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教授谈报纸性质及其他
编者按:西北五报新闻学术讨论会期间,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教授应邀在大会上发言。他采取即席问答的形式,着重就报纸的性质以及报纸工作规律性、报纸的党性和人民性等新闻理论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此文是我们根据记录摘要整理的,未经本人校阅。
有同志问:这几天各小组讨论报纸的性质,请谈谈你的看法。
看了大会简报,听了有关的介绍,我觉得在关于报纸性质的讨论中,有些同志把两种概念混淆了,这就是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问题。形式逻辑是思维的概念,要求概念稳定化,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吻合,使我们对事物有确切的概念,在讨论问题时彼此明白。列宁说:如果要进行论争,就要确切地阐明各个概念。比如谈到茶杯,我们就不会去想到碟子、碗。当我们谈到报纸就不会去想到大字报、海报、电报等。给报纸下定义,这是属于形式逻辑。
什么是报纸?报纸是以刊登新闻为主的连续定期公开发行的出版物。不管是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是党报还是群众团体报纸,是在阶级社会里的还是无阶级社会里的,都包括在这个定义之内,而把大字报、电报、海报等排除在概念外延之外。有人说报纸是四化建设的工具、是阶级斗争工具、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等等,这不属于形式逻辑讨论的范围,而属于辩证逻辑,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辩证逻辑要求人们在事物的联系中、在事物的运动过程中考察事物。讨论报纸的性质或属性(这是同一概念的不同说法)是属于辩证逻辑范围。报纸的定义是抽象的概念,它是统一的一个概念,不允许两个以上的定义,具有排他性,而辩证法是研究自在之物的,即研究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关系决定性质,具体的每一种报纸在和社会各种不同的关系中,它的属性是各不相同的。作为我们国家的党报,它和社会的关系是无穷尽的,因此报纸的属性也是无穷尽的。这些属性并不互相排斥,仅仅在于我们从不同的侧面加以研究。翻开革命导师关于论述报纸工作的著作,有关“报纸是……的工具”有许多种说法。当我们说“报纸是经济建设的工具”时,那是从报纸和生产建设的关系中来说的;“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那是在报纸和无产阶级反对剥削阶级的斗争的相联系中来说的。
这里谈谈“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问题。把报纸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首先要问一问:它的具体内容指什么?是哪个阶级反对哪个阶级的斗争?这就不能不考察一下我国的阶级状况。关于我国的阶级状况,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二次人大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有十分明确的论述。我只是想探讨一下,这种阶级状况是否是从五届二次人大开会时才出现的呢?不是,是在若干年以前已经出现了。既然在我国那时已不存在像“四人帮”所说的那样的阶级斗争,那么“四人帮”一伙把“阶级斗争工具”论规定为报纸的主要性能,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中那完全是一种阴谋。但是,我们并不是笼统地抹杀报纸的“阶级斗争工具”这一属性。在我们国家,剥削阶级没有了,但阶级斗争还存在,这一点决定了党报的“阶级斗争”属性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在消亡过程中,和党报作为经济建设工具相比,它的性能的比重在下降。
我还想谈谈“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说法。我们首先要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是什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群众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概念是不许乱说乱动。“四人帮”还发展到“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吃素的”,那就是要吃人肉、喝人血的。列宁不是这个概念。列宁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指镇压被打倒的阶级的反抗、巩固工农联盟、团结改造知识分子、发展生产力。我们只能从普遍的概念出发,从通用的被人民群众所公认的概念出发。如果说“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那么人民群众就只能理解“报纸不许坏人乱说乱动”。不许流氓阿飞乱说乱动,我们报纸管得了吗?这个概念人们能接受吗?有一篇文章,题目叫《报纸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吗?》。是或不是,这是形式逻辑的问题。形式逻辑能回答一个辩证逻辑的问题吗?
〔读字条〕:请你谈谈报纸的客观规律性问题。
要全面地论述报纸的规律性,我没有研究好,很难谈。我只讲几点。
第一个问题是新闻必须从人类社会必然产生的物质根源中去寻找。我这里说的新闻,不光是刊登在报纸上的,还包括口头新闻。自从人类脱离了猿,形成原始群,他们就要生产,那就不可能不了解周围世界的变化,就有了新闻的活动。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类社会不断地分工,分工决定了交往的需要,人们也就必须了解新闻、传播新闻,不管这种新闻是以怎样形式传播的。而以报纸传播新闻,则仅仅是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才产生的。从奴隶社会开始的阶级社会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并没有产生报纸,其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力的落后状态,整个社会变动非常缓慢,它对外界的联系很少,因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很少需要和外界交换。但资本主义社会就不同了,生产力的发展,自由竞争的经济,使整个社会处在瞬息万变的不断动荡之中,商品生产把世界联系起来,越来越细的分工使人们和外界的交往越来越密切。这样现代报纸的产生就有了必要。并且,资本主义是现代化生产,就必须对工人进行必要的训练、教育。教育的发达使读者群创造出来。资本主义的生产还为报纸创造了必要物质条件,例如印刷机、大量纸张、交通及通讯工具等等。这种种条件使报纸必然产生了。因此,报纸的产生不应该从某个人的主观愿望中去寻找,而应该从社会的物质原因去寻找;报纸的产生不是个人头脑的产物,而是社会需要的产物。
第二个问题,我们先把自在阶级、自为阶级的概念搞清楚。自在阶级是指还没有自觉的阶级觉悟的阶级,自为阶级则是已有自觉的阶级觉悟的阶级。政党是阶级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它的任务在于组成阶级,把不觉悟的人变成觉悟分子,并联合同盟军。政党的基本活动方式,是宣传和组织。宣传的对象是未觉悟分子和同盟军,我们的宣传方法必须从这一点出发。你能采取强制的办法吗?不行的,只能吸引他们,争取他们,使他们自觉自愿地听你的话,跟你走,而不能像林彪、“四人帮”那样,一手拿经,一手拿剑,谁不相信就斩了你。什么叫领导?领导就是向导。向导必须承认有人想走路,你才能当向导,否则毫无意义。把路领对了,人家感谢我们;把路引错了,就对不起人家。但我们必须讲究宣传艺术。
这里不能不联系到报纸的指导性问题。我同意大家的意见。那就是,报纸的指导和行政机关的指导,是不同的。报纸不能向自己的服务对象发号施令,而是每天提供周围世界变化的真实的事实和以自己有说服力的言论来影响读者,让读者了解世界,然后去改造世界,这就是报纸的指导性。
第三个问题,新闻的真实性问题。报纸的生命在什么地方?不在于出版或者停刊,而在于人们的信任。失去人们的信任,就宣布了报纸的死亡。我们研究报纸,必须从它对社会的实际效果上来考察。比如“四人帮”控制的帮报上搞了那么多假报道、“高大全”的典型,如果脱离社会实际,单从报纸上看,我们能看出什么名堂?只能看到文字上美不美。有位同志要研究报纸上先进人物的宣传。研究这个问题,不是研究报上的先进人物,是要研究这样的宣传在群众中产生了多少实际影响,有多少人愿意真正向他学习,多少人愿意跟他走。总之,我们研究报纸不是研究一张纸,而是考察它的实际效果。马克思说过,放在仓库里的铁轨不是铁轨,只有当铁轨和火车摩擦的时候才是铁轨。以辩证法看来,报上的新闻不是新闻,只有在读者阅读后产生了作用才是新闻。每一个办报的人都有自己的主观愿望。如果我们不是在社会的联系中探讨报纸的客观规律,而仅仅从研究办报人的办报思想动机出发,那不可能找出新闻事业客观规律。
报纸的生命在于群众的信任,这包括:(一)报上报道的事实是真实的,群众相信;(二)言论有说服力,群众信服。我们建立党报的信任,曾经花费了巨大的气力。1940年我在《大众日报》工作,有一次报道我军消灭日本鬼子的战斗,说八路军缴获了敌人4挺机枪。老百姓说只看见缴获3挺。4挺和3挺,在“本质真实论”者看来,没有关系。因为本质是我们胜利啦。但那时非常认真,我们核实情况,确实只缴获3挺。报社就派人向老百姓作检讨,报上登自我批评。这样就慢慢地建立起信用。建立威信要用长期艰苦的努力和实际行动,但破坏信用只要一篇假报道。我们必须十分珍惜党的威信,珍惜党报的信用。
第四个问题,关于“本质真实论”。“本质真实”这句话是不通的。认识本质通过现象,没有不反映本质的现象。本质是抽象的,抽象的就不存在真实与不真实的问题,只有正确与不正确、深刻与不深刻之分。只有现象,人们能够感受到,把它和报上的新闻相比,我们才能说这个新闻真与假。人们掌握的现象越丰富,那对本质的把握就越正确、越深刻。掌握的现象少,那么对本质的认识往往很肤浅,往往可能发生差错。同时,人们在不断了解事物的新的变化(即新的现象)中,不断地加深对本质的认识,修正对本质的认识。新闻是事物变化的报道,没有变化就没有新闻,何日何时何地发生什么事情,这就是事物发生了变化,哲学上说:时间和空间是物质运动存在的形式。新闻工作者就是不断地向人们提供新的现象,报道事物的变化,帮助人们加深、修正对本质的认识。如果把本质凝固化,那么人类的认识就只能停止,“本质真实论”,是要使新闻工作按照既定的所谓“本质”去找例子,以印证其“本质”。那么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怎么还能前进呢?“本质真实论”是认识论的反动,实际上是为造谣开辟道路。“四人帮”横行的那个时期不就是这样吗?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在新闻报道中,我们选择最容易说明问题的事实,其中包括最足以推翻过去对“本质”的认识的事实加以报道,这不能和“本质真实论”混为一谈。总之,本质是从现象中抽象出来的,现象是丰富人们对“本质”的认识和把握;客观世界在不断地变动中,本质也不断地变化。不能先有了本质的认识,才去找现象,而必须从现象入手来把握本质。
〔读字条〕:请你谈谈报纸的党性和人民性关系问题。
谈到党性和人民性问题,我想起一件事。1956年,我到一个报社去讲课,听到报社想登一个反映群众意见的稿子。一个负责人批评他们:“你们只要人民性,不要党性。”这真是奇怪。讲到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怎么能没有人民性呢?怎么能把两者对立起来,隔离开来呢?我当时说:不要人民性的党性是国民党的党性。后来批判我,但我至今不悔。人民性是无产阶级党性最重要的标志,这是区别其他一切政党党性的分水岭。人民是我们的母亲,人民和党的关系是大地和安泰的关系。过去我们在解放区办报,从采访到印刷、发行,都要依靠群众。离开了群众,我们不能生存。昨天和肖华同志回忆当年山东沂蒙山区的斗争,为了赢得胜利,人民作出了何等巨大的牺牲,几乎家家都是抗属、烈属,我们是不能忘记的。忠诚于党的事业必须忠诚人民,不忠诚于人民就不是党性。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人民哺育了我们的党。
〔读字条〕:请你谈谈20年来报纸工作的教训是什么?怎么防止这种悲剧的重演?
谈到报纸工作的教训,就不能不联系到整个社会的情况。“四人帮”推行的那一套东西是什么呢?他们实行的是封建法西斯主义。封建主义是有物质基础的,主要的是小农经济。它是以家庭为社会细胞,家长是绝对权威,老婆、孩子与家长的关系是人身的依附。“四人帮”产生、存在的物质基础就在于小农经济。如何避免这种历史悲剧呢?不仅要在意识形态的领域里去摧毁他们的封建意识,更主要的还在于加快“四化”建设,使工业发展超过农业发展,工业人口和农业人口的组成比例加以改变,改变以家庭为经济单位的小农经济,才能根绝这种悲剧。“四化”的意义,从阶级斗争角度来说,是防止贫穷,消灭由贫穷而产生的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成果,向共产主义过渡。在当前,我们的新闻事业不应该放弃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提高人民的觉悟,同时,我们要献身“四化”建设,满腔热情地反映“四化”建设,推动“四化”建设。
我没有准备,即席回答难免有许多漏洞、毛病,请大家指正。
(原载甘肃《新闻理论与实践》,1980年5月30日)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