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咬文嚼字

不是咬文嚼字

贵刊名曰《社会科学》，我昏瞆无知，既不懂“社会”，又与“科学”缘悭，深以无所贡献为愧。列宁说得好，一个白痴提出的问题要比一百个聪明人所能回答的多得多。那就让我姑妄言之罢！

也许是痴人说梦，我忽然想到从研究一些字义的演变中，可能悟出伟大的社会科学来。说来也怪，有些词汇竟和塑料脸盆差不多，用久了就变成了胡桃皮。弃之可惜，只好塞进床底当尿盆。塑料会变形，这是自然科学问题，我不敢借此刁难《社会科学》，但由“自然”而及“社会”，未始不是触类旁通的一种生发。

周文《召公谏厉王止谤》，劈头第一句曰：“厉王虐，国人谤王。”斥人之恶曰谤，古代曾立“诽谤木”以正人，可能这就是“诽谤”一词的起源吧。不过从文章看，“诽谤”虽不是正义的代名词，至少不是个坏字眼。不知怎的，七变八变却成了刑法中一个有特定含义的罪名。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这是“学习”一词的起源。也不知怎的，七变八变，进化到大革文化命时期，谁要是进了“学习班”，就自身难保，不亦“吓”乎；全家也诚惶诚恐！

曾子一日三省吾身，人皆称善，这又是“反省”一词之始。解放前蒋介石为了便于人们反省，还好心好意地建造了许多反省院哩！然而心甘情愿进去受用并“三省吾身”者恐怕绝无仅有罢。解放后反省院打烊了，但“责令反省”还是约定俗成，所闻非鲜；即使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还是很少有人感到这个“反省”和曾子的“反省”有什么异味。

我党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辩证法是来自希腊文“Dialego”，这个字原是辩论的意思。真理越辩越明，“辩论”自然不含贬义，Dialego还是我党的命根子呢；然而不知怎的，又是七变八变，出现了大跃进时“××认罪态度尚好，免于辩论处分”的句型，于是把我们的生命线一变而成一种刑罚线，而人们却很耳顺，虽然年逾花甲的没有几个人。到了大革文化命，“××被大辩论”了，更是吓得人们敬鬼神而远之。

脍炙人口的五才子书，是金圣叹批评过的，经他一批一评，读来反而更为生色。然而不知怎的，经过七变八变，本来可以讲好也可以讲坏的“批评”这个词，竟又一边倒地成了贬义词，使人闻之色变。其实，像批判、检查、审查之类，就原始词义论都还不是跟改学生作文的批语相似？而学生一拿作文本总是先看批语为快，没有听说一见有批语就吓黄了脸的；那为什么在我们的政治生活里、特别是在十年浩劫中就走了样，一听见某人受审查就退避三舍呢？甚至连“治病救人”和“帮助”这种听起来使人感到宽慰的字眼，也在七变八变中弄得“面目”全非，遂使“医生”变成“屠夫”，受“帮助”者倒为“牺牲”。

最妙的是“整”字。整者齐也，《诗经》有“爰整其旅”之句，本是个好字眼，可是于今变形了。“整”而及“人”大约是源于“整风”罢。起初大家都乐于挨整，不知怎的，到了后来又变了形，比如某某挨整了，意味着某某有罪，反过来整人有功了。但整人的人都一向很谦虚，又从不承认整过人，而是以助人为乐自诩。挨整的当然不好，整人的又忌讳，这个“整”字，竟作何解，难矣哉。不过，如果“整”而不及“人”，恐怕又当别论。好比“整容”，不仅无须怕，姑娘们且竞相争取挨“整”，如一度规定非工作需要的演员，一律不整。看来如果这两个“挨整”是一个涵义的话，整人能手家中的感谢信肯定“书”富五车了！

为什么字义都顺一个方向演变，有些本无贬义的词儿却涂着一层血泪？这不是文学家所能解释的，因为不用着咬文嚼字的本领，那只好请教《社会科学》家们。

（原载《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