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树独先天下春

一树独先天下春

居欣如

10月8日晚，噩耗传来：王中老师走了，走得很平静。虽感到有些突兀，似乎又在意料之中。

国庆节前，我曾去看望他。屋里静悄悄的，他闭着双眼，躺在床上，听到响声，微微睁开眼睛，用呆滞的目光看着我。我走近床前，问他：可认得我？他轻声说出我的名字。还好，还认得出人，头脑是清醒的！回想近几年来，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最早来看他时，他坐在轮椅里；后来，坐轮椅要滑倒，改坐藤椅，还用绳子绑着；最终藤椅也坐不住了，只得成天躺在床上。他像一盏灯一样，火焰一点点小下去，终于熄灭了！王中老师的一生，曾有叱咤风云的年代，也有凄风苦雨的日子。回忆往事，犹历历在目。

1993年4月24日，复旦大学第五教学楼报告厅内春意盎然，200余人济济一堂，其乐融融。

王中教授已年届八十，前来向他祝寿，并参加新闻理论研讨会的，有上海新闻界的知名人士、复旦大学党政领导、原华东新闻学院部分老同志、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历届毕业生代表以及在校的全体师生。

当头戴深色便帽，身穿崭新夹克衫的王中教授坐着轮椅出现在主席台上时，全场掌声雷动，王中教授也高兴地挥舞着学生们献给他的鲜花，向众人致意。

复旦大学名誉校长苏步青教授向王中教授赠送了黄杨木雕刻的老寿星像，祝王中教授健康长寿！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钱冬生教授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王中教授对新闻事业所作的贡献。他代表复旦大学党政领导感谢王中教授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新闻工作者。

一个年轻的“老干部”

时间倒退到45年前。那是1950年夏天，一位身穿褪色的黄军装，腰佩手枪，眉清目秀，操着一口鲁中南口音的军代表来到复旦大学作报告。他就是随军南下任上海市军管会新闻出版处新闻室军代表的王中。他在参加新闻系统接管工作以后，即受命担任华东新闻学院教务长。1950年8月才从华东新闻学院调来复旦大学，任教授、政治理论教育委员会主任，负责全校学生的政治思想理论教育。

在复旦师生眼里，王中是个标准的“老革命”、“老干部”、“老八路”。只要听听他的经历和来头，便令人肃然起敬。他1936年就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抗战爆发，他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先后担任过山东滨海区《农民报》总编辑、《鲁中日报》总编辑、山东《大众日报》编委，后来，又在新华社山东分社任社长和济南《新民主报》任编辑部主任。他还做过许多民运工作。其实，他那时也才三十五六岁的年纪。

刚解放，大学政治教育主要是讲《社会发展史》和《新民主主义论》。一部“猴子变人”的历史，就是一部生动的唯物史观的历史，王中把它讲活了。每次上课，他从不照本宣科，也不要你死记硬背，而是生动活泼地讲透几个基本观点，讲得深入浅出，而又有丰富的知识性和趣味性，常常是笑声满堂，学生都在轻松的气氛中学到了知识，提高了觉悟。

王中不愧是一个出色的鼓动家。他的口头宣传不仅在华东新闻学院的学员中颇得好评，在复旦大学青年学生中也深负盛誉。后来，上海许多学校都来请他作报告，他成了当时最受大学生欢迎的青年导师之一。一次抗美援朝动员报告，王中可以讲得青年人热血沸腾，投笔从戎。恋爱中遭挫折，感情难于自拔，王中的“恋爱观之我见”的报告，使青年们顿开茅塞，释然于怀。“三八”妇女节讲计划生育，王中讲完报告，整个登辉堂桌椅都前后移位，因为听报告的人都笑得前俯后仰，不能自已。王中成为青年学生崇拜的偶像！

一个颇具风骨的知识分子

王中身上并没有某些干部的矜持和矫饰。他真实，平易，富有鲜明的个性特点，风趣而幽默。人们把他看成革命队伍中的“老干部”，他尊重专家学者，重视团结知识分子，拥有许多知识分子的好朋友。

50年代初期，苏步青任复旦教务长，王中是副教务长，两个人坐在一个办公室。一个是老区来的老革命，一个是国统区的爱国知识分子；一个是中共党员，一个是民盟成员。两人相处在一起，用苏步青的话说是：气味相投，十分融洽。王中对苏步青十分尊重，苏步青也深感王中平易近人，没有官腔，而乐于接近。对各种问题的看法，王中都能坦诚相见，从不掩饰；苏步青也因王中忠厚待人，经常交流思想。最后，苏步青以年过半百之身，由王中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王中与知识分子志趣相投，那种崇尚民主、发展个性的思想和对某些干部身上的“唯我独尊”的官气的不屑一顾的态度，在当时的大背景下，肯定遭致种种异议，王中却泰然处之。他不喜欢人云亦云，对一些圆滑、媚俗的人常常给以揶揄和调侃，在一阵笑声中把人家弄个大红脸。

脍炙人口的张德功杂文

1956年期间，王中雅兴勃发，以张德功（把自己比作革命队伍中一名普通战士）笔名写了许多隽永、风趣的杂文。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安全发言术》，就是一篇讨伐“官话、空话、套话”的短文。文章列举了种种“安全发言术”：什么“引经据典法”、“灵活圆通法”、“看人说话法”、“相机发言法”等等。最精彩的一笔莫过于：“当你讲了‘当买则买，不当买则不买’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说法后，有人逼上门来问：‘到底当买不当买？’这时，则不妨说‘我才来了三年，不了解情况，没有发言权’。”这一笔把那些只讲空话官话，不担肩胛的人勾勒得淋漓尽致，无处遁身了！

王中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但是这也为当时某些人所不理解。王中在一篇名为《孔明与张飞》的杂文中讲述了自己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理解。文中说到刘备请孔明出山后，以礼待之，并说：“吾得孔明，犹鱼之得水也。”“这引出了张飞的醋劲，以为老干部吃不开了。”当曹兵打来，刘备请关、张共议退兵之策。张飞便露骨地说：“何不使‘水’去。”文章最后说：“人们敬佩孔明的知识和智慧，可从来没有低估张飞的作用。只有孔明用兵，没有张飞作战，诸葛先生是一筹莫展的。”一篇短文，将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作用都艺术化地讲透了！

一次勇敢的探索

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改版，标志着一次规模宏大的新闻改革运动的开始。

在这段时期，王中对于党的新闻事业如何适应新形势的发展，一直处于积极思维之中。他对于苏联教材和苏联专家教学中的教条主义，表示了明显的厌恶。他说：“苏联新闻工作经验的总结，不能写成‘《联共党史》＋《真理报》’，而要讲讲那些成功的经验，不要讲宣传了什么，而要讲怎么宣传的。”

1956年初，王中还找一些中青年教师商量：以新闻系资料室为主体，组织力量，编译一批苏联、东欧国家以及西方国家新闻工作文献资料，创办了国内第一家新闻学译文杂志《新闻学译丛》，除了介绍苏联、各人民民主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工人党进步报刊工作经验外，还专门辟出“资本主义国家新闻事业”一栏，先后对西方国家报刊主要报人、报纸组织和经营管理、新的传播技术作了介绍，还对新闻价值、读者兴趣、报刊职能等基本理论编发了若干专题。这种介绍，在当时也是相当大胆的。无论对开拓眼界，还是树立新闻学科意识，进而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他训练青年教师的办法也是别出心裁的。他布置新闻系全体青年教师每人写一篇论文，题目是：《党和党的宣传工作》，论文要求阐述党和党的宣传工作的关系，党的各种宣传工具所具有的特点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以及如何按照各种工具的特点去发挥作用。

1956年8月，王中率领新闻系部分教师赴苏州、无锡、南京、济南、青岛等地访问，进一步探索新闻改革的经验。他每到一处，都仔细听取报纸工作者的经验和宣传中的苦衷，然后加以思考、概括。回来后，便撰写了《新闻学原理大纲》。他重视新闻事业特殊规律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思给人启迪的新闻理论观点。如：报纸不是阶级斗争斗出来的，而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办报要有读者观点，满足读者的需要；党报具有两重性——工具性和商品性；还有一个重要主张，就是办经济区域报纸。

王中的这些新闻观点和主张，是为当时的新闻改革开路的。在新闻改革和新闻理论的探索中，他是一位勇敢的战士，是理论的先驱。他要探索的是新闻工作的规律。在阶级社会里，报纸是不同阶级、不同政治集团宣传各自政治主张的工具，那么在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以后，报纸还将有什么功能呢？报纸作为政党手中的工具，应当怎样按报纸的特点更好发挥作用呢？他始终在思索这样一个问题。

据理力争，已在劫难逃

王中对新闻规律的探索，以学术探讨开始的争论，很快以政治批判告终。原来请王中去讲学的单位，把录音都翻印出来作为批判罪证；到各地的考察也变成了“放毒”。各种讨论会，实际上争论没法展开，使他毫无据理申诉的机会。当王中读到《事情已在起变化》的文章时，已意识到最高领导点到了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并指出他们“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但是王中并未意识到问题的全部严重性。直到1957年10月16日，上海市第十三次新闻工作座谈会上，有人问王中：“你究竟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他曾归纳为6条：1．提倡要根据报纸的特点来进行宣传，反对报纸办得和内部文件差不多；2．提倡通过新闻和说理来指导工作，反对直接地简单地讲“必须如此”，“应当如此”；3．提倡宣传要面对读者，反对只是面向少数干部；4．提倡多做调查，分析社会状况，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宣传，反对消极等待上级指示；5．提倡报纸应有一些对读者有用，但不是直接从事政治宣传的东西，反对机械式、绝对化，一切非政治性不可的倾向；6．提倡报纸上不光登政治材料，还要满足人民群众关心经济、文化生活的各种需要。尽管王中申诉了在新闻理论上探索的目的，但上面已经点名，调子已经定好，他那一场毁灭性的灾难也就在劫难逃。

先驱者的荣誉与悲怆

1958年初，王中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被错划为“右派”，并开除出党。原是复旦大学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副教务长、新闻系主任，一下子变成了平头百姓；原来校内外有许多老朋友、老熟人、老同事，现在见面时眼神流露的不是尊敬和亲近，而变成了生疏和疑虑；原来三级教授被降为相当于机关15级，还加“留用察看”；一个没有一刻空闲的人，一下子变得无所事事。在这样巨大的、难以承受的打击面前，王中的精神却没有垮，王中的内心没有屈服，他以他独有的风格顶下来了！他被发配到农场劳动，管理农具，他认真修理保管，弄得井井有条；他曾在复旦游泳池收门票，打扫游泳池，他也十分投入，弄得干干净净；他曾在资料室装订杂志，他专门备一副　头、锥子，装订技术在资料室里可算首屈一指。在那样的重压下，他仍然喜欢说笑话、讲故事，把孤寂和悲凉埋在心底。华东新闻学院和新闻系的学生去看望他。他钱不够，只买了半个猪头，烧得香喷喷的拿来请客，照样谈笑风生，吃得津津有味！他一度在新闻系新闻史教研室工作，他不分寒暑伏案读报，研究了“竖三民”（《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认真撰写了《枙民立报枛等报的“迂回宣传”》、《从枙民立报枛等报看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办报思想》等论文，材料厚实，有独到见解。

1960年，“摘帽”后不久，他曾向当时新闻系教师支部提出过重新入党的要求。然而，在那样的年代里，又怎么可能去认真理解和倾听一个受到如此冤屈，而又始终没有扑灭自己革命信念的战士的心声呢？但他相信总有一天会回到党的怀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平反冤假错案，洗刷了泼在他身上的污垢，恢复了他的职称、职务和待遇。他又出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在此同时，他主持创建了复旦大学分校，担任校长。他作为著名的新闻学家，被聘为我国首批博士生导师，还担任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市新闻学会副会长、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副会长等学术职务。1981年，他力主创办了《新闻大学》杂志，并撰写了《论新闻》、《论传播工具》、《论宣传》等一系列论文和著述，进一步阐发和深化了他的新闻观点和新闻理论。

他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新闻人才，可说是“桃李满天下”。他的许多学生分布在中央和各省市新闻工作岗位，现在都成了领导或骨干。他们怀念王中老师，因为，王中老师教给他们的不仅是理论和学术，而且以自己的一生，显示了一个先驱者的勇气、胆识和品格！

他们纷纷发出邀请，请王中老师到各省市去讲学、去参加各种学术研讨会。1980年应《甘肃日报》和兰大新闻系的邀请，他参加西北片的新闻工作座谈会。当时，省委书记宋平接见了他，肖华同志还充分肯定和赞扬了王中探索真理、坚持真理的可贵精神。

时间是真理最亲密的朋友，他的理论和观点被许多新闻单位的实践检验、接受，他的思想被许多办报人认可和采纳；许多新闻系和新闻专业的教科书采纳和阐发了他的观点。新闻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加强面向读者、了解读者需要，为读者服务的观念，“上海市场”、“信息服务”、“祝你健康”、“娱乐”等版面都在“满足读者需要”、“加强为读者服务”的观念下应运而生；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人们观念的更新，许多原来似乎感到无法逾越的障碍，无法接受的思想观念，现在都变得顺理成章，合乎自然了，那么，王中的“报纸两重性”和“读者需要论”，又有什么特别难于理解的呢？

可是，“没有一种不幸可与失掉时间相比了”。当王中抖擞精神，准备大干一番的时候，可恶的疾病夺去了他的健康！医生说，他小脑软化，没法正常思维。当许多新闻工作者正在实践他提出的理论，取得可喜的成绩的时候，他却被疾病夺去了说话的权利！他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潇洒自如，发表睿智而幽默的讲演了！他只能瞪着眼睛，在一旁静静地听大家发言。新闻系60周年系庆，王中老师是庆祝会上的中心人物。他坐着轮椅来参加会议。大家要求王中讲讲话，静静地期待着，麦克风送到面前，王中战战兢兢用沙哑的嗓子只讲了两句话：“我还活着，这是一大胜利！”声音枯涩而悲怆！比任何血泪的控诉更令人撕心裂肺！他说什么好呢？他还能说什么呢？

在王中的卧室里悬挂着一幅《咏梅》（陆游词）。人们认为这正是王中教授一生的写照。他犹如“万花敢向雪中出，一树独先天下春”的老梅，不怕风霜雨雪，在春天来临之前，以自己的幽香迎来一片春色。

（原载《新闻记者》199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