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研究新闻学的经过与贡献

王中研究新闻学的经过与贡献

余家宏　丁淦林

1994年10月8日，王中教授与世长辞了，但他的新闻学观点留在人间。如何看待他的观点，人们可以自由评说。本文如实地介绍王中研究新闻学的过程与贡献，供研究者参考。

一、由于教学改革和新闻改革两个方面的急需，王中开始研究新闻理论

王中于1950年秋到复旦大学任教授，刚来时讲过一个学期《新闻学概论》课，此后从1951年初至1955年底没有讲过新闻课程，作为新闻系代理系主任也没有抓具体工作，他的主要职务是复旦副教务长、校党委统战部长。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毛泽东主席在会上号召全党学习科学知识。一个“向科学进军”的热潮在全国迅速出现，复旦校园里也洋溢着研究气氛。在这种形势下，王中回到新闻系，“蹲”下来主持系务。这时新闻系急需解决的主要问题是——

1．如何从“学苏联”造成的沉闷局面中解脱出来？1954—1955年，新闻系参照苏联的教学计划组织教学，采用苏联的新闻学的教学大纲与教材，还请了苏联专家来作学术报告。但是，枯燥的内容和僵硬的形式，不受师生欢迎。教学中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影响亟待清除。

2．如何跟上新闻改革的形势？1956年初，新闻改革的步伐开始加快，有的省报宣布改版。王中主张：报社一有动作，新闻系教师就能对它作理论分析，并预见它的发展趋向。而当时新闻系的科研尚停留在一般性的评报上，远远达不到这种要求。

3．如何提高师资水平？50年代初，新闻系的青年教师工作与学习的热情很高。但缺乏实践经验，研究理论的信心不足，从何着手的问题还有待解决。

王中同一些教师谈过话，又了解上海新闻界的情况，还请人查阅外文书报，寻找解决上述问题的办法。同年4月，中共中央确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党的科学和文化工作的方针；5月，中共中央刘少奇副主席分别同新华社、中央广播事业局负责人谈话，发表了对于新闻工作的重要意见；7月1日，《人民日报》改版。这些，对于王中研究新闻理论，都有极大的鼓舞与推动作用。他的理论兴趣日益浓厚。在他主持下，复旦新闻系创办了《新闻学译丛》杂志，举办了中国报刊史料展览会，召开了有本系教师和上海新闻界人士参加的学术会议，青年教师们也以《党与党的宣传》为题每人写一篇论文。他还率领一些教师去无锡、南京、济南、青岛等地，考察报纸改革情况，同报社人员一起探讨改革中提出的理论问题。9月，他开始为学生讲授《新闻学概论》课，并撰写了《新闻学原理大纲（初稿）》。他把研究新闻理论，作为新闻系教学改革、联系实际、培养师资及其他多项工作的中心环节。

《新闻学原理大纲（初稿）》是王中为讲课需要而起草的，也是他研究新闻理论的一项成果。这个大纲初稿仅1000多字，共18章，都是标题，各章的标题为：绪论，新闻事业产生的社会条件，政党与报刊，共产党报刊及其他革命报刊的基本原则，中国报刊，新闻自由问题，出版法，报刊文章体裁，报纸群众工作，采访工作，编辑工作，资料工作，出版与印刷，发行，广告，读者调查，报社组织机构与制度，新闻教育与新闻学研究。

显然，这个大纲初稿采用了前人的成果，却也有新意，如读者调查、广告等，是同时期其他教师所不讲的。但大纲涉及面过广，一门《新闻学概论》课无法包容，王中也只讲其中一部分，他听了一些教师的意见，边讲边改。1957年1月至3月，他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讲课时，用的是经过他修改并加以具体化的《新闻学原理大纲》，仅有三讲，未及终篇。

《新闻学原理大纲》初稿及修改稿，在《新华日报》、《大众日报》、《解放日报》的发言，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讲课录音记录，以及1957年5月6日在首都新闻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6月8日在上海新闻工作协会的发言，6月下旬撰写的文章《论评论文写作和新闻学上的几个问题》等，就是1956—1957年构成王中新闻理论观点的全部材料。

二、王中提出的新闻理论体系并不完备，但他的一些观点令人瞩目

如上所述，王中研究新闻理论，显然只为了适应当年客观形势的需要。同样明显的是，王中的新闻理论观点有着反映当年客观形势的时代烙印。

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和经济建设的形势发展很快，1月25日，正当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处于高潮之中，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我国人民应该有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4月25日，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提出：“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9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地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提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又明确指出，革命战争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当时，王中作为学校党委会的一个成员，对于这些重要精神，学习较多，也很认真。在他的新闻理论研究中，强调办报要适应新形势，改变旧习惯，满足群众需要，正确发挥党报的指导作用。

作为教师队伍中的一员，王中同其他教师有着类似的思维习惯，他在研究新闻理论时，从拟订大纲入手，表现了由理论原则到工作实务、由远到近的特点。但是，他毕竟有多年的革命新闻工作经验，到学校任教后仍保持同新闻界的联系，因此他能够敏锐地抓住实际工作中的重要问题，提到理论高度加以分析。他的讲课和发言，不仅受到学校师生的欢迎，也得到部分新闻界人士的赞同。不过，人们感兴趣的不是用于教学的理论体系，而是他的一些新的观点。

1．报纸的“两重性”

王中说：“我认为报纸有两重性：一重是宣传工具，一重是商品，而且要在商品性的基础上发挥宣传工具的作用。商品就是要使人买后有用，改进报纸工作，主要是解决如何把报纸变成为群众所需要的东西。”这段话是1957年1月22日在《解放日报》业务学习座谈会上说的。同年3月11日，他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讲课时又解释说，商品性是指报纸的流通方式，报纸是以商品形式而不是以产品形式流向读者，它不同于标语、口号、传单等宣传品。

王中对“两重性”作过多次解释，如：A性、B性的结合，A性指报纸向人们提供新闻的性能，B性指作为政党宣传工具的性能；党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党报是党的宣传机关，也是党所领导的企业。王中把这些都说成是“两重性”。他还把“要在商业性的基础上发挥宣传工具的作用”，改为“必须结合人民大众的所需要的内容和喜闻乐见的形式，才能发挥政治斗争作用”。这种变动解释表明他对自己观点的思考尚不够成熟，也不够严密。但他讲商品性时，没有强调钱。他说：“商品不能用赚钱不赚钱作为标志”，“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的需要，为人民服务”。他把报纸归在书籍一类商品之中，即精神食粮。

2．新闻事业是社会产物

王中把新闻事业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考察，认为新闻事业的产生与发展，同社会需要与社会条件有着密切关系。他说：“社会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由于人们对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需要产生了新闻事业”，它“要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要适应社会需要”。王中运用历史资料分析了古代报刊、资本主义新闻事业、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产生与发展的沿革，同时论述了新闻事业与阶级斗争的关系。他说：“新闻事业是社会产物包括了新闻是阶级斗争工具的含义”，这是因为社会需要新闻，不同的党派便以自己的观点和政治目的通过新闻事业影响读者。新闻事业的党派性也由此产生。

这是王中当时讲得最多的一个观点，后来人们称之为“社会需要论”。

3．办报要根据读者需要

这也是王中讲得最多的另一个观点，后来人们称之为“读者需要论”。这个观点的基本方面是：供给读者新闻和让读者在报纸上说话，是报纸赖以存在的基础；资产阶级报纸寻求读者不健康的兴趣，无产阶级报纸发展读者正当的兴趣和高尚的情操；办报人要有读者观念，报纸要根据读者需要来办；报纸应该进行读者调查，研究读者心理。此外，他还说过“资产阶级新闻学把群众作为‘顾客’；无产阶级新闻学则把群众作为报纸的主人”，但没有展开论述。

4．按经济区域办报

这是王中的一项主张，是1956年作过一些调查研究后提出来的，但论述不多。他认为，人们除了政治生活以外，经济、文化等生活都是以交通、文化、经济中心的城市联络周围地区，像江苏南部一些城镇居民要看上海的报纸。报纸在中心城市出版，发行到周围农村与集镇，传播消息快，内容丰富，更贴近群众生活。他的这种想法，在学生中讲过，在南京、济南、青岛等地报社讲过，还向有关方面负责人提出过。

5．重视新闻学研究

王中查阅过有关新闻教育的历史材料，从中了解到，无论是外国还是中国，最早创设新闻系时都有人反对，认为新闻无“学”。王中反对这种观点，在他写的《新闻学原理大纲》中，第一讲就是“新闻学的形成、发展及其范围”。他认为，“新闻学是由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第一个办报的人自然不会学新闻学，也讲不出多少道理，以后办报的人多了并且不断总结经验，上升成为理论，就形成了对于实践有指导意义的新闻学。新闻学包括历史、理论、应用三个部分，而“以社会诸条件对新闻事业的决定作用为研究重点”。在报社、广播电台的讲话与讲课中，王中强调要把研究办报和研究看报结合起来。

王中研究新闻理论从1956年初开始，到1957年7月便不得不停止，前后不过一年半。在这较短的时间里，又处在身兼数职的情况下，自然只能取得有限的成果。他提出的《新闻学原理大纲（初稿）》是征求意见稿，经过他修改之后仍属未定稿。至于在讲课和讲话中，口头表述不准确之处就更多些，有些用词、提法显然带有随意性，如“寡妇脸”、“一片机器声”之类。

三、王中对“竖三民”的研究

王中的新闻理论观点，一度被视为活跃因素，在新闻界和高校新闻系师生中流传很快很广，他也成了与会必发言的忙人。1957年6月16日被报纸点名批评后，王中开始检查自己的观点，考虑是非功过。

同年10月16日，在上海市第十三次新闻工作座谈会上，王中回答“提倡什么，反对什么”的问题时，将自己的新闻理论观点归纳为：1）提倡要根据报纸的特点来进行宣传，反对报纸和内部文件不分；2）提倡通过新闻与说理来指导工作，反对直接地、简单地讲“必须如此”、“应当如此”；3）提倡通过宣传大多数人感兴趣的、有需要的东西来指导工作，反对只是面向少数干部；4）提倡多做调查，分析社会状况和读者对象，分析读者关心的事情及其同各方面的关系，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宣传，反对消极等待上级指示；5）提倡报纸上应有一些对读者有用、但不是直接从事政治宣传的东西，反对机械式、绝对化、一切非有政治性不可的倾向；6）提倡报纸不光刊登政治材料，还要满足人民群众的经济、文化生活的需要，反对像苏联报纸那样尽登大块文章。当然，这只是王中的部分观点，这些观点同新闻工作实践密切有关，从中可以看出王中研究新闻理论的出发点和目的。

1958年和1959年，王中随新闻系师生一起下乡下厂。返校后，他参加整理报刊史料工作，阅读了一些近代报刊，较为细致地研究了数家资产阶级革命派报纸，并与资产阶级改良派报纸作对比分析。1962年至1963年间，他撰写了5万字的长文，评述“竖三民”（《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1963年5月，他在新闻系作了研究“竖三民”办报思想的学术报告。在文章和报告中，王中除分析史料外，还提出了一些有关报纸历史的观点，其中主要的方面可以大体归纳如下。

1．研究办报思想的“三结合”：一是公开宣布的宗旨及有关言论，二是事后回顾的言论，三是实际表现。把三者作综合分析，才能真正了解其办报思想。三者中，公开宣传的宗旨是报纸的旗帜，但研究时也要注意到一种情况，即革命为了避免迫害，不能直接地、坦率地讲出宗旨。如《民报》，孙中山在发刊词中只能讲该报把“理想输灌于人心，而化为常识，则其去实行也近”。实际上是要求该报成为实现民主革命的武器，为推翻清政府作宣传鼓动。

2．资产阶级革命派报纸的革命性及其与改良派报纸的区别：资产阶级革命派报纸是革命党人手中的武器，具有鲜明的立场与强烈的战斗性，并在实践中表现出具有指导作用、鼓动作用和组织作用。但革命派是军事第一、报纸第二，不像改良派那样把报纸视为唯一的工具。

3．资产阶级革命派报纸宣传的局限性：革命派报纸在宣传中，有不少消极的东西，如弄虚作假，伪造电讯，甚至在报纸上散布流言蜚语；是非原则模糊，出尔反尔，朝三暮四；思想芜杂，在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同时，夹杂着封建思想等。这些都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在宣传中的表现。

4．新闻自由问题：在1912年（民国元年）的“暂行报律”事件中，持反对态度的不仅有章太炎及其《大共和日报》，还有《民立报》，但两者目的不同——前者3月“却还”批驳孙中山政府颁布的报律，4月则要求袁世凯政府速订报律，显然反对的不是报律，而是孙中山政府；后者把报律同新闻自由对立起来，反对任何政权之下的报律。如果说前者是反动，后者则是幼稚、错误。这个事件说明，新闻自由不是抽象的，《民立报》的态度损害了革命派自己。

5．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的“迂回宣传”策略：这种策略的特点是，避免正面宣传，运用灵活、曲折的宣传方式为实现战略目标服务。“竖三民”都作过“迂回宣传”，其中以《民立报》成绩最为卓著。它以避免或减少敌人的迫害为目的，根据敌人的统治情况、斗争性质及时间、地点等因素来决定，宣传中哪些问题隐蔽，哪些问题明朗；注意两个界限，一是区别于改良派，二是坚守革命立场；“迂回”与晦涩不同，宣传仍须力求鲜明，让人看懂。

这些结合评述报刊历史提出的观点，并未引起人们注意，当时王中的论文也没有公开发表。从1964年至1966年5月，王中担任复旦大学教学科学部理科教学组组长，忙于行政工作，不得不暂时放下报刊史研究。在随后开展的“文化大革命”中，王中多次被批判、斗争，一次又一次地作检查，但他并未在新闻理论观点（包括报刊史观点）上否定自己。

四、70年代末、80年代初，王中重新研究新闻理论，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

70年代末、80年代初，王中再度活跃在教学与研究的岗位上。他担负着繁重的行政工作——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复旦大学分校校长，同时指导研究生，讲新闻理论课，还撰写了多篇论文（见《新闻大学》第1—5期）。他一如既往，为了适应教学需要，从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着手研究，有深化过去观点的，也有开拓新领域的。但对当前新闻工作实践的论述不如50年代多。这是因为有20年的隔膜，加上人间沧桑，他在新闻界的老朋友们，不少已退休，有的已谢世，他自己也年事渐高，不能像昔日那样外出调查。

同50年代一样，王中把新闻活动、新闻事业、新闻报道等，作为社会现象来研究，认为这些都是由客观存在、社会条件以及人类需求来决定的，从这种基本认识出发，王中具体探讨了新闻事业的阶级性问题。

王中认为，原始社会就有新闻传播活动，但它没有阶级性。在社会上出现阶级以后，新闻事业被用作阶级斗争的工具，它才具有阶级性。资产阶级广泛掌握和运用新闻事业，为其阶级利益服务，无产阶级也运用新闻事业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但是，新闻事业阶级性的表现是复杂的，资产阶级报纸有的明确宣布自己的政治宗旨，有的则竭力把“赚钱”同宣传政治主张结合起来，有的甚至也会为了扩大销路而刊登某些不利于本阶级的新闻。无产阶级报纸也不是任何场合都公开声明自己的阶级性、党派性，而是要视具体环境、不同读者对象而定。至于新闻报道，也需要作具体分析。“新闻报道是事实的反映，是人的意识活动，并非社会意识。它可以附有社会意识，也可以不附有社会意识，因此，并非全有阶级性。”重大的政治新闻，当然具有阶级性，而有些并不涉及阶级利益，如有关自然现象的新闻，部分科技、文化、体育新闻，有些有关知识性兴趣性的新闻，都不必人工贴上阶级性的标签。

对于新闻定义的探讨，是王中在80年代研究的一个新闻课题。他分析了中国古代人们对“新闻”这个词的理解和外国学者所下的新闻定义，分析了新闻活动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条件与物质基础，认为“社会的客观存在决定了人类的新闻活动”。人类从原始社会开始，为了彼此联系，就需要有传递信息的新闻活动。以后，随着生产方式、社会结构的变更与进步，人际关系更为密切，人们更为关心外界变动的情况，对于新闻的需要因而也更为迫切。可以说：“关系决定需要，变动决定新闻。”所以，王中提出新闻的定义是：“新闻是新近变动的事实的传布。”

王中提出，在实际生活中存在着两个“新闻”概念，上述定义只是其中之一，即“是作为社会现象的新闻活动，不计传播的方式；而另一个专指通过大众传播工具所传播的新闻”。新闻学术界讨论的新闻价值、“性质说”等，实际上涉及的是后者，它所要解决的是传播工具要选择什么样的事实以及如何选择的问题，王中称之为“新闻学的第二课题”。然而，除了一篇专门论述“第二课题”的论文外，王中在使用“新闻”这个概念时，往往是不加区分的，多数为合二而一，也有时单指前者或后者。这也说明研究尚不充分。

王中进一步论述了新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他认为，新闻是事实，意识形态是观念，“只有特定形式的观念，没有事实，那不能构成新闻，只能是评论或学术论文。然而没有观念，只有事实的新闻却是存在的。在有一定观念的新闻中，新闻中的事实和观念是可以分离的，它不像意识形态那样，去掉了观念，什么也没有了。新闻中，读者可以去掉观点，留下事实。就是因为这个特点，马克思在写《资本论》时，可以从常有鲜明的资产阶级观点的新闻中，获取有用的材料。”

王中在80年代研究的另一个新课题是宣传学。他论述了宣传与政党的关系、宣传的性质、宣传的方法、政党宣传成败的关键等问题，提出“新闻工作者要懂得宣传学”，因为“既要提供新闻，又要进行宣传，这是报纸的两种功能”。他用“张德功”为笔名，撰写了《宣传艺术的魅力》一文，介绍莎士比亚剧本《裘力斯·凯撒》中，安东尼和勃鲁托斯的辩论，分析这两个剧中人的演说词的宣传鼓动艺术。

不幸的是，80年代中期以后，王中健康欠佳，尽管他研究新闻学、宣传学的兴趣正浓，实际上已力不从心。80年代后期，他不得不放下研究工作，卧床养病。

五、王中的治学精神、研究特点与方法

在新闻研究领域中，王中向来以探索者自居。他的理论观点确实也引起了人们的议论，有赞成的，也有持异议的。这是合乎学术发展规律的。中国的新闻学研究，本来就积累不多，许多理论问题还潜藏在新闻工作实践之中，有待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共同挖掘、研究。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学说，可能需要几代一批又一批人的努力。王中只是这些努力者中的一员，他为了新闻学的教学与研究，尽心尽力，百折不挠。他留给后人的除了文章、讲稿以外，还有治学的精神与方法。他从事新闻学研究，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研究新闻理论，提高教学水平。这是王中从事新闻学的原动力。1956年，他带着《新闻学原理大纲》走上讲台，受到学生们的热烈欢迎。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给研究生讲课，采取专题讨论的方式，教学相长，学术气氛活跃。他始终坚持把研究新闻理论，作为提高教学水平的基础。

第二，注意探讨新闻事业的客观规律。他认为，研究新闻学，“必须从社会的普遍联系中，从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中，从不断变更的群众生活条件中，探索新闻事业的客观规律。”因此，在理论观念上，他强调新闻传播是一种社会现象；在研究方法上，他主张把社会条件和人民大众的新闻需求结合起来研究，重视读者（受众）调查。

第三，重视研究理论同了解现实相结合。王中对新闻工作感情深厚，新闻工作动向是他生平最为关心的事情。他认为，只有熟悉新闻工作的各个方面，了解当前的新闻工作的状况，才能从理论高度去作分析研究，并得出符合实际的论断。他自己就不仅研究了新闻理论和中国近代报刊史，也研究了新闻业务，主讲过评论写作课，还写了不少杂文。正是由于对新闻工作有较为全面和较为深刻的了解，他才能敏锐地发现问题，迅速抓住要领，形成自己的观点，并以独到的见解引起一些新闻工作者的共鸣。

第四，开阔视野，学习新知识，研究新课题。王中是个刻意求新的人，对于新鲜事物他总是以极大兴趣去观察、研究。从中央文件到报纸上的消息，凡是他感到有新意的，都尽快地认真学习、了解。他读过一些建国前的新闻著作，也同有关教师讨论过西方传播学理论。因此，他提出的可供讨论的题目很多，在讲授中也是议论风生。

第五，热心培养青年。王中经常同青年教师、研究生、本科生一起研讨理论问题，指导青年师生写论文，鼓励青年师生刻苦学习、独立思考、大胆创新。他的平易作风和活跃性格使青年师生更感到他可敬可亲。

王中为中国新闻学术的繁荣发展作出了贡献。他的理论观点受到人们的重视，有助于理论工作者的研究，也有益于实践者开拓思路。

王中逝世了，但他留给了我们一份珍贵的遗产！

（原载《新闻大学》1995年春季号，总第43期，1995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