要目标。报道杨是那桐的小舅子，“吴中丞主张撤杨以平民愤，世中堂为作书代缓颊”，揭他的老底先发制人，束缚住他后台的手脚，以便打击到底。《民呼日报》特别就杨敬宸的辩护书，发表了长篇连载的《驳杨敬宸辩护书》，全面系统地对杨作了批驳。

乙：路案宣传。路案是以反对借款修筑粤汉铁路为重点；在粤汉路事件之前则是以攻击津浦路北段总办李德顺为主；在此更早的是浙江反对苏杭甬路总办汪大燮，汪后被清政府撤职，因此汪在《民呼日报》上被作为“卖路贼”的旗子，以后各卖路贼都被称作汪大燮第×，李德顺是汪大燮第四。《民呼日报》对李德顺是全面出击，穷打猛追。李德顺的罪状主要是贪污舞弊，糜费公款，私通德国，擅改路线，置天津站于德租界附近等。《民呼日报》全力刊载一切反李的公电，并以新闻披露李德顺为太监李某养子，留学德国，勾结德帝国主义，娶德人为妻等等背景材料。在李被告发，清政府迫于各方压力将李撤职查办时，则以电报放出“李德顺挟巨款来京运动”的空气，以防其走门子，又揭载李被撤职后其妻（德人）和李如何吵闹等无耻行径，及至李被交天津县押管，《民呼日报》又揭载李在被押期间尚行动自由，并作短文抨击天津县。这又表现出穷打猛追、痛打落水狗的战斗风格。

《民呼日报》出版时期，津浦路案是处在尾声阶段，而粤汉路案则刚揭开序幕。因此，《民呼日报》对粤汉路案比上述矿案及津浦路案有更显著的鼓动性和指导性。7月3日，该报刊载《呜呼湘路权与选举》的新闻，报道旅奉湘人给谭延闿的电报：“湘鄂借款合同闻已画押，各报所载不详，事关湘省命脉，如未签押，应速筹抵制，其中利害，实议案中研究重要问题，湘总公司应有全文，乞钞出讨究，共筹办法。”这条消息报道此案只不过是开始，反对借款尚未明确，还在想法“钞出”条约全文，“讨究”对策的时期。7月6日报道了“湖南旅沪全体大会”提议对付粤汉路归英德法三国借款承办之办法，7月18日发表湖南旅宁同乡会成立保路的新闻，标题是：《湘人欲食汪大燮第六》，文内有：“刻闻曾广镕蒙蔽南皮（张之洞）……私借外款……欲食曾之肉，寝曾之皮。”7月22日发表《湘路危机之哀告》的新闻，还是旅宁湘人的几则电报，表示誓死不承认借款。7月24日又发表了署名“普度众生”抨击张之洞的《湘人之哀告》，25日又刊载了《湖南旅宁保路协会启》和《湘绅争路之急泪》。所谓“湘绅”仍然是旅宁湘人。由此可以看出，在此时运动尚未形成，不过是几个在上海和南京的湖南籍的人在发动。就在这种情况下，《民呼日报》便以十分急切的心情，企图把运动广泛推开，于7月31日和8月1日发表了《因粤汉路借款问题指责卖国误国之臣民》的社说。7月30日因报缺不详，8月1日部分主要是分析粤、湘、鄂三省与粤汉路的利害关系，分别鼓动他们起来斗争。对广东指出：不要以为广东已集有资金，借款只是两湖的事情而置身事外，要知道既名为粤汉路，自然粤境内一段包括在内，他日即不至全翻成局，但路权所系，必不会给粤股东带来什么好处，接着又指出：“粤省为富饶之地，商业最盛之区，其资本家又多于他省，义声遍中国”，应当“鉴于伏车之势，惕于剥肤之痛”，赶快起来联络两湖进行斗争，“急积全路之资，有力则胆壮”。对湖北则指出：湖北大城市少，资本主义并不发达，大城市只有汉口，但汉口的资本家又多属外省人，对湖北省事务或漠不关心。社说则着重对这些资本家说明：像京汉路那一小段铁路，一个月就能赚10多万，你们即令不是为国权、民生，为自己发财，也应起来力争投资粤汉路而排挤外国资本。何况，若是粤汉路筑成与京汉路接通，南北畅通，“物产商埠皆为此线之治属，其获利之厚，不待知者而知之”。这是多么鲜明的抓住了民族资本与外国资本矛盾，进行鼓动，又是何等直率地揭示了“国权”、“民生”的实质。对于湖南则指出湖南不是没有资本，而是有力量自办粤汉路湘境一段，指出问题仅是资本大权操纵在当地巨绅手中。接着指责道：“呜呼湘之绅，非聋聩于耳目而盲于心者，坐拥公款将携之入土乎，恐墓门未拱，开采矿者至且寒君等之骨矣”。接着对立宪党人讥讽道：“况乎湘民固以先觉称，国会之请愿，宪政之要求，湘民皆褒然举首，岂死生关，祸害临前，而反噤若寒蝉耶？”“国会之请愿宪政之要求”是对那些立宪派，地方上的地主、士绅讲的。这段话是企图“激”出湖南的资本来以便排除外国资本。这篇社说最后指出斗争的方向是乘英、法、德、美四国互相争夺未成定局的时候，赶快集资自办。这篇社说比较鲜明地体现出《民呼日报》的阶级立场和当时路矿等斗争的资产阶级性质，也反映出《民呼日报》是如何地在发挥报纸的鼓动作用、指导作用和组织作用。

当时，反对帝国主义主要是反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而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主要是通过借款，取得中国的矿山开采权和铁路兴筑权，因此，反对借债的路矿问题骨子里是反帝及其走狗，成为该报反帝的主题。《民呼日报》不时发出外债亡国的呼声，极力反对借外债，6月13日社说《释外债》列举借用外债招致亡国的事例，指出在过去由于坚决抵制“外债之祸终受纡回而不得径入”，近来略有松弛，“遂有三强国之资本家新划势力范围”。5月30日刊载一则电讯，报道“滇绅联名电李经羲请先借款筹筑川滇路，又多主张向法赎回滇越铁道，李复以到任决定”这个电报写得很微妙。从文字看，要求借款是基本事实，赎回滇越路却很含糊，似乎是硬塞进去来对消要求借款的。这条电讯后面加了以下按语：“按滇绅日受滇越法人权力之刺激，故不及俟李到任，急以赎路为谋，然借款筑川滇，则贻地患正复以虎易狼，所谓知近害，不知远祸者也”。原电称滇绅要求李经羲的是借款，赎路则是“多主张”，用辞含糊，可见并非要求内容，塞进这句似为冲淡借款，按语则篡改为“赎路”为要求的主要事实，这恐怕是因为要求借款的是“民”不是“官”，不能像对官一样的痛骂，便把要求的内容改为赎路，并说滇绅“受法人权力之刺激”，对借款问题则指出是“以虎易狼”。这儿可以看出，他们对“官”和“民”的批评是有根本的区别的。还可以看出对帝国主义各国看成不过是虎、狼之别。对于美国，当时曾有些人寄予幻想，《民呼日报》虽对美国很少抨击，但亦无歌颂之辞。在粤汉路美国插手时，该报仍认为四强之争都是对中国的侵略。电讯中肯定各帝国主义是“分享借款之利益”。

除了借款问题外，《民呼日报》还从多方面揭露帝国主义在华的横暴与榨取。如印捕强奸华女刘阿妹一事，曾尽力宣传。先是《神州日报》刊载此新闻，被控告，《民呼日报》则借此反而大做文章。报上还揭露一些中国雇用的外籍工程师，糜费大量金钱，不能如约完工；揭露华侨在国外所受之欺凌等等，有些谐文把一些不平等条约和借用外债归结为一般公式，写得风趣、深刻。如7月16日有谐文《新条约》一文，兹节录其中部分，以见一斑：

“今有甲与乙订一预定之条约，其文曰：

甲为热心保全乙之生命权利独立，预防种种危险之敌，特订立条约，各由同等之全权，互相验明签字为据（约中文字，如有龃龉，以甲之亲笔为主）

（一）自立约签字之后，甲应竭力保全尊重乙之生命权利不为他人之所侵损；

（二）甲为保全乙之权起见，应注意乙之家室财产，如乙之妻非甲之许可不得让与他人，乙妻亦不得与他人私立契约；

（三）甲与乙为证明睦谊起见，所有乙之内室门户及往来之路，准甲随时往来并代为修理照料；

（四）甲因利益上之必要，得借用乙之前后门基地，以99年为期，在借用期内乙及乙之家人仍得照常出入，以示优待；

（五）乙家所有窖藏宝物，甲愿尽义务竭力代为搜掘，搜掘所得，除出费用外，当以百分二十五报效于乙，以昭公道。

……”

这虽是一篇游戏文章，却很幽默地揭示了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和花样以及清政府卖国的奴才气味。这也就是《民呼日报》反帝的基本纲领。

三、宣传资本家及志士

资产阶级革命派不懂得也不可能懂得阶级分析。他们对外反对列强，对内反对官吏是非常明确的。对地主阶级则较少提出他们的态度，有时反对豪绅劣董，有时支持士绅要求自办路矿。反对豪绅劣董并不是从对农民的压榨出发，而是指责勾结官府为非作歹。对于当时声势浩大的此起彼伏的农民暴动亦绝少正确地、积极地宣传，只是在宣传清朝不保，用“饥民骚动”作为事例，攻击官吏酿造“民变”的罪状。

首先，在反帝救国的问题上，《民呼日报》认为救国的动力是什么呢？大量材料表明，它是指民族资本家部分与中央政府有矛盾的地主士绅，和一些爱国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的基本观点是要国家富强必须兴办实业，而洋务派搞的那些官办企业又靠不住，大部被贪污中饱；要抵制帝国主义必须以民族资本代替外国资本。因此，就表现出上述反官吏和反帝国主义是以反卖国和反借款等为重点的特色。反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以什么为武器呢？对有外国经营的企业的基本对策是废约自办，要自办便需要资本；抵制借用外债也是集结民族资本。因此，凡争取废约的文告总是强调，我们有资本。在关于粤汉路问题的社说中说：“急集全路之资，有力则胆壮”。《民呼日报》的基本精神是：资本就是力量，资本家就是救国动力。他们鼓动反帝斗争时很露骨地说，即便不为国权为民生，就是为发财也应和外国资本竞争。

其次，《民呼日报》积极提倡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如日本《朝日新闻》载——开发东北之经济利益，《民呼日报》于7月3日予以译载，文前加以按语云：“朝日新闻所载满洲农地一篇，其于满洲情形，如指诸掌，但彼以告彼国政府人民，而诸者则以告我国弃置满洲之政府人民也”。它虽然把“政府”和“人民”并提，但标题却较鲜明地标出“满洲实业家之借镜”，其用意不外是企图发动民族资本开发满洲以抵御日本帝国主义。该报对民族资本所办之企业备加颂扬，商办沪嘉路通车时，该报以显著地位刊载大幅的车站锌版照片（该报绝少使用锌版照片），详细报道庆祝盛况，并于5月31日发表短文说：“试问前此各路告成之日，有如是欢慰者乎？今日之如是欢慰者果何故乎？”它所要求的答案自然是：因为是中国资本办的。又如，清政府欲借外债垦殖东海，该报于5月30日著文反对，最后一段说：“且我国已办之垦牧，前有通海，后有桂省之贵县，资本踊跃，未闻必借款以成者，吾知吾省之大实业家，而持社会主义者，必须理懂是言也”。实业家而持社会主义固属不伦不类的话，其基本精神仍然在于鼓动发展民族资本。

该报除了倚重资本家的资本外，还积极歌颂少数爱国“志士”。5月30日社说《呜呼为国损身之向国华》一文中说：“数十年来，环海列强，眈眈逐逐，无不欲尝支那一杯羹，犹赖我二三豪杰踏海求学，以为改革之计……”（按：据冯自由《革命逸史》载：向国华，汤薌铭等5人曾于1905加入同盟会，事后反悔，由王科发、王相楚等二人至孙中山寓所，割破皮包窃取盟员名单，向巴黎清公使告密。《民呼日报》为何忽捧起向国华来？可能当时还不了解那段情况或有其他原因。）《民呼日报》所赖者是“二三豪杰”。反之，由于该报对那批留学生依赖过重，如果有人回国为清廷效命，它也就十分痛心地责骂一番。

可以看出，《民呼日报》通过曲折迂回的方法，宣传了推翻清政府的思想，宣传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思想，表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报纸的革命性质。

不过，这里也要谈谈《民呼日报》宣传上消极的一面。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先天不足，它和封建势力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这个阶级喉舌的《民呼日报》，在进行宣传中所运用的思想武器，往往带有若干封建思想因素，以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标准去衡量：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反动的大汉族主义、封建的畛域观念、阀阅思想、贞节道德诸方面。另外部分杂芜的思想则是由他们的宣传思想所构成，下节将专门论及。

他们在攻击甘督漠视灾荒时，曾提到：“……且其地羗胡杂处……回民之麇居者，无虑百仓万户，是皆昔日关辅叛回，归命以后，以兵力强驱诸此者也……”又如有的新闻说：“甘省回民素性劣异，竟有不安受饿情状，尚再后不雨，难免异变，西北大局不堪设想矣。”该报对汉族饥民暴动虽无甚赞扬之词，但常以“官逼民反”为宣传材料，独对回族则称为“叛回”“归命”“素性劣异”，“难免异变，西北大局不堪设想”。表现得那么害怕回民暴动，又是那么辱骂回族人民为“素性劣异”。这就不能用错误的宣传思想来解释，而是反动的大汉族主义的真情流露。

《民呼日报》还利用封建的畛域观念作为斗争手段。如，6月18日短文《谨告同胞实行驱国贼》称，“闽人逐陈壁，浙人削汪大燮籍，唯有国人资格者能之，今皖人之于李经芳不知若何……彼野蛮不法之麦奎以外国人而牵动国际交涉，吾人此时无驱逐之能力，若以中国人逐中国人，譬如家有忤逆子弟，一旦其父兄大邀亲族，数其罪而麾之门外，彼子弟何说之辞”，省、族之界是和资本主义不相容的观念。《民呼日报》却倡导以开除省籍为制裁卖国贼之法，并以开除族籍比喻，其实族籍也是资本主义所反对的东西，《共产党宣言》讲得明白：“资产阶级，到处在它得到了统治一切的地方，破坏了封建的家族制度的纯朴的关系”，“资产阶级日益消灭生产手段，财产与人口的分散性……这些的必然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独立的，有不同的利益、法律、政府与税则的，差不多只是由同盟关系联结起来的区域团结为一个民族，它只有一个政府，一个立法，一个民族的阶级利益，一个税界”。总之，封建宗法观念和地域观点，是和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不相容的东西，而《民呼日报》却以“省籍”为武器，“桑梓”两字经常出现，这正是说明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在《民呼日报》诸人思想上之表现。

《民呼日报》还带着浓厚的封建阀阅等级观点来看待问题。如攻击李德顺时说李德顺是太监的养子，太监是下贱的，养子不是正牌货，“养子”而又是“太监”的养子更是双料卑贱，当然假使是从权势炙人的太监给予李德顺的影响的角度来批判李德顺，是无可非议的，然而它不是如此。此外以优娼骂官，诸如“官不如伶”、“官不如妓”，封建社会唱戏的和妓女都被视为最下贱等级的人，以不如优倡来骂官，说明官连最卑贱的人都不如，可见其等级观念至深。按照资产阶级的道德标准，表面上还是要讲人格平等的，优、娼岂可作为骂人语。

《民呼日报》还宣扬贞操观念。如，6月19日载一文题是：《妓女志节足以风世》这篇文章的目的是骂袁世凯等党羽在其失意时树倒猢狲散，这种骂法就已经不对，难道他们结为死党倒应当颂扬吗？所借的题则更是荒诞，故事是说一个从良妓女嫁给一贪官，不久案发，该贪官被捕，而此妓女再不改嫁，为此贪官守节到底，因此以“风”袁门党徒，连这个妓女都不如。妓女为贪官守节究竟有什么值得颂扬的？另如：华女刘阿妹遭印籍巡捕奸污，该报为激发读者愤慨之情，竟说因此刘阿妹婿家拟退婚，母家难再养，这又是十足的封建的贞节观念作祟，按照资产阶级道德观，刘阿妹被奸非刘阿妹之罪，而婿家何以可退婚，母家何以可不养！

不难看出：《民呼日报》是从封建的思想武器库里寻找出一些腐朽的武器作为自己的斗争工具。作为一张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纸，这是一大污点。

（《新闻学研究》总第15期，1980年4月）

第四节　《民呼日报》的宣传方法和策略

《民呼日报》是一张革命性很强的报纸，但它又非常讲究宣传方法和宣传策略。这是从实际斗争中得到的经验。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一书中说：“盖自《苏报》案之后，清吏对于富有革命色彩之书报，文网周密，一般新学家咸具戒心，不得不用旁敲侧击之文字，以作迂回之宣传也。”《民呼日报》所以注意宣传策略，基本道理在此。该报的“迂回宣传”问题，上节曾已提及。它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不直接宣传推翻清政府，不直接讲民族、排满问题，而是通过一些曲折的方式，如通过“稗政失民心”、“水灾夺民命”的宣传，树立了改朝换代思想。又如，它一方面宣传中国外侮内患重重，满朝贪官污吏，民生凋敝，同时又攻击“立宪”，指出“立宪”的骗局。这就清楚地向读者暗示：要不亡国就只有革命。它虽然没有从正面宣传革命，但却从总的精神上宣传了革命。它还借用外国革命事例来隐蔽地鼓吹革命，如利用土耳其革命宣传皇帝可以打倒。借用美国独立纪念日作“独立万岁”的大标题以宣传革命，如此等等。

为了避免迫害，《民呼日报》竭力进行合法斗争，在宣传方法上作了很多创造。它利用中国古代的“太史陈风”，“晢人忧时”，贤君求谏，庶民上书之类传统的有关广开言路的言论，利用光绪所说的“庶政公诸舆论”和“立宪”骗局中所许诺的某些关于言论自由的官样文章，利用清政府的报律，进行合法斗争。在这些合法的口号下大肆抨击官吏，宣传对清政府清除幻想，藉口“为民请命”而实行“吊民伐罪”。

也正是因为他们“迂回宣传”、合法斗争两者相结合，对攻击官吏更放开了胆子。他们宣传一种新闻理论：说社会本来是良善的，相习积恶，报纸的任务“攻其习，复其性”，这是报纸不辞万苦为社会，社会应当感激报纸，岂可以德报怨。（见6月1日社论《告读民呼日报者》）浙藩悬赏千金捉拿《民呼日报》访员，该报作短文：“……如载而失实，本可更正，若实有其事，得闻直言，则受者亦当感谢，倘老盖成怒，干犯不韪，出野蛮之手段，专于访事为难，则本报不得不声明其罪如下：（一）违庶政公诸舆论之旨，反对宪政。（二）私开密拿访员之例，破坏国家报律。（三）浪费浙江有限金钱，得罪浙人。（四）袒护属员，滥用威权，扰乱社会治安……如执迷丛浙人之怨，则人人皆访事也，恐倒浙江之库亦拿不胜拿矣。”这种理直气壮、态度强硬，但又是合法的斗争，是一种斗争方式。总之，《民呼日报》的斗争是讲究策略的，并非盲目空喊的叫嚣。又如，攻击皇族则着重抓住道德败坏问题，如赌博、闹妓院等作文章，特别利用慈禧、光绪死后的“国丧”，攻击某贝子国丧期间纳妾等等。对大官则着重攻击其卖国，小官着重攻其暴虐。直到该报将停刊时尚发表斗志昂扬的社说《正告读民呼日报者》，声称：“……吾势不得不力持清议，此冀扫除官场之恶孽，还我本来固有之幸福，则使本报或非其敌，而樱大不幸之事，然吾势必别树一帜，以求收廓清摧陷之功，还我同胞之幸福也。”

《民呼日报》在宣传上，更多发挥新闻报道的作用，很少作理论宣传，社论或其他言论基本上是阐明新闻报道，新闻报道是言论或谐文等的基础。他们攻击官吏是采用“插黑旗”多方搞臭的办法，如卖路贼是以汪大燮为典型，因为汪大燮已经臭了，已经被撤职了，其他人便称之为汪大燮第二、第三等等。它用连续报道、多方面结合、跟踪追击的办法，像前面所说的对李德顺的攻击，一直到他被押还不放松。他们还争取主动揭露所攻击的对象的后台老板，使之陷于孤立。它放出对方求人说项等活动的空气，造成无人敢出面的形势。这些都是攻击官吏的斗争方式。

我们在阐述《民呼日报》革命策略的同时，也有必要指出：该报在宣传思想上也存在显著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消极面，它为了追求宣传上的利益不惜讲假话。例如，8月18日的社说《论中国衰弱病之治法》一文，为了攻击官吏竟然说中国所以搞得如此糟糕，其罪上不在天子下不在庶民，而在当中的大大小小的官吏，这显然是假话，以打倒天子为职志的革命党，说“罪不在天子”岂是良心实话。又如骂清吏在“国丧”期间唱戏，竟然说：“百姓尚知兴哀辍乐”，恨慈禧、光绪不速死的革命党居然也能“兴哀辍乐”更是违心之谈。他们攻击甘督罪状，多提到匿灾三年不报，田赋不得豁免，言外之意即假若上报皇帝，则皇恩雨露被及灾民，客观上是宣扬“皇恩浩荡”。如果认为这样也是一种“迂回宣传”，便是荒谬的，迂回是指经一个曲折的道路，把箭射在“的”上，而不是跪在天子脚下。这不是迂回宣传，这是资产阶级宣传思想上的实用主义的表现，他们只求目的不择手段，只想把对手攻倒，不管什么原则。连对自己的主要敌人不忠实都可作为一种罪状来攻击，这不过是想假手皇帝把对方治罪而已。这是不可取的。

第五节　《民呼日报》的业务实践

《民呼日报》的宗旨“吊民伐罪”，表明它是把报纸作为战斗武器，并不是什么“辟新奇、广见闻”，（申报馆条例）的工具。它说报纸的任务是“攻习复性”，为保证其政治任务的实现，除采取了一些上述的宣传方法外，它在业务实践上亦即通讯工作、编辑工作、文风写作诸方面有所具体的反映。兹分别论述如下。

一、通讯工作

像《民呼日报》这样一张革命派报纸，它的活动条件是十分艰苦的，既没有自己的通讯社，又很难依赖官报、外报、改良派报的新闻。而没有自己独立的通讯系统，是很难实现自己的宣传方针的。《民呼日报》把建立通讯系统作为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它把访员看成是它的政治细胞，在报纸上不断和各地方官吏迫害访员的事件进行斗争。它说，官吏“不得已出捉拿访员之策，以灭其口……尤有进者，所有拿访员之地，必其行政上极黑暗之地，自今以往，当于此黑暗之区，如安庆、武昌、天津、汴梁、杭州、福建等处加聘访员，实行监督之责任……”由此可见，《民呼日报》的战斗基础是通讯工作，作战的尖兵是访员。没有坚实的通讯工作为依据，则其他战斗方式都会落空。

《民呼日报》新闻报道基本上有3种形式，一是电报，二是新闻，三是来稿。从《民呼日报》的版面上表现出的情况看，它的通讯工作是比较有力的，基本上能称心如意地进行战斗，从地区上看也较广泛。首先，电报虽然很少，但必须有它自己的记者才能做到密切服务于宣传方针。例如攻击李德顺时，曾发出“李德顺托人挟巨款来京运动”，“李德顺称如直隶士绅欺我太深，必别筹对付之法”。此类电报很难构成各报通用的重要新闻，必须有一定的政治目的，精心撰写才行（当然这类新闻的真实性是可疑的，但还无法证明是编辑捏造的）。从揭露李德顺的报道，以及其他事例都可以看出，《民呼日报》在组织一次战役时，通讯工作还是比较呼应灵活，能及时供应“弹药”。来稿中也有些详尽有力的报道，如5月30日所载之《述滨浦近状之投函》似非一般访员所能写出，必出自深明此内幕之手。也正是因为它有较好通讯工作，因此也才有较强的战斗力。

二、编辑工作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由于资产阶级思想方法的限制，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所引起的新闻写作上的局限性，造成他们编辑工作的许多弱点。首先，编辑工作除了取材以外，便是分类。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比较本能地按事物外部标志来分类。基本上是按稿件来源来分类，用电报发来的叫做电报，用邮寄来的叫做新闻、通信。然后，再按照地区分开：××地通信，而电报又因为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很难写得长，有时只三四字也是一则电报（当然并不是说长好），像这样的电报无需也无法再加标题。电报又分一、二、三，新闻又分为一、二、三，而且排列顺序是固定不变的。其次由于新闻工作发展，在当时还是以一行题占统治地位，字体又只是二号、四号及老五号。因此欲突出重点，强调某一问题，就比较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采取了以下办法来补救：（一）按语，按语有两种，一种是把一事件分裂在数类中，用按语联结起来，如“此条与今日译电参观”之类。第二类的按语是说明对此条新闻的意义，如果用逐条新闻加题的办法，则可以用标题代替按语，所以这类按语基本上是补救电报不加标题的不足。（二）以字体不同来区别轻重，重要电报一般为二号字，无法再放大，其中更重要者，在文旁再加大黑圈，次要电报则用四号字，其中如有重要字句，再放大为二号字，再次要的则为老五号字。（三）第三种办法是加言论。如果一条重要新闻因为受他们编排公式的限制，被放在极不醒目的地方，则另外写一短文，对这件事实予以评论，如果他们有现在的编辑水平，其中有些短文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他们采用了以上3种办法补救不足，不能不说是一张富有政治色彩报纸的优点。但是，虽然他们做了不少努力，由于他们不是按事物内在联系来分类，分散割裂之弊无论如何难以克服。譬如，粤汉路事件：有来自各国的翻译电报，有各国与清政府交涉的电报，有清政府对此问题态度、活动和措施，这些内容又可以用文件、电报、新闻等等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又有各地各团体反对借款活动的文告等等；这样一件完整的事件，就被分裂为千百碎片。有的要放到“电报三”，有的放在“电报二”，有的放在“电报一”，有的还要放在宫门抄、上谕栏，有的放在一版要件栏，有的放在“新闻一”，有的放在“新闻二”，“新闻二”中又要按不同的地方再分开，上海的又要放到“新闻三”。把一件完整东西加以肢解，不仅读者看起来大大吃力，更重要的是大大降低宣传效果。虽然他们致力于补救这方面的弊病，但由于没有跳出旧框子，因此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

三、文字体裁

甲：新闻报道：《民呼日报》报道事实采用4种体裁。一是电报，二是新闻，三是各地通讯和本埠纪事，四是“社会新闻”。这4种不同的形式不仅是编排上的分类，在写作上要求也不同。（一）电报：它的特点是短、快，紧密为宣传方针服务。所以形成这个特征，和当时的电讯设备技术条件和报社的经费有关，像以后的《民立报》在辛亥革命时期曾因电报增多，每日电费高达六七百元，不得不加价，并为此还起誓说：“倘有丝毫谋利之心，神明殛之。”可见报馆不可能大量地用电报传递新闻，因此就要精、短、有用。最短的电报如“端督十八请训”、“资政院被参”、“破产律将出奏”，只五六个字。短固然好，但短得没头没脑不能不说是缺点。有的则短得太不具体，使人真假难分，如“某贝又在妓院闹事”，5个W几乎一个没有，何人是某？何时、何地、何故均无，何事？是“闹事”，所闹何事还是没有。当然这不是说5个W俱全必然真实，但5个W一件没有，即令真实也会给人以虚假的感觉。就多数电报来说，还是简短有力。（二）“新闻一”，基本上可以说是要闻，这类新闻大部是政治性很强，倾向性鲜明，在写法上则多夹叙夹议，有些是类似现在的评论性新闻，另一些则类似现在的通讯，但极不注意文艺描写。有的字数很多，千余字者也有。（三）各地通讯：在重要性上不如新闻一，在写法上则多平铺直叙，比较客观。（四）“社会新闻”，这类新闻和其他各政治派别的报刊的写法极少区别，不仅在文字上没有什么政治色彩，即使他们自己也很少运用这类新闻为他们的政治目的服务，当然也有些标题如“流氓宜惩”、“日人当街小便”之类的新闻，也不能说它是一点倾向性没有。

乙：标题：电报不加标题，其新闻则加标题，特别是“新闻一”更显著地反映出《民呼日报》倾向性。标题一般采用一行题，文言体。间或有少数的加副题，用语基本上是倾向性鲜明，战斗性强烈。如报道浙江海塘工程标题为：“又掷巨大金钱如流水”，副题两行为“官弁之运气，浙民之晦气”。偶尔用一语体标题也显得活泼生动：如，“看！看！！灭门知县”，“萧风祥吃饭不做事”，“皖路协理贼案犯了”；寰球中学演剧筹款新闻则标为“大家帮助些！”但也有不少标题流于陈词滥调，如“××病民记”、“××情形”等。有的流于庸俗，如“湘人欲食汪大燮第六”。它的标题虽然有不少是倾向性很强的，但又常流于陈词滥调，其原因是：它不是首先着重标出事实特征，然后阐明意义，因此又没有力量突破一行题的传统习惯。标事则成为像“河南矿案近日情形”，标意则形成“声讨民贼之檄文”，反对张三的卖矿文告和反对李四的卖路文告统统都标做“声讨民贼之檄文”。当然，一行题也有能兼顾的，但比较难做。一般看来多行题略好些，如“北洋尚有二袁”，副题二：“一则狂嫖滥赌”，“一则拿薪吃饭”。虽事实还没具体标出，但较“××病民记”之类标题则略胜一筹了。

丙：论文：论文分为社说、时论商榷、短文。短文一版、四版各一篇。栏的名称，一版者为《天声人语》，四版者为《上海春秋》，栏目的名称无什么意义，是传统习惯。此外部分按语也起着评论作用。文章多署名，短文常不署名。社说多长篇连载，概括性的论述较多，就某一具体事件借题发挥，展开问题者也有。例如，上海曾发生一卖唱者把印度籍巡捕强奸刘阿妹一事编成小歌词卖唱，被捕房拘禁一星期，该报即以《冤哉乞儿》为题，写成社说，若就事论事可说的话不多，该报却借题发挥，攻击帝国主义之专横，中国谳员之媚外，指出这不过是牺牲贫民作为威慑反帝的杀鸡吓猴的手段。进而攻击“立宪”骗局，口称“培植人权”，实则摧残人权。口称“收回领事裁判”，而竟发生卖唱者被拘禁之事，“实为国家前途之法权痛”。文章最后还加了一个按语，说明“此文写成后始悉控此乞儿者为某外国人用之跑楼华人屠某”，接着再把屠某稍带骂一句“噫，为外人用者应如是也，夫复何言”。从一件小事，攻到帝国主义、领事裁判权、立宪、洋奴。真可谓善于找题目做文章了。至于其他社说，从写作角度上看，并没有什么新的改进。“时论商榷”都是外稿，此类文字叙述事实较多，类似以后的述评。短文一般比较锋利有力，除了一些是补救编辑工作之缺陷者外，一般的是就某一新闻加一评论或者评论加新闻合并一起。个别的则是没有评论的评论，有时发表一篇来信前面加几句按语，此类短文完全都是论文，又不像杂文那样富有文艺性。如7月份的《想拿访员者看》就是一篇富有战斗性的短论。7月23日《湖南人看见否》，则是运用三则湖南灾荒的新闻，前后加几句话拼成的短文。7月16日《上海春秋》栏发表一短文，则是没有评论的评论，题是“一月内光怪陆离之总结束”，内容是刑事案件之统计，其中有“（二）盗窃诈骗之类三十八。华界居十之六。一教员，一候补道之子，一江西铁路总办，一候补道”。虽然只是一个统计数字，但评论却在其中，一看就明白。这两栏的文字比较杂乱，因为多数类似短评，所以笼统地称它做短文，其实，其中长的也有，报道事实很少评论的也有。

副刊文字。这时的报纸一般还没有副刊，但分散在各版上有小说、谐文、笔记、诗词之类的文章，为方便起见把它统称为副刊文字。《民呼日报》一版是刊载大仲马的《山民遗事》、托尔斯泰的《愚国志》等（均长篇连载）。四版则刊载一些笔记、故事、诗词和谐文。其中谐文比较值得一提，谐文这一形式，在其他报纸本是无聊文字的游戏，革命派却用它作为有力的战斗武器。同时谐文又是隐蔽的宣传方式之一。前述的《新条约》便是一例。类此者还有：《东方老大公司减价广告》等这类文字都是讥讽清政府丧权卖国的。另外一类是紧密配合它们宣传中心的，如反对印捕强奸刘阿妹时，就发表了《拟印奴遵断甘结》，以挖苦判刑4年太轻，文内有“4年之中亦不敢有再犯，即4年之外，倘值情不自禁再有强奸民女情事，自愿仍准此例案……”又如配合甘灾宣传的有《拟上海妓女上前甘督书》，内有“甘肃奇荒于兹三载。小民无德，不能安饿……大帅爱民如贼，疾善如仇……”可见谐而且虐的一斑了。

最后还要提的是“更正”。该报对失实新闻，专有“来函更正”或“阅此投箋”栏为之更正。“更正”是报纸常有的事，可是《民呼日报》却把“更正”作为揭露官吏的一种手段。该报发表揭露攻击官僚的新闻时，常在新闻后加按语说根据“有闻必录”的原则，姑且发表。假如有的官吏遭受攻击后默不作声，则报道本报揭载是实，欲更正又无可更。假如有的官吏恼羞成怒要捉拿访员，它就发言论回击，说如本报所载不实则可来函更正，如系属实则应感激本报之忠言。但是如果真的来函更正，他们又采取3种办法处理：第一是干脆不登。6月16日有“报余”一项，内云“汪大燮第一鉴：你所来之辩护书，胡言乱语，我实在不忍心登”。第二种办法，加按语刊登。7月24日《天声人语》栏内《李德顺也想更正》一稿，刊载了李德顺的原文，其加了这样一段按语：“李德顺尔运动尔之报馆可也，而来污我，岂非不自量手？我弃尔，尔一家哭耳；我殉尔之情，则津浦一路哭矣。今将尔书载如下，使人知尔之罪，我之不吝珠玉，所赐教诲，如是而已，李德顺其思之。”第三种是运用被攻击的来信作材料再写文章攻之。如该报曾揭露谳员宝子观挟妓游夜花园事，宝子观去函辩诬，《民呼日报》在《明白覆游夜花园者》一稿中，刊载了宝的原文，但说：“香车宝马，秉烛夜游，亦复韵人韵事，贤长官……即于公余之暇，偶为放浪之游，所谓风流自赏者，固亦不足讳也。况夜深月黑之时，蔓草野田之地，妖怪学家谓魑魅魍魉最易现形，故来书似谓实无其事，而当夜游人喧传确见其人，列子谓，黎邱之鬼，善化人形者，得无是耶。特抄函原亟为更正……”。标题虽说“明白覆……”，看来十分不明白，到底宝某是否确实挟妓游夜花园，根据何在，只含糊答称“当夜游人喧传确见其人”。既是没名没姓的“游人”，又是“喧传”，更未证明“挟妓”与否，看来话是说得不够硬气，但是却又借此将宝戏弄一番。虽然登载了其“更正”，但就效果和没登一样，甚至反而更坏。可见“有闻必录”，错则更正之类的所谓新闻原则，都是有立场的，都是斗争手段之一。

（《新闻学研究》总第16期，1980年5月）

第三章　《民吁日报》

第一节　《民吁日报》的历史

《民呼日报》被控，于右任被拘，在该报停刊前7天（8月7日）就发表了《正告读民呼日报者》的社说，表示，“则使本报或非其敌，而樱大不幸之事，然吾誓必别树一帜……”，就预示了改头换面继续出版报纸的决心。到9月8日正式判结。9月28日《民呼日报》在上海各登载过盘《民呼日报》的广告。次日在上海各报刊出“民吁日报出版广告”内称，“本社近将民呼日报机器生财等一律过盘，改名《民吁日报》，以提起国民精神，痛陈民生利病，保存国粹，讲求实学，为宗旨……内容外观，擅海内独一无二之声价，故取价不得不高……”遂于1909年10月3日正式出版。

于右任被判“逐出租界”不便出面，遂以范鸿仙为社长，朱少屏为发行人，并向法国领事处注册，企图逃避清政府的迫害。言论方面以景耀月（帝召）为主，从《民吁日报》本身看，景耀月似为该报政治上负责人。但景耀月曾在《民吁日报》上刊登启事说他只管作文不管其他工作。其他人员几为《民呼日报》之原班人马。《民吁日报》的宣言书是于右任所作，发刊词为景耀月所作。《民吁日报》出版期间于在日本，《民吁日报》有所报道。

这里值得考证的是，关于《民吁日报》的成立有3种说法：

（一）戈公振：《中国报学史》157页：“于走日本，于斯年秋，延谈善吾续办《民吁日报》”。这就是说，于右任到了日本，在日本请了谈善吾来办的《民吁日报》了。

（二）冯自由：《革命逸史》三集322页：“是报创办人仍为陕西人于右任，助之者有范光启（鸿仙，安徽人）、景耀月（帝召，山西人）、朱葆康（少屏，江苏人）、王无生、周锡三诸人，唯右任以被判逐出租界，不便出面，故以朱葆康为发行人，范鸿仙为社长……”又同书二集93页：“名义上以朱少屏为发行人……”冯用“助之者”和“名义上”字眼，意思是实际上主持《民吁日报》的是于右任。并未提到去日本，更未提到谈善吾这个人。

（三）扶荔：《太平老人从事新闻革命史略》（《辛亥月刊》第四期）：“当时余奉中国同盟会命，同晋省同志景耀月到沪，一为援救先生，一为请景同志代主笔政，我们到沪的时候是下午6时，而先生于同日正午12时出狱。……《民呼》被封，景耀月同志，遂同杨千里、谈善吾诸先生，创办《民吁》，先生则再度赴日，筹划经费于总会。”

以上3种说法不同，从实际材料看，戈说最不可靠，第一，于于8月2日晚8时被拘，9月8日之判结词中称“于在押一月零7天，毋须再行押办”，8月2日至9月8日恰为一月零7天，可见于在9月8日才出狱，9月29日即刊出《出版“民吁日报”之广告》，10月3日即行出版，宣言书且系出于手，从于出狱到《民吁日报》出才20多天，决不可能先到日本请了谈善吾之后才出版《民吁日报》。第二，《民吁日报》的重要言论皆出自景耀月手笔，景是同盟会的重要分子（有些历史书籍称景是立宪党人，是错误的，景投袁是在1912年北京袁政府成立之后的事），谈则专写寓意小说之类，从政治地位讲远在景后，若指行政工作而言，则范鸿仙已任社长。绝不是谈善吾主持《民吁日报》而是景耀月。冯自由未提到于去日本之事，又把景耀月和周锡三同等的列为助之者亦不符合事实。从《民呼日报》的报道上看于右任在此期间确在日本，《民呼日报》上又没有于的文字发表，主要言论多出景耀月之手，景实在不像一般的“助之者”，实际主持《民吁日报》的已经不是于右任，在政治上很像是景耀月在起着主导作用，虽然社长是范鸿仙。但于右任在日本期间又似乎没有和《民吁日报》割断联系，对于《民吁日报》一些重要的宣传方针，于似仍在起作用。据1910年12月11日的《民立报》上的一篇短文说：“……因问骚心曰，公年来提倡之中美邦交事，保存满洲事，锦爱借款事以及近日国民军备事……”此时《民立报》才出版两个月，且除国民军备一事外，《民立报》均无上述言论，所谓年来恰恰包括《民吁日报》出版期间（1909．10．3—1909．11．19），且“中美邦交”等事均在《民吁日报》有突出的反映，可见“年来”是指《民吁日报》，“近日”是指《民立报》。由此可见于在日本期间仍和《民吁日报》保持着政治的关系，但实际工作已非于在主持，而是景耀月，更不是谈善吾。因此扶荔所讲的情况比较符合历史事实。

根据多方事实归纳起来情况应当是这样：当于右任被拘后，《民呼日报》诸人就作好了停刊民呼，改头换面另出一报的准备。在此期间同盟会总部即派景耀月接替于之工作。但在景未到时《民呼日报》即已停刊，于出狱后，于、景及《民呼日报》诸人即筹划《民吁日报》的出版工作，筹备就绪后，于因判处“逐出租界”不便在《民吁日报》活动，即利用此时机到日本。至于到日本去的目的是否为筹款则尚待研究，因为：一切机器生财都是《民呼日报》的老底子没动，《民吁日报》出版后又“生意兴隆”。恐也有政治上和业务上之目的。政治上已举出《民立报》的话证明《民吁日报》的政治纲领，和于有密切关系。至于《民吁日报》上不时发表一些日本刊物上的材料，是否于右任在起着《民吁日报》驻日特派员的作用则不得而知。至于以范鸿仙为社长，朱少屏为发行人，景耀月刊载启事声明只管作文不管其他，恐是接受于右任被拘的教训，以防发生问题时，使政治上的主脑陷进去。《民吁日报》被封时受审判的是社长范鸿仙，景则安然无事（此不过猜度之辞，并无确证）。如此则可使《民吁日报》历史上的各种事实，可得到更合理的解释。

关于《民呼日报》的停刊，戈公振《中国报学史》说：“驻沪日领事请上海道封禁，出版仅42日。”冯自由《革命逸史》二集325页称，“至初六日，捕房遂奉命派警将《民吁》报发封……为期仅五十余日而已”，两者均不确。现有《民吁日报》确有第48号（旧历初七，阳历11月19日），显然不是共出42号，只能多于48号，决不能少于48号，也不是初六日被封，因为初六日被封，初七日决无可能出报，初七日的报是第48号，若说初六日被封，自然不是50多期了。据查，《时报》1909年11月20日（旧历十月初八日）第四版刊载了下列一则新闻，标题是：“呜呼！《民吁日报》发封了”，内云：“驻沪日总事以《民吁日报》所登论说，关于日本名誉，有伤两国邦交等情，照请沪道蔡观察札饬英公廨，于昨将该报馆主笔范鸿仙传至公堂，奉李襄谳商之英廓翻译官判将《民吁日报》先行发封，范交保，定于今晨九点钟会同英日两领事开特别公堂会讯。”从这则新闻看是初七封禁的，不是初六日，但初七日的报已出版。准确地说，应当是该报出版至第48期（旧历十月初七，阳历11月19日被封禁，20日起即不再出版），共出版48日。在此之前，日本帝国主义早已想除掉《民吁日报》，据《时报》11月22日载《民吁日报被封缘由》一文称：“……当道恐伤日人感情，遂商允法国总领事先将领署挂号注销，一面饬知公廨阻禁……”冯自由也说：“是年9月下旬，驻沪日领事松冈照会苏、松、太道蔡乃煌……请将该报惩办，以戒后来。”蔡道以该报曾在法领事注册，乃先商允法领署挂号注销，一面饬知会审公廨从严儆戒。及10月初旬，日领复照会蔡道，谓该报于初四、初五等“继续载《中国之危机》及《锦齐铁道与远东和平》各论……”日本既蓄意扑灭《民吁日报》已久，其所以能延长十余天的寿命，不过在法领事注册的关系，可见当初《民吁日报》创办时就在法领事处注册，收了一点效果，但终逃不出最后覆灭的命运，这个帝国主义和那个帝国主义在反对中国革命上，最后还是一致的。在法领事署册虽然不能救命，却给了沪道蔡乃煌一点麻烦，蔡反而利用作为攻击《民吁日报》的借口。蔡在关于《民吁日报》的告示中曾说，“该报本托法商出面挂号，交法国书信馆及日本邮便局递寄各埠销售，本未到道请领执照，初则乞怜外人，以图抵制中国……”《民吁日报》反而落得个“乞怜外人”的罪名。企图利用帝国主义来掩护革命最后还是靠不住的。

《民吁日报》被封后，曾引起群众强烈反对，据《时报》11月22日载：“《民吁日报》自前日被封后，关心此案之人，连日多以吊词贴于该报门前。前晚9时竟有燃香烛痛哭者，又城内及南市各大街口，前、昨两日竟有人黏帖揭帖，痛言《民吁日报》被封之缘由及指示之人云云”。冯自由说：“此案发生后，旅沪各省人士异常愤激，纷纷开会反对，并要求清吏启封，以重公道，时有江南学界人士分电北京外务、民政两部及苏、松、太道……”从上述事实看，封禁《民吁日报》确曾引起爱国人民的愤怒和规模不小的群众骚动，所以才迫使蔡乃煌专为此事张贴告示，内称，“……被封之后，又复百出其技，鼓动多人胁制本道启封”。这就决不是一两张电文就会逼出这张告示来的，必然有相当大的群众骚动，蔡才会公开出告示。可见一张革命的、反映爱国人民要求的报纸，会如何得到群众的支持，竟有“燃香烛痛哭者”，更可见当时人民反帝爱国热情之一斑了。

日本领事指控《民吁日报》反日论有62篇之多，其中知名者有《中国之危机》、《锦齐铁道与远东和平》、《外交回顾之惋叹》、《国民之自觉》、《利益均沾之余焰复兴》、《伊藤噩耗杂感》、《伊藤公赞》、《呜呼歌舞英雄》、《满洲痛史之鳞爪》、《和平了结之忠告》、《伊藤怪物之行踪》、《野心家走满之警告》、《外交危机愈迫》、《华人受挟制之可怜》、《解除抵制日货之善后》、《国际礼仪释例》、《满洲风雨日急》等62篇。该报只共出版48期，引起日本帝国主义痛恨者竟有62篇之多！

《民吁日报》除内容外，式样几乎和《民呼日报》一样。日出两大张，四版广告，四版正文。广告版中刊载一段无政府主义小说《夜未央》，另外加半张行情物价表。至10月14日（出版后10余天）增加半张，共5页，一面是正文，一面是广告。电报分为“专电”“译电”（《民呼日报》分为电报一、二、三），新闻分为“时事要闻”（即《民呼日报》的“新闻一”）、“各省通信”（即《民呼日报》的“新闻二”）、本埠纪事（即《民呼日报》的“新闻三”），言论分为社说、时论和短文三块，其栏目名称：一名“公言”，一名“大陆春秋”，一名“沪渎阳秋”。另外开辟一栏“语句集纳”性质的专栏《残山剩水》，这是《民呼日报》所没有的。5个版的安排大体是：第一页：社说、时论或要件、小说、短文“公言”栏；二页：宫门抄上谕、专电、译电、要闻；三页：各省通信，短文“大陆春秋”栏；四页：第一栏刊载文章，下五栏为“本埠纪事”和“沪渎阳秋”栏；五页：类似副刊，全部是“文苑、诗话、词话、诗、词、漫画、佚史掌故”之类，以及“残山剩水”栏。《民吁日报》比《民呼日报》增加一版，其所增加的主要是文苑、诗话之类的篇幅。

《民吁日报》的通讯组织是继承了《民呼日报》又有所发展，曾有一启事云：“本馆接办伊始，所有新旧访员来函，日凡百数十通，一时容有舛误，此后无论新旧访员，务请将姓字、别号、居址详列稿后，以一星期为率，以便查对……”。每月能有三四千件来稿，在那时讲，也相当可观，群众基础也不算弱了。

第二节　《民吁日报》的宗旨

于右任写的《民吁日报》宣言书称：“同人等义务所在，不敢不勉，远惟贾生汲古之训，近懔亭林有责之箴，深维管子四维之言，无缅诗人陈词之旨，用集资本，组斯报章，小之可以觇民情，大之可以存清议，远之可以维国学，近之可以表异闻……”该报广告及社说《本报四大宗旨》更公开标榜它的“宗旨”是：（一）振发国民精神；（二）痛陈民生疾苦；（三）保存国粹；（四）讲求实学。如果仅从这些字面上看，什么“存清议”、“表异闻”、“国粹”、“实学”等等较之《民呼日报》的“为民请命”——“吊民伐罪”的宗旨更加隐晦，看不出革命派的痕迹，帝国主义报纸标榜的“表异闻”、改良派的“存清议”他们都引用了。但这张报纸到底还是革命派的报纸，到底受到了清、日联合的迫害，到底受到了群众香烛膜拜，涕泪凭吊，其真正的宗旨或者说其真正的办报目的、指导方针，就决不是这些空泛含糊字眼所能表达的。我们应该从他们对这些字眼的解释中，更重要的是从它实际宣传内容中去领会真正的办报宗旨。

根据该报《本报四大宗旨》一文，归结起来，它的最基本的思想是：国民自力救亡。

如果还再要补充一点话，那就是：救亡不能依靠清政府，不能相信立宪谎言。

文章首先指出，当时中国处在亡国灭种千钧一发际。文章指出清政府已成为帝国主义之傀儡，成为代替帝国主义镇压人民爱国运动的工具，所谓“立宪”，不过是骗局，人民没有根本权利，救亡便成空谈。

文章说：“吾党（作‘我们’解）以为……唯一救亡主义，不在虚骛矫伪之文明，而在提倡国民之实力，不在伸张政府之法权，而在宣达国民之意志”。“欲救今日亡国之戚，灭种之痛者，当以宣达民情，鼓舞民气为独一不二之要义”。如何实现这个救亡主义呢？“则曰，提倡言论，刊发报纸”，“故吾谓欲挽中国于濒亡之局者，在修明言权，尤在主持始终一贯之国民主义”。

文章继续具体地阐述“宣达民情，鼓舞民气”问题。它指出，“民气不振的原因是‘内逼于政府之压力，外慑于列强之恐吓’”。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关系是“外人利用政体之专制，知政府之虚骄者之可驱为傀儡也，而愈肆陵轹；政府怵于外人之威力，惧民气伸张者之足撄怒强邻也，而益严厉禁”。关于“立宪”，文章说，“今之闵民生之涂炭志民权之扩张者，皆以为莫若立宪”，然而“以今日中国麻木不仁之国民，不先振刷其独立自营之精神，而徒汲汲然取欧美之成文条规以为之机械”，这就好比“以周公之服衣猿狙”，“必有龁啮毁裂之患”，所以必先“养特立不惧之民气”，“使举国人民，知依赖之性根，非以图存”，“欲改革政治者，必先养成此改革事业之国民的知识为进行此政治之实力”。（该文未完，但以后未续，对其他三项“宗旨”如何解释就不知道了。）不过从以上这些话里可以看出，虽然拐弯抹角，甚至把“宪法”比作“周公之服”，把人民比作“猿狙”，说“立宪”还是“陈义过高，力不能操”。其实，真心实话是在于人民没有反抗政府的实力，宪法便是骗局，归根结底它的逻辑是：

（1）当前主要危险是“列强”（即帝国主义），主要任务是救亡；

（2）救亡不能依靠清政府，它已是列强的傀儡，不能相信“立宪”，国民没有抵抗政府的实力，立宪是骗局；

（3）要提高国民觉悟，培植国民的实力，在于养成国民的政治意识，报纸就是担负这个任务的有力武器。

那么这个宗旨和《民呼日报》有什么不同呢？“民呼”强调对内“伐罪”，锋芒直接对准清吏；反帝是通过反卖国贼，强调“物先自腐而后虫生”；“民吁”强调对外——救亡，救亡不能依赖清政府，要自己救亡。但是共同点是所谓“国民主义”。这只是从它的言论上看，我们还要进一步看它的实践。

关于《民吁日报》的特色有不同的说法。戈公振说：“改变论调，专事攻击日本”；冯自由说：“时日人侵略满蒙至为激进……上海各报……咸噤若寒蝉，莫敢抗议”，“独民吁报不畏强御，日以危言警惕国人，使为之备。”不错，从事实和该报的内容都可以证明“反日”是《民吁日报》的特色。不过这样说还嫌太肤浅，“反日”和同盟会的“革命”到底是什么关系？是仅仅宣传方式的改变，还是政略方针的改变？是客观形势所规定的，还是它主观上的变化？这些问题如果能研究清楚就可以更准确地提炼出《民吁日报》的特色。以下将分别探讨。

是不是因为接受了《民呼日报》反官场的经验，便放弃反官场的方式而采用反日本的方式呢？首先，该报创办之始就作好各种遭受迫害的预防工作，如向法领注册，范鸿仙当社长等，可见他们并没希图以“改变论调”求得安全打算。而且该报自己刊载的文章中说读者来信已经指出为它害怕，“惧官场之不相容，并惧外人之更不相容”。连读者都能看出它首先要遭到外人的迫害，难道连《民吁日报》自己不了解吗？显然，它的突出的反日，用“改变论调”“专事攻击日本”不能说明问题，同时也可以肯定，他们的反日并不是单纯的宣传策略。冯自由着重从“当时日人侵略满蒙至为激进……”的客观形势变化来说明，这可能是一个原因，但该报不少言论反映出一个基本思想是：联美、拥袁以抗日。这就和同盟会一贯的主张：不反满便不能抗外，有出入。并且根据历史事实，那年1909的形势丝毫不像1937年那样出现一个抗日统一战线形势。虽然紧张，但和日本的矛盾尚未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同时，这种观点只是一部分人而不是整个同盟会的观点（后当详述）。所以又不能完全归之于客观形势的变化。扶荔说：“景先生对日本野心尤极痛恨，大肆攻击……”似乎是说这只是景耀月个人的观点，但据前节引证《民立报》的话，显然不仅是景耀月的观点，又反映了于右任的观点，同时从该报的言论上看，除景耀月写的文章外，其他人写的文章均不谈联美、拥袁，而是反清、反日。因此，既不能把联美、拥袁看成是偶然的仅是景耀月的观点，又不能看成是同盟会的思想，也不能看成是《民吁日报》统一的观点。

从该报实际情况所反映出来的特征应当是：

对外重于对内，反日也反清，但混杂着部分人的联美拥袁的“机”“会”主义思想，下节当评及。

（《新闻学研究》总第17期，1980年7月出版）

第三节　《民吁日报》的纲领

上节已提到了《民吁日报》基本特征。从它的言论和新闻的处理，可以看出，它的指导思想是：救亡。在这总方针指导下，它分裂为两种实质上是矛盾的救亡路线，一方面是揭露立宪，反对君主；一方面又主张应有强硬的内阁以抵御外侮。但是它自己并不感到矛盾，这可能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政治思想的混乱和宣传思想上的实用主义的缘故。

该报在《本报四大宗旨》一文中即指出当时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当前主要问题是救亡。该报更进一步在理论上确立了对外重于对内的观点：该报第二号1909年10月4日的社说《国民自治主义》（景耀月撰），首先把历史的发展分为几个阶段，指出从封建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因贫富悬殊不能解决，便产生了对外侵略的帝国主义。文章说，“既而立宪政行，共和国建，民生又安，人口繁殖，其资用愈耗，国力之养，复不能瞻也。乃思为家给人足之道，而贫富相争于社会，争之不得，得之不足，其颓波洪流遂逆折溃于外，以邻国为壑焉”。“世之论者，皆知社会主义为20世纪极汹涌之一新潮流，而不知更有一不可捍御之帝国殖民主义”。文章又指出国外的帝国主义，要比国内的阶级矛盾要严重得多，因为“国际之贫富阶级其杀人也多，国内的贫富阶级其杀人也少”，所以“现今所当厉行之社会革命，不在国内之社会主义”，而在国际之“社会主义”，什么“社会革命”、“社会主义”都是乱说。意思就是说当前迫切问题不是国内革命而是反对帝国主义。文章作者完全把国内与国外斗争割裂开来，机械地去比较轻重，而得出革命不应在“国内”的荒谬论点。最后号召所有弱小民族的国民要趁帝国主义还没充分发展起来的时候，赶快起来预防。

我们还必须看到资产阶级革命派组织上的涣散，政治经验的不足，政治态度的不严肃等等，虽然有些话是涉及根本路线。比如说，革命不在国内而在国际，但未必能作为一个纲领贯彻到各个方面，在实质上相互矛盾的论点，同时并存，并不为奇。他们自相矛盾之处主要表现在内外关系上。一方面反对立宪，反对君主专制政体，另一方面又主张要救亡必须有袁世凯那样的强硬内阁。他们所要求的比康梁又倒退一步，只要皇帝把袁世凯复职就行了。这便构成了一面要消灭专制、废除君主，一面又要求皇帝起用袁世凯。这不仅表现在一张报纸上，在同一个人的言论上也有自相矛盾的。景耀月写的《本报四大宗旨》明确地提出清政府是列强的傀儡，是列强压强人民的工具。在《国民自治主义》一文却又提出革命“不在国内之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四字根本没有什么含义），不摧毁敌人的工具如何能有效地反对帝国主义！在同一篇文章中也有自相矛盾之处。例如，在解释为什么要提倡联美时，说因为美国已变成侵略国。理由是：因为它是侵略国才和日本矛盾尖锐起来，中国便成了美、日两个侵略国争取的对象。所以反日必须联美。既明确认识到美是侵略国，反而当作不侵略的国家去依附，这是矛盾的。这种混乱的现象，是《民呼日报》所没有的。这种现象正是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中于右任、景耀月等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一种思想上的逆流，这种逆流还没有和其他各方面问题融合起来的一种情况。以下分别介绍一些他们的政治纲领。

（一）反清的宣传。着重宣传立宪不能救国。《本报四大宗旨》曾说立宪陈义过高，另有一些社论则着重揭露“立宪”的欺骗性。10月6日社说《中国改革谈》指出，“立宪”以来，“官吏昏暴于上也如故，人民憔悴于下也如故，外人之恣肆，言论之摧锄也亦无不如故”。其实这不过是“借此名目收揽人心，使不为党人所煽惑”。另外一些“无钱捐官”，“无资格出洋，无科举进身者”，借立宪之名，活动议员，“干预公事，以图升官发财”。文章继续指出，真正的立宪是意味着真正的民主，“是以波斯之改革也，与波皇激战，卒夺专制政府，而建立宪法”。另一篇社说《泛论中国近今之恶现象》一文，更指出，“近年来朝廷借筹备宪政之空名，横征暴敛，吸尽民膏。……彼恶劣之政府与贪鄙之官吏，其酿造此种恶现象之罪，殆上通于天矣。其拥大权居高位者，则阳立宪阴专制……其实不过思拥护其固有之特权及厚禄……在下之士绅又辟焉习为诡随狡诈之术，不惜牺牲全国人民之权利、生命、财产，以猎取虚名，眩媚政府，而冀图簪绋之荣，致使政治愈改良而愈压制……一般舆论谓非拥神圣之君权不足以改革政治……”，人民当“牺牲其个人之生命财产，以辅助政府……不知此非可望于今日之政府者也”，“迷信君主立宪之可以救国也，可谓至愚也已”。又一社说《伊藤满洲旅行之阴谋》就更明确地指责清政府，“如果不顾国家之害，唯图一族之利，鞭四万万之人民，而为一部分人之牛马也，夫岂唯不纳租税，不充兵役，即取而易之亦为当今世界立宪国民之义务……”这些言论较之《民呼日报》就更直接，更鲜明，竟提出“取而易之”，这也可以说是《民吁日报》所有言论中最富有革命性的4个字，可以和《民呼日报》“吊民伐罪”相比。但是，从整个报纸来说，“取而易之”仅仅是4个四号字，被其他与此无关和与此相反的文字所淹没、所抵销，像埋藏在大沙漠里的一颗珍珠。《民呼日报》虽然没提出“取而易之”，但从大量材料使人感到清朝已腐败不堪，不“取而易之”不行；而《民吁日报》虽然提出“取而易之”，但由于他们宣传“联美拥袁”，使人感到靠美、袁也可救国，何必“取而易之”。

《民吁日报》在揭露清吏方面文字数量减少，目标不集中，不如《民呼日报》那样强烈。该报于11月30日曾发表一短文《新闻记者莫难于今日》，该文是用两封读者来信组成的，一封来信主张不要管他封禁、逮捕，有啥讲啥，至于后果如何，听天由命好了。文章说，“士生今日，岂复有自全之地，可容自藏，顺理而行，以听造化之低昂，有益于国，垂涕而道可也，倘计他日，则无今日，今日知而不言，他日言之已晚。”另一文主张，大处着眼，力求减少无谓之牺牲。文章说，“予每阅贵报，喜惧交集，喜者，喜中国有报也。惧者，惧官场之不相容，并惧外人之更不相容，况国事日非，所望者大，官场琐琐之事，尽可置之不论，外患之来，下语须有分寸，求唤醒国民而已，勿以一笔一舌为快”。这些话虽是读者来信，或者说以读者来信的形式，但毕竟涉及了一些办报的根本态度问题。《民吁日报》抨击清吏有所减弱，似与“所望者大，官场琐琐之事，尽可置之不论”的观点相吻合。这表现在揭露官吏赌博、吸毒、嫖妓、纳妾等材料的减少。这并不是坏事，但是，从政治上集中地宣传“稗政以失民心”不及《民呼日报》，这似乎是与它的“对外重于对内”的观点有关系。《民吁日报》把鼓动的锋芒转向抵制日货，对路矿的斗争反而采取讥讽口吻，如，“北京报有论说曰：韩国志士善打枪，中国志士善打电，诚然，诚然，此所以日日闻‘誓不承认’、‘誓以死拒’之声而于事无济也”。恰恰这类字眼，都是《民呼日报》放大字体的重点。

（二）吹捧袁世凯。景耀月既然主张反帝重于反清，日本帝国主义又是当前主要危险，在这前提下，在国内问题上发表了不少革命派未曾有过的新奇的吹捧袁世凯的言论。他吹捧袁世凯是根据救国必须有强硬内阁、救国必须联美两个论点来的。当张之洞死的时候，他就在10月7日社说《张相国之定论》中提出，“中国今日之国家，贵有济时的政治之才，决不贵有优柔的文学之相”。9日社说《现代用人刍议》就进一步点出了“济时的政治之才”是谁了：“足补张之洞政治之缺陷者莫若袁世凯，袁虽不学颇攻术，虽复谲而非正，然今代外才，且未有出其右者。中国今日不贵文治之士，贵交邻有道之臣……今日御侮外患，袁世凯诚人才哉！若夫伐奸击暴为民除蠹莫岑春煊若，吾以为岑春煊治内袁世凯治外，虽无甚功亦无大患。次乎此者，若赵尔巽理财，徐世昌辅治，亦复佼佼殊众。”这真是大胆的惊人之笔，“虽无甚功”，未免太谦虚了，他们能够“御侮外患”，“伐奸击暴，为民除蠹”，孙中山还能如何？中国有袁世凯、岑春煊、赵尔巽、徐世昌等4人，不是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吗？袁世凯的功绩还有下面事实作证哩！10月31日社说《中国外交危亡愈迫》一文中说道：“吾谓袁世凯去军机为日本人之大幸，而伊藤之死反非中国之福音者。日本之西园寺内阁倒而桂太郎进，中国袁世凯去而张之洞独用事，夫以弱国之强硬内阁，敌强国之文弱内阁，幸尔获胜，不过安于无事，而欲以弱国之文弱内阁，敌强国之武断内阁，此所以成今日中国之象也。”看，袁世凯当权竟能“获胜”，保住中国“相安无事”！文章作者的基本论点是：“强硬内阁”、“交邻有道”、“济时的政治之才”才能救国救民，再进一步追究为什么救国救民要“强硬内阁”等等呢，那就是景耀月所多次宣传的，善为国者，“贵识时机，贵乘时会”，再简化一下便是“机”、“会”主义，虽然它不应和现代术语“机会主义”相混，但含义却十分相似。他为了反日，吹捧袁世凯也就是这个“机”“会”主义思想作怪。他吹捧袁世凯，第二个出发点便是“联美”。他们认为反日必须联美，而袁世凯又是“清美联盟”最好牵线人，在这前提下又把袁世凯吹捧一番，他每次提到“清美联盟”未成，便不禁伤心哀叹。10月14日社说《中国外交回顾之惋叹》说，“……盖美之缔交中国，实以袁世凯为主要，袁世凯督直北时，与美人之交深矣，美人对于中国之外交恒视袁世凯为背向，此次同盟之议，实以袁世凯为信用”。那么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眼中有什么信用呢？10月18日社说《恐怖时代之愿望》交代了“袁世凯之足以取信于外人者，以中国陆军十一镇，袁成八镇，势力既张，内复明了。且用人能当其材”。这不是明明说袁世凯在外国人眼中是一个很好代理人吗？既有兵权，又有“人才”，而且对中国情况很了解，袁具备了这些条件，就“获美人之崇信，及袁入军机而美人国际政策一变，美人同时排斥渡美之日人，同时倡中美之议”。（10月17日社说《恐怖时代之愿望》，在景耀月笔下袁世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个不学而攻术，心不正而复谲的奸雄，是一个拥有兵力和爪牙，私通外国的汉奸，但是他又是“强硬的内阁”，“济时的政治之才”，“交邻有道之臣”。）这是如何的荒唐离奇，除了这些以外，他还大肆宣扬日本如何痛恨袁世凯，如何害怕袁世凯，说什么袁世凯去军机时，日本大开庆祝会，出版号外等等，说得活龙活现，使人真的感到要反日非袁世凯不可。

这些吹捧袁世凯的言论实质上和“取而代之”的言论是互相矛盾的。然则，为什么在同一报上会出现自相矛盾的政治观点呢？我们发现联美拥袁的言论皆出自景耀月的手笔，其他人则着重反清或反日、反清，这可能内部并不一致。由于在当时的日本加紧侵略中国的情势下，于右任、景耀月几个骨干形成一种新的“机”“会”主义的论调，还不能有力地贯彻到各方面去。那么景耀月自身为什么有不少自相矛盾的论点？资产阶级革命家，特别是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不成熟的一批人，政治思想混乱的情况并不是奇怪的事情，尤其是他们对待宣传工作，反复其词更是常事。

（三）联美的宣传。景耀月写的许多文章中，都把清美联盟看成是制服日本的根本手段，称之为“有关国运隆夷”的天大的事情，吹捧袁世凯也是从这个根本命题出发的。联美制日的根据是什么呢？因为“美国自取菲律宾、古巴后，已变其门罗主义为侵略主义”，因此美日两个侵略国便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菲律宾与台湾盈盈一水，一苇可航，美之为虑深矣”。美国要对付日本，就要在亚洲寻同盟国，“以为美日开战之预备，与日本邻者，朝鲜而外，中国、露西亚两国而已，三韩版籍既沦于倭无足论，露西亚新创于日本，固朝久磨砺而思报者也，露既不为日本用，则今日泰东之国能阴为日本援者一中国而已，故美利坚欲挞伐日本，必先与中国同盟，既可以免中国阴为日本用，复可以树日本之敌”。这就是美国为什么要搞清美国盟之目的，简单地说，就是两个侵略国争夺中国为其炮灰。他还叙述了美国为争取中国为其后备力量所作的小恩小惠，如首倡让渡庚子赔款，以仪仗队欢迎唐绍仪，美总统接见中国记者等。就是这些事情，称之为“美国为德于中国大矣”，“待中国之殷勤恳切至矣”。仪仗队只有接待国家元首才用，但美国用之于唐绍仪。一国元首未曾有接见记者的，但破例接见中国记者。可是中国政府不会看苗头，努力争取，以致丧失时机，他竟然奴颜婢膝地说：“此千载一时之会也……吾欲起求之，亦恐为人所不屑顾，幸美人以是主义起，吾反琐视之哉！”以后因为光绪、慈禧之死，袁世凯下台，事情就中断了，他认为是万分可惜的。其次宣传清美同盟，日本闻之如何“觳觫而嫉视”，“如斧钺之临其头”，最后还自问自答地说：“论者或曰：中国不求自立，非可依人以为固，夫以今日之中国与美利坚缔交，实有依人之意，毋庸讳言也。不知弱国陵夷之候，无连附之强国为之附依，盖亦断难独立。且世界列国尝以同盟国之缔结，为国家自身相互之发达，夫岂可鄙为依人哉。”竟公然说依人附于人不可鄙。联美之说，喊嚷一阵，以后的第4期《民立报》又说，“中美德联盟之说，不过几家报馆鼓吹耳，三国政府其实冰然也，而旁观者嫉之，既造美之谣言，又刺德大臣，可见国际上之暗斗日烈”。然则，何不回忆一下，自己的前身《民吁日报》在此“暗斗”中起过哪些作用？

究竟历史真相如何呢？原来是德国因感于日英、日法结盟陷于孤立，遂串通美国搞清德美俄同盟，当时袁世凯表示不愿与俄结盟，他们另外搞一个德美俄联盟。德国大使给他本国报告说：（一）中美德缔约保全中国领土，中国以商业权利酬之；（二）德俄美合作反日，若俄对日战胜，许其占据满洲。反正倒霉的都是中国。这就是景耀月吹捧的联美拥袁的真相。这也许当时正像他说别人对时事无知一样的无知，无须苛求，但他自身的一些论点也已经够荒唐的了。

对联美论到底应当如何估价：汪精卫在他刺摄政王被捕后的供词中谈到，中国所以没有立即被瓜分，主要是由于列强相互矛盾，相互均势，但由于日俄战争后日本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打破均势，将会引起新的瓜分危险，在这种情况下，“识者有忧于此，乃渴望清美联盟……以强国而与弱国同盟，是必强者以同盟为饵，而钓此弱者也，前者清俄同盟是其例矣，夫国不自强万无可以与他强国订盟之理，而非于国家权力发动根本上有大变革，又无可以自强之理”。汪精卫又指出这些人常以国际外交礼节上的琐事作为论据也是幼稚的。由此看来，清美联盟论不是同盟会的统一的观点，至少汪精卫是反对的。其次从汪精卫称“识者有忧于此”，可见当时还是把这思想看做是爱国思想。今天来估价这种观点，把帝国主义有区别地对待，利用帝国主义的矛盾是对的，但把清美联盟说成是有关国运隆夷，把反帝与国内革命对立起来，一面说美国是侵略国，一面说美国对中国一片至诚；以依附强国为不可鄙，只有依附强国才能自强等等一系列的论点，则是远远落后于当时革命派一般水平。

（四）反日的宣传。《民吁日报》以反日著称，因反日被封，也因反日赢得了群众的爱戴。《民吁日报》从多方面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野心，“盖地球各国势力范围既定，日本后起，无所用其侵略，高丽既平，遂视中国为俎肉，以扩张其世界的主义，疾驰急进，刻不濡滞”。这样就打破了列强在中国的均势，造成中国两次被瓜分的危险。其次引用当时若干事实和日本的言论证明日本对中国加紧侵略。其中最主要的有两大事件：一个是安奉路事件以及由此引起的抵制日货运动，第二是朝鲜监国伊藤博文来满遇刺事件。

甲：安奉事件与抵制日货运动

安奉事件。日俄战争时，日本曾筑有安奉轻便军用铁道，战后日本与清政府订立日清满洲条约，擅允日本就原线修建为商用铁路。1909年秋日本竟违约擅自改线修筑，并于7月迫使清廷与之订立清日满洲新约。这是引起反日高潮的导火线，并由此引起了国内的抵制日货运动。

《民吁日报》很郑重地刊载了两次条约的全文，译载了日本出版的刊物上关于安奉线自行改筑的前后经过（该刊曾因刊载此文被禁），并以短文形式扼要地揭示出日本在清日满洲新约中获得的利益：“1）可以羼入新民屯法库铁路之筑造；2）可以得大石桥至营口为南满铁道支线；3）可以开采抚顺、烟台煤矿；4）可以合办合奉铁路沿线及南满洲铁路沿线之矿务”。最后点出：“曷怪列强群起而共至也”（见该报1909年10月23日所刊《自由行动收效之浩大》一文）。他们宣传的重点还不在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而在于这种侵略打破均势，引起新的瓜分。“亡中国者必为此虏”是他们反日宣传的根本命题。

在这一命题下，宣传由于清日满洲新约所引起的各帝国主义借口抵制日本，强迫中国借款的活动。该报10月23日社说《利益均沾之余焰复兴》说：“盖欧美人深恶日本人之侵犯公法，垄断权利，故各国财团一时警起，咸欲输入资本大兴实业，相予逐角，以杀制倭人在中国势力。美国忌日尤甚，故先派财团代表司托氏来奉筹办业务；而英人亦继派代表布仑来奉筹办铁道矿山等……此群摔众扑之危机，瓜分之祸朕，谓非日本之导火线乎？”景耀月的一些联美拥袁的言论，之所以尚能称之为革命派的言论者，就在于他们前后矛盾，自相矛盾，是政治观念混乱而不是坚定的亲美派。他的矛盾之处表现在一面说：“欧美人深恶日本人之侵犯公法”，那么欧美人反日当然是出于正义维护公法了，但是却又说：“相予逐角。”一句话中就自相矛盾。前者诸文大肆吹嘘美国对中国出于至诚，另一面却讲英国派代表来华，是要瓜分中国。他在讲清美联盟之必要时则宣传美国待中之恩德，在宣传日本破坏均衡局势，引起各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中国时，则又宣传美国也和英、俄一样企图瓜分中国。所以他并不是纯粹的一边倒，倒向美国。

《民吁日报》的反日宣传除以安奉事件为中心宣传新的危机之外，还从各方面揭露日本之暴行和日美矛盾。前者激人仇恨，后者发人信心。如该报10月7日报道中国本溪县官被日人捉去，10月23日报道日工殴打中国学生，11月3日报道烟台破获大批盗匪，其头目均系日人，并以《贼头目均是日人》作为这则报道的标题。10月14日报道日人在南京违法营业，19日报道日商雇佣华籍乞丐为之宣传人丹并毒打该乞丐等等。另一方面又宣传日美矛盾，该报10月22日报道日人私运鸦片到美国被美舰捕获，10月23日、24两日又报道，美国反对满洲新约及注意伊来满的动态等等。

抵制日货的宣传鼓动。《民呼日报》组织鼓动表现于路线斗争，《民吁日报》则表现在抵制日货。该报从各方面宣传抵制日货。首先指出抵制日货是由安奉事件引起，是中国人抵御外侮的消极手段，责任在日本。景耀月在10月8日《解除抵制日货之善后》一文中说：“……此辈运动国民：……痛陈日本在中国领土主权内自由行动，不得我政府同意，强行改筑安奉铁道，后患莫测等情，国民闻者自动公愤，以为抵制日货，乃民人人能力所能办到之事，人各不买，自尽天职，禁无从禁，强不可强，故近来各埠抵制日货之默焰日急，实属无从禁止。”表面上好似客观报道，实际上是在鼓动开展抵制日货运动，该文又指出日本政府要求清廷严禁抵制运动，毫无用处，认为必须从造成抵制日货的原因上去解决。意即停止对中国的侵略。同时又报道东北日本铁路不运中国货，或运费加价等事，标题是《请看日本抵制中国货》，又在题为《华人受挟制之可怜》一则新闻中说：“日本南满会社之各转公司，亦遂百般挟制华商，凡由营口东之牛家屯运货至奉天长春者，日人各公司相约涨价若干，否则不为转运，华商又争执不能多出运费，于是各货遂均在该处堆积，已有月余之久，”这更给抵制日货运动以合理的根据。

其次宣传抵制日货足致日本死命。《民吁日报》运用许多日本出口贸易数字，说明日本实以吸吮中国人民膏血为生。10月28日社说《论中日贸易关系之切》一文指出：“夫日本以区区三岛主国，土地小缺，既非如农业国之富有百谷，又非若饶矿国之多五金，其所以立于此世界者，纯赖其民善于摹仿揣摩，能为次等之工业，投吾人利用之间，而恃我为其顾客也。……日本之资赖我者实不啻婴儿之待乳，颇有得之则生，不得则死之势。”又举出过去1908年广东抵制日货，造成日本出口骤减，受重大损失的事实。另外放出空气说，江浙两广拟联合起来限制中国食米输出日本，以实行抵制满洲新约之事。11月3日《和平了结之忠告》一文指出：“夫日本每岁用米，仰给中国者，不下数百万石，倘中国限制粜米，则其国内米价骤昂，贵可如珠，下流社会不能自养，是真足致日本死命也。”该报以这种理论鼓动抵制日货，并且不断发表各地抵制日之活动的新闻。该报对于抵制日货运动之方式主张不发传单，不演讲，偷偷进行，以不能强买强卖为理由，使日本无可奈何。他们时常宣传抵制日货形成一个强大的“默焰”。他们所以强调“默焰”，其意在使日本不可捉摸，藉以恐吓之，此外也有隐含争取清吏应付日本之意，如报道日人会同清吏向各商号劝说购买日货，各商号皆称存货甚多销不出去，没有资本购进，日本无可奈何。也有个别商号看到中国官吏没有这样好声好气对待老百姓，可怜他买了少许。这些话就是暗示清吏只要老百姓给你留面子不公开发传单，开大会你就眼开眼闭，应付一下日本人，就可没事。他们并不像过去那样把清吏当作卖国贼、洋奴痛骂，用语虽极讥讽，但留有余地。《民吁日报》并企图扩大一般日本商民与日本政府的矛盾，《和平了结之忠告》说，“抵制日货之暗潮日急，近日日本在中国商业经营，实负莫大之打击。……日本留华臣民，既以中国为营商之地，即负有邦交文责，吾甚不愿中日两国间复有限制出米问题之发生，深望其留华臣民团体，要求其政府改变对中政策方针，俾中国得挽回被侵之权利……”“非然者，得之东隅，失之桑榆，未见日本对中政策之为获利也……”资产阶级革命派通常都是把外国人看成一个整体，这次居然能把日本的一般商民和他们的政府区别开，并企图利用一般日本商民来反对他们政府的侵略政策。这点，还是有进步的。

他们认为抵制日货还是消极的，积极的是发展民族资本。《论中日贸易关系之切》一文说：“……‘杯葛’之事（指抵制日货），本为不得已之消极主义，而非始终贯彻之手段，由今思之，如其但以此消极主义加于彼，无宁急以积极主义行吾……吾人今日务先振刷精神，极端进取，就地取材，以兴工业，此策乃近之矣……自造百货，以供国人生事之求，尚何待于资赖彼人窳恶之物……为彼生财牛马。”

乙：关于伊藤博文来满及遇刺的宣传。

这是《民吁日报》反日宣传中比较成功的一个内容，也是该报在后期占篇幅最多的一个内容。其基本要点有三：1）密切注意伊藤来满阴谋，提高国人警惕。2）宣传伊藤遇刺是灭韩虐朝之结果，宣传伊藤死后激进派桂太郎当权对中国威胁更大。3）歌颂朝鲜爱国人民、朝鲜志士安重根。该报从伊藤准备来满起，即十分注意，不断向国人敲起警钟，伊藤的活动和言论均详加报道。10月16日载《伊藤怪物之行踪》，称“自美人反对日清协约之议起，伊藤即议走满洲，并由满赴美，此怪物一行，将来必有重大问题发现，居心真不可测也”。18日载伊藤拟与俄财政大臣会于哈尔滨的新闻。22日社说《利益均沾余焰之复兴》提到：安奉事件发生后，列强均争先恐后地要求均势，伊藤去满，是日本第二次侵略的信号，同时指出其随从人员多系参谋本部人员，“倭人之肺肝毕见矣”。又利用日本方面对伊藤去满之目的说法不一，提出使国人警惕之疑问。22日《政治旅行之疑问》一文指出，“伊藤是首发启调查中国内情，监督中国财政者也”。25日《残山剩水》专栏中又说，“伊藤尝言‘韩国为渡满之桥’，噫，今日者秋高马肥竟飞越矣”。《民吁日报》在伊藤来满之前，已十分注意。

及至伊藤在哈被刺，《民吁日报》抓住这一事件，从各方展开宣传，首先揭露日本侵略者对于朝鲜野蛮残酷的统治比英法等国对其殖民地严重百倍，伊藤在朝鲜名为监国，实际上是太上皇，并以大量事实说明伊藤统治朝鲜情形。又从私生活方面揭露伊藤，称伊藤为歌舞英雄，对伊藤之死说“淫星坠矣”，不少文字用伊藤是农民男女野合而生的私生子为资料，大做其文章。该报发表《伊藤公赞》，名为“赞”，实际上是暴露以封建观念为标准的所谓“丑史”，并破例地用语体文写了长篇连载《风云儿伊藤传》。该报还玩弄了不少文字手法，他们在第一版显著位置刊载了该社吊词，同时又发表一篇社说，题为《国际礼仪与政治性质之区别》，大意是说，礼节只是礼节，不妨碍我们在政治上反对其侵略政策，不但把前面的吊词抵消了，又藉此猛烈抨击日本之侵略野心，同时又为以后和日本报纸笔战作了伏笔。

第二，该报借朝鲜爱国志士刺杀伊藤，颂扬爱国主义并宣传暗杀手段。他首先肯定政治上的暗杀是当代重要革命手段，在欧洲已盛行。“常以不出五步之弹丸代百万革命之军队”，“政治上之暗杀，朝鲜人可谓具有天赋之特性者也，曩岁监国伊藤聘美利坚人史脱文司为顾问，行不越境，韩人已铳毙之旧金山车站，抚我则厚，虐我则仇，韩人之匕首固不辨日本人、美利坚人之血……”其次，歌颂朝鲜人民之斗争精神，10月30日《残山剩水》栏说：“刺伊藤之韩人被获，连声呼‘韩鲜万岁！’壮矣哉韩国之民也”。11月1日《残山剩水》栏表示对朝鲜人的敬慕：“日昨一友人言，近日在街上遇韩人，总觉比前不同，视其峨冠博带，以为雄属欧美人。予曰：此心理也，韩人仍以泪洗面而已。”10月31日借东北天严寒异常为引子，著《冰天雪地之血性男儿》短文，内云：“传闻刺客韩人殷 等由釜山至哈时，曾露宿车站一夜，始待机而作，噫，生龙活虎之伊藤，岂料冰天雪地中有一亡国之血性男儿耶。吾人诚思此韩人，艰苦如何？意志如何？手腕之敏捷如何？无敌之伊藤有知亦当低首。”又文说，“韩人，韩人，尔奔走国事之心，何如是其坚且烈，年年以匕首炸弹为报馆作资料也耶？！”正是因为《民吁日报》热情颂扬朝鲜人民爱国壮举，引起日本报纸的攻击，《民吁日报》立起应战，著《驳日本报之僻论》驳之，首先运用了吊词的伏笔，说，“本报对伊藤公之毙曾作哀词吊之，哀友邦失一政治家也”，接着反驳日报说：“……俄报尚谓其待韩人太苛所致……东京报纸有称平壤为古燕赵者，谓其多出慷慨悲歌之士，试问此语非誉而何？总之，心虽不同，各行其是，伊藤文忠公千古！刺客安重根亦千古，伊藤文忠公舍命为日，安重根舍命为韩，自旁观论之，皆以身殉祖国者，何得谓之僻论？！日本报纸屡以游词诬我国民，愿此后其慎之。”虽然所持论点不正确，这里只是在说明《民吁日报》歌颂朝鲜爱国运动之一斑。《民吁日报》那样的歌颂安重根，那样的推崇暗杀手段，再和前面所举“朝鲜志士善打枪，中国志士善打电”的说法联系起来，看样子好似鼓动中国人效法安重根了。其实不是，《呜呼，歌舞英雄之荣归》一文说：“某西报言：‘伊藤此次游满，吾意将为中国留学生所刺，不意竟被韩人轰死’。噫，其然，岂其然乎，韩人不击亦亡，击之以亡，途穷日暮，逆行可也。若吾国民昧然出此，则满洲为坟墓，亦不足偿其代价。对于国交，吾民忧之，其忧之”。骨子里发软，原来“代替百万军队”的“五步弹丸”只能等到亡国之后，“途穷日暮”的时候才可使用，中国还没完全亡国，闯出祸来不得了，还是听任清廷去办国交吧！抵制日货的“默焰”倒很适合他们的口味。这不能不说是他们软弱的一种表现。

第三，便是宣传伊藤死后的形势。他们着重宣传伊藤尚属缓进派，其激进派是首相桂太郎，伊藤死后决定日本大政方针的便是桂太郎，将来更会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号召国人提高警惕。《民吁日报》在发布伊藤遇刺新闻的同一天，在短文中就指出，“伊藤死而满洲风云恐更急，因日本有无数伊藤盾其后也，吾政界之豚犬儿，其猛省乎”？10月31日刊载桂太郎声言必继伊藤之志。同时就这声明，发表了社说《中国外交危机之愈迫》，指出，“不知者或以伊藤既死，亡国之谋或可稍缓，岂知伊藤之死，于中国危亡决无迟滞之关系。且复益逼愈急之势者也。世皆以日本激烈政策之进行，皆出自伊藤之手，遂以伊藤为主动，不知伊藤尤为其中之缓进派，日为彼激进派所笔笞驱逐其后者也……”该文又指出一个国家的政策决非由一二人决定，因之伊藤之死决不会改变日本之侵略政策，并举出安奉路事件论证当今决定日本政策实为激进派。这些言论可以说是比较好的，首先，打破了一些人以为伊藤死了就好了的幻想，其次，这些言论和伊藤遇刺之前所作的，关于安奉路事件之经过的介绍等文相互印证，毫无矛盾之处，使人很容易接受其今后激进派当权更加危险的论点。大量地运用了日本的资料亦颇有说服力。

（五）小结。《民吁日报》的政治纲领在实质上是混乱的，这表现在：一方面倡言“取而代之”的革命观点，另一方面又捧袁世凯、岑春煊、赵尔巽、徐世昌等；后退到“立宪”之后去，一方面说美国是侵略国，瓜分中国的列强也把美国列入，另一方面又鼓吹清美同盟，美国待中国至诚优厚；一方面说政治暗杀抵得上百万大军，另一方面又说，“伊藤生时韩国死，伊藤死后而韩国不能生”，又说，一国的政策决非一二人所能决定，伊藤死后有千百伊藤为后盾，暗杀又变得毫无意义；一方面歌颂安重根的暗杀，讽刺中国志士只会打电报，另一方面又说中国人千万不可学安重根。这些矛盾说明了什么问题呢？我们知道中国资产阶级十分软弱，看不到自己的力量，更看不到工农大众的力量，因此经常注意寻找依靠力量，仍然抱着“以夷制夷”的观念。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侵略，害怕亡国或新的瓜分，而又没有完整的、明确的反帝纲领，便在一部分人中形成一种企图利用美国压制日本，企图用抵制日货威胁日本等想法，而这些思想又没有和“推翻清朝”基本目的融合起来，因此，便派生出一系列混乱的矛盾的思想。

其次，在他们把反日作为首要任务的时候，在其他方面表现出后退一步，如对美国，对袁世凯等。在《民呼日报》是把这个帝国主义和那个帝国主义看做虎与狼的区别，对袁世凯也有所抨击。《民呼日报》坚持反对借任何外债，到了《民吁日报》，对锦齐铁路曾提出3个办法：（一）向中国人募集资本，这是上策；（二）是向英美借款，英国是日本盟国，它不便反对，美国，它不敢反对，这是中策；（三）将粤汉路借款移筑锦齐路，既可以消鄂人民之恨，复可以抵制日俄之逐角，一转手间耳！第二、第三个办法，从政治观点上看，是后退了一步，粤汉借款之所以要反对，是因为避免受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不是什么“鄂人民之恨”，现在把这笔借款移到东北去，难道借款的性质会改变了吗？鄂人民是中国人难道就不恨了吗？东北人民应当不应当和湖北人民一样的恨呢？这些问题都是讲不通的。这不过是为了抵制日本，不惜在其他方面让步罢了。

当然有它始终一贯不变的东西，那就是以民族资本抵抗外国资本，把资本家看成是救国的动力。

（《新闻学研究》总第18期，1980年9月出版）

第四节　《民吁日报》的业务实践

《民吁日报》在政治上比起《民呼日报》，问题较多，但是仍然起着很大的积极作用，得到人民的爱戴。这首先是因为它大量的、大胆的反日言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激发了人民爱国热情，代表了人民反帝要求。不过资产阶级革命派不可能提出系统完整彻底的革命纲领，大家乱出主意有病乱投医。革命思想就很难得到统一的充分的表达。而且有些宣传没有多大现实意义，更不引人注意。其次，在宣传方法上也有一定作用，它有这样一些特点：（一）引据国际知识，运用文献资料，能够博得人们对它论点的信服；它言论中一方面时常批评清朝外交官和新闻界不了解外国情况，遭受外交失败，同时又翻译日本报刊的言论，引用日本人的话，使人很信服地接受它的日本帝国主义是当前危险的论点。又如，此安奉事件时全文刊载了日清满洲新约，然后用短文抽出其中要点，有力证实了它的言论的准确性。（二）反复宣传。例如，联美拥袁的论点，在数量上并不算多，但它在不同的文章中都提到，就给人一种很突出的印象。张之洞死的时候提到现在不贵文弱之相，而贵济时的政治之才。伊藤死的时候，说袁去军机为日本之大幸，伊藤死反非中国之福。一有机会就顺带讲几句，所以给人印象较深。“取而代之”的言论虽然分量很重，但只有这一句，很易被忽略去。（三）或者说是一个特征而不是方法，也会增强其宣传效果。那就是：正确的前提，错误的结论。联美的理由是因为美国是侵略国，袁世凯能救国是因为心术不端等。美国是侵略国才有日美矛盾。因此才可联美以制日，袁世凯心术不端，狡诈诡谲才能对付日本人，这倒比正面宣传美、袁的好处有效，读者很易被其蒙蔽而不去深入思考“侵略国”为什么不会侵略中国。狡诈的人岂能忠实于人民？

在编辑上，基本上与《民呼日报》大同小异，不再赘述。《民吁日报》虽然增加了一个版，但其增加的篇幅却为政治性较差的诗话、佚史以及“中国语言文字释例”、世界语等。由于这一部分文字的膨胀，显得政治气氛较《民呼日报》为淡。

《民吁日报》接受了《民呼日报》的通讯员又发展了新的通讯员，每月来稿三四千件。这是相当可观的数量，但在报纸版面上表现出来的，比《民呼日报》的群众性减弱了，来自访员们和读者的稿件及言论有所减弱。这可能又由于该报强调对外，揭露官吏贪污等即所谓“官场琐事”作为次要的，而恰恰这方面的又是一般访员和读者所能胜任的，其他刊转文献及译文增多，也不能不挤掉一些通讯员的来稿。

值得注意的是该报的文风问题，该报10月17日载景耀月启事一则，内称“近者赐阅本报诸君屡以鄙文艰深相责难，谬承辱命。自今力趋明易以便社会一般阅览，国是日急，匹夫有任，诸公如有见到，不辱下示，鄙无不加改良以副众望，同舟共患，各自助焉。”《民呼日报》《民吁日报》的发刊辞等都是为“士林传诵”，可见它们是以“士林”为对象，这次读者提出意见，这些读者自然不是“士林”而是“社会一般”。为什么普通人看报的要求提高了呢？是因为“国是日急”。所以以“士林”为对象的笔调，不能适应那种政治形势，这是一个根本原因。我们还要进一步看，为什么读者单单指责景耀月的文章呢。这是因为：重要社论、文章都是景耀月执笔。同时景耀月的文章所以比其他人写的文章难懂，还不是道理深奥的缘故，而是因为有些文章太晦涩，无从捉摸。有些正话反说，反话正说，还有些引用些所谓国际知识又难于有力的证明其论点，更重要的是自相矛盾，思想混乱，初看似有理，再想则不通。这些毛病都是造成文章“艰深”的原因。不过可喜的是，他们能够认识到，文风应当“力趋明易，以便社会一般阅览”“国是日急，匹夫有任”的政治问题，并且破例地用语体文写了伊藤传。

（《民呼日报》部分完。《民立报》部分因尚在修改且文字过长，不拟刊登，本文连载至此结束。）

（编者注：第四、第五章《民立报》部分后因原稿丢失，已无法弥补。）

（《新闻学研究》总第19期，1980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