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新闻学的科学研究

谈谈新闻学的科学研究

粉碎“四人帮”，科学得解放，新闻科学更加如此。这一方面是新闻事业作为一种宣传工具，受到他们的严密控制；另一方面，新闻学还是一门年轻的学科，更经不起他们的摧残。

科学的对立面是封建专制主义、蒙昧主义、迷信和盲从。“四人帮”的覆灭，给新闻科学研究工作者解除了“四人帮”强加的枷锁，但是我们还要解脱自身的绊脚索才能前进。我们既要消除资产阶级的影响，也要扫除封建主义的治学路线的毒害：孔丘的“述而不作”；董仲舒的罢黜百家之言，独尊儒术；朱熹的注疏学派，只许背诵前人的语录，不许有所创见。几千年的恶习根深蒂固，加上林彪、“四人帮”狂热的提倡和推行，使人们不能不或多或少地沾染上这种封建习气，“两个凡是”就是其代表。至于从专以颂皇恩、诛异端为求晋身的封建社会的文妓演化出来的谄媚加棒喝的文痞，那就更和科学格格不入了。只有排除这些思想上的阻碍，才有可能谈论新闻学如何成为科学的问题。

在新闻学的科学研究上，目前有3种论调，一是认为新闻无学，二是新闻学就是政治学，三是认为新闻事业是一种社会现象，自然有它的客观规律，因此新闻学是一门科学。第一第二两种观点暂置不论。第三种看法我认为尚须加以补充。新闻事业不能单独构成一种社会现象，而必须和人民群众的新闻活动结合在一起才能构成一种社会现象。新闻学只有从生产关系的总和中加以研究才能发现它的客观规律，才能成立一门科学。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为要解决吃穿住必须进行物质生产，而在最早的原始群，劳动也是社会性的，为此人们必须建立“交往关系”。随着生产力的日益发展，人们的分工越来越细，不了解自然和社会的不断变动，人们就无法生产、生活和存在。了解客观发生的情况已成为人类不可缺少的一种社会必然。这正如马克思所说：“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弄清楚新闻在人类社会中产生和存在的必然性，确定了新闻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才可以把它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才有可能进入科学的大门。

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以前的历史理论存在着两大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去研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

这就是一把打开新闻科学大门的钥匙。这里无须说明“历史”两个字是历史唯物主义一词中的“历史”，即社会现象。

如果我们仅仅把新闻事业当作一个孤立的社会现象来考察，那就会陷入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观的缺点，从而无法找出新闻事业的客观规律性来。假使孤立地考察一张报纸，那么我们只能看到办报人和上级的主观动机和意图。这些主观动机并非就是报纸的客观规律。恰恰相反，办报的主观动机必须符合报纸的客观规律，主观愿望才能变成现实。否则就会在实践中碰得头破血流。马克思说得好：“要使报纸完成自己的使命，首先不应该从外部施加任何压力，必须承认它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为我们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这种规律它不能而且也不应该由于专横暴戾而丧失掉。”^[1]专横暴戾的“四人帮”以自己的主观意志代替客观规律来办“帮报”，但是客观规律并没有因为他们的暴戾而丧失掉，它仍然在起作用。结果“四人帮”在客观规律面前以惨败而告终。这就是说，探索新闻事业的客观规律不能从主观动机出发，而必须从社会客观存在出发。否则就是本末倒置。再如最近出版的《市场》报，从书本上是找不出它的合法依据的。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却能探讨出它的办报动机，并且能探讨出这种动机的原因。那就是现实存在经济生活，社会存在着广阔的国际、国内市场而且存在着交往必然。没有这些客观存在是不可能产生这种动机的。还可以“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这个变更就是人民群众热烈拥护党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路线。并且正在为实现“四化”而奋斗，以及对外贸易、经济往来的巨大发展，才会产生出办这样的《市场》报的思想动机。

新闻事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存在于“社会存在”，而不存在于任何人的头脑里。我们当然不能从张春桥、姚文元的头脑里，从他们的胡言乱语里找客观规律，不管他们是在覆灭以后，还是覆灭以前，是在台下的时候还是在台上不可一世的时候。然而，“唯物主义”、“客观规律”却是一个十分动人的词眼，是任何一门科学赖以存在的理论依据。在世界许多地方，特别是在中国，没有一个人，不管他是什么人，都不能自称他的话是客观规律，是唯物主义。在“四人帮”统治10年中，这类“客观规律”我们听得也够多了。这正像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一信中所说的那样：“对德国的许多青年作家来说，‘唯物主义’这个词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司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那么无论谁贴上唯物主义的标签就能把人吓倒吗？“四人帮”的那一套理论尽管可以显赫一时，但终究不过是一个雪人。

“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报纸是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工具”，那是“四人帮”横行时叫喊得最响的口号，把它当作报纸的普遍的客观规律到处推销。他们的这种理论是以被歪曲了的阶级斗争这种客观存在作为依据的。但是，“我们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地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五届二次人大已经重新研究过了，对我国阶级的状况作出了符合事实，符合马列主义的论断。那么这种事实是1979年才出现的吗？不是的，应当早在某个年份已经存在了。但是在这些年份里是不是承认这就是我国的“社会存在”呢？也不是的。那么在一个几乎不存在的“社会存在”的基础上臆造出来的那些新闻观念，岂不是像在安徒生童话中的“皇帝的新衣”上绣出花朵吗？它能有多少科学价值呢？

除了“阶级斗争越斗越烈的社会主义”，“四人帮”一伙还塑造过“僧侣的社会主义”。《共产党宣言》指出：“正如僧侣总是同封建主携手同行一样，僧侣的社会主义也总是同封建的社会主义携手同行的。”“要给基督教禁欲主义涂上社会主义色彩，是再容易不过了。”事实不是这样吗？某报曾刊载一篇《我的丈夫、我的蜜月》，不过是叙述一位文艺工作者正常的爱情和婚姻生活，倾吐了对社会主义新生活的热爱。然而仅凭这篇文章的标题就招致一些“居士”非难。这些都不足为奇，因为我国有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奇怪的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和尚居士、禁欲主义的基督教徒却成了社会主义的卫道士、马列主义的化身。有人说：物质是最可怕的，它引诱人去追求资产阶级生活享受。于是不让青年们去看马路上的橱窗。“四人帮”更赤裸裸了，他们的社会主义，就是要人们清心寡欲，暮鼓晨钟，朝祈祷，晚忏悔，要把8亿人民个个变成和尚尼姑，把正当的人民生活一概诬蔑为资产阶级生活。新闻事业的规律能够到尼姑庵、和尚庙去探索吗？那种从“僧侣的社会主义”出发而产生的“庙堂新闻学”能够称得上科学吗？“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却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2]这不就是“帮报”的活现形吗？不就是“庙堂新闻学”的活现形吗？

总之，新闻学的研究，既不能脱离整个社会现实，孤立地考察新闻事业，也不能从主观动机和愿望出发，更不能从虚幻的社会存在出发，而必须从社会的普遍联系中，从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中，从不断变更的群众生活条件中，探索新闻事业的客观规律。

粉碎“四人帮”，解除了我们的精神枷锁，只要我们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思想武器，以社会真实的存在为依据，摆脱封建主义、僧侣主义和资产阶级偏见，我深信新闻学这门年轻的科学，必将成为祖国百花园里的艳丽花朵。

（原载《新闻战线》，1980年第1期）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9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