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术领路人

我的学术领路人

——长忆我的恩师王中

李良荣

第一堂课

1979年秋，我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研究生。离别10年，重回母校，那是我人生中一个最幸福的时刻。到学校注册，办完手续，就去余家宏教授家里报到。因为我当时填报的指导老师是余家宏。但我到余老师家，他却告诉我：“你现在由王中老师指导。王老师在家里等着你。”也不由我问个究竟，他就拉我出门直奔王中家，边走边解释：“王中老师刚刚复出，想带一名研究生，他选中了你。”王中的大名在当学生时就如雷贯耳。我1963年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入学教育时就听到——批判王中的反动言论，他是全国新闻界的第一号大右派。当年的批判对象，现在将成为我的导师，这之间的心理落差我一时难以适应。我还来不及反应，王中家就到了，从余老师家到王老师家只有几分钟的路。但我没有想到，这几分钟的路将影响乃至改变我几十年的人生之路。

当余老师把我介绍给王中时，他上上下下把我打量一遍。我当时极其狼狈。那天刚好刮风下雨，虽然余老师和我同撑一把伞，但我的头发和裤角还是湿漉漉的。王中却漠视我的局促不安，当我刚刚坐下，他张口第一句就直奔要害：“你知道我是大右派吗？”

“知道。”

“你怕不怕当右派？”

“我怕。”我几乎没有思考，就本能地回答。

“怕什么？”

“地富反坏右，谁不怕啊！”回答这些，我是壮了胆。我当时想法是：反正我已经注册报到了，回答错了，大不了换个导师，总不至于把我踢出复旦。“我今年才30出头，像你这样当20多年右派，我就快60岁……”下面的话，应该是“那活着有什么意义”，但没有敢说。

沉默，沉默了好久，他只是一口一口抽烟。忽然对门外的保姆说：“给他倒杯茶。”当我一口一口差不多把一杯热茶喝完，王中还在一口一口地抽烟。当空气快要窒息的时候，他才缓缓地说了一句话：“你讲了真话。”从这开始，他才滔滔不绝地连讲了一个小时。记者的工作是求真，追求真实，学者的工作也是求真，追求真理。求真的第一步就是讲真话。真话不一定正确，但追求真理必须从讲真话开始。有时候，为保护自己，你可以保持沉默；但一旦开口、一旦写作，就必须讲真话。

因为匆忙，我未带笔记记下他的话，但这些教诲，不用笔记，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那是做人治学的真谛。待王中老师讲完，余家宏老师对我说：“今天就算王老师给你上第一课。”我却懵懵懂懂，从王老师家出来才问他：“王老师是不是收我当他的学生？”余老师大笑：“废话，王老师不收你，凭什么给你讲那么多？如果他讨厌谁，那他连一句话都不想跟他多说，这就是王中。”

不过，我至今也不明白，王中为什么愿意收我当他研究生，是不是我说的“怕当右派”的真话感到我是个直来直去的人？

奖品，半包香烟

有了第一次教训，以后数次，我都带笔记本上王中家想再听他上课，但他再也没有给我单独讲什么课。记得是10月中旬，我去他家。他拿了3份报纸让我看3篇新闻，他的要求是：3篇新闻只能看15分钟，然后做出评价。末了，他拿着半包香烟，还数了数，说：“这里还有12根，回答正确，半包烟就奖励给你。”那是牡丹牌香烟，当时是名贵的。王中老师似乎是半开玩笑，可我却一阵紧张——他是在考我啊！而后来才了解，王中在训练我的分析、评价能力。我拿着那张报纸，急急忙忙地读，王中还在一旁催促，“还有5分钟”，“最后一分钟”。好在我读大学时，曾受过严格的读报评报练习。所以，对3篇新闻，就一一指出它们的问题所在。王中眉开眼笑，从半包牡丹烟中抽出一支“请你抽烟”，还把半包烟推到我面前，算是奖励我了。我这辈子抽过多少烟难以尽数，反正国内名牌都试过。但王中老师给我的这支烟，让我快活到今天。

这次读报测试，让我和老爷子（人们都这么称呼王中老师）关系近了许多，他慢慢地认可了我。以后他总隔三差五的让我读报评报，然后就报纸上的话题进行讨论。他的敏锐，他的睿智，他的幽默，就会在讨论报纸新闻时像泉水一样汩汩流淌。记得有一次，报上有篇评论《提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他特地剪了下来，让我评价。我实在无话可评，这有什么可说的？可王中为此给我讲了半个小时。他的意思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必须要有明确的目标和具体的环境（拿现代话来说得有个语境），比如，上战场，敌我双方阵地对决，就得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要哭。如果没有明确的目标，不顾时间空间，人不怕苦那成了苦行僧，人不怕死成了亡命之徒。其实，怕苦怕死是人的本性，正因为人怕苦怕死才有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让人活得更舒服，活得更长寿。

“你理解吗？”这是王中询问我的话。我当时的感觉是遭遇一次强刺激，似懂非懂，但我明白王中教我一个做学问的道理：必须独立思考。不管什么人的语录、提示，都必须去认真思考，绝不能盲从，这才是真正的科学态度。

“你得学会做一头好牛”

大约是第二学期的开学，我利用寒假精心写了篇论文给王中看，题目大约是思想解放和新闻学探讨的关系。王中眯着眼睛看了一会，没读完，就把稿子扔在桌子上了。我知道，这是他不满意的表情。在此之前，我不知写过多少文章，可写新闻学的论文还是第一次。为此，我查阅了许多文章。问题在哪里？王中不明说，他告诉我：复旦大学老校长陈望道曾经说过，做学问有3种类型：一种是吃进去的是草，拉出来的是粪；第二种吃进去的是草，拉出来的还是草；第三种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你说说看，你想当什么样的人？你的文章属于哪一类？”

大概放第二类吧？因为我的文章里满是引文，以严格意义上讲，是把别人说过的话拼凑在一起。

“我看差不多。这个说，那个说，那么你怎么说？你的意见在哪里？”王中盯着我说，“为什么要做学问？为在理论的武库增加装备。所以，学术的生命在于标新立异，说前人没有说过的话，讲与同时代人不同的观点，那样，我们的时代才能前进。”

这段话，我一辈子不忘。我默默收起我的第一篇失败的学术论文。由此给自己定下一条写作规矩：语不惊人死不休，没有新鲜的观点决不写文章。

“不能超过老师的学生不是好学生”

1981年，王中老师带我到兰州参加全国新闻学术讨论会，这是打倒“四人帮”以后第一次全国规模的新闻学术会议，可以说群贤毕至，盛况空前。在这次会议上的一个小小插曲闹得满场风雨，尤其在王中老师的一批学生中流传：“王中老师带的一名研究生当场和王中争论起来”，甚至传为“争吵起来”。我当时不明白，一次平平常常的不同意见的讨论怎么会传得那么多？那是刚到兰州的第二天，王中在兰州的一批老学生宴请王中老师，我沾光也成了座上宾，席间大家七嘴八舌讲起报纸的性质问题，这也是那次新闻学术讨论会的热门话题。王中老师说，他还是坚持报纸具有阶级性和商品性的双重属性。在座的所有王中老师的学生中我是小字辈，轮不到我说话，所以我只能吃喝，一言不发。但王中老师却突然问我：“李良荣，你怎么看？”估计大家都会以为我会附和几句，不料我却语惊四座：“我不同意，报纸必须面向大众，当然还有其社会性，双重属性难以概括。”现在想起来，我的见解实在浅薄得可笑。因为报纸具有商品性当然已把社会性包括在里面。商品不面向社会，还能称作商品吗？但那时我年轻，见识不多，却血气方刚。我一言刚出，席上顿时鸦雀无声。大家都瞪大眼睛看着我，从他们的眼光里我读出他们的责问：“你算老几，敢反驳王中老师的见解？”我只好连忙解释：“我和王老师经常这样讨论问题的。”王中老师也出来替我解围：“今天他还是客气的，私下里顶撞我更凶。”

这是实情，而且是王中老师怂恿我和他展开不同观点的争论，我正是在和王中老师不断讨论、争论中学到了他的许多思维方法，分析问题的全面性。

可能因为这次小小的风波影响面太大了，闹得整个会议沸沸扬扬。在最后一天的大会发言中，王中老师谈到了为师为学之道：“当老师要培养学生，如果自己培养的学生不能超过老师，这个学生不是好学生，这个老师也是不称职的老师。”

我这个人从小好胜逞强，“傲气”的帽子从小学戴到大学、戴到工作单位。但王中老师以他宽阔的胸怀接纳了我，并鼓励我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和思考，尽管有那么多幼稚，那么多错误和不足。

唯一的一次表扬

王中老师从复出之日起，就酝酿着把1957年以后中断的新闻学研究继续下去，构思写出系列论文。1980年以后，我每去他家求学，常常看到他伏案写作，草稿纸满屋子都是。我帮他拣起来，一页页堆好。但仔细一看，才发现王老师写得非常苦，每一节都是重写好几遍。往往是写了半页纸，可能觉得不满意，又重头再写。他的文笔犀利、幽默，比喻生动，分析一针见血，那是我无法模仿的。我自感帮不上忙，所以，只能默默地看着他一支烟一支烟地抽着，浓得发苦的茶一口一口地喝。有一天，我劝他停停再写，想陪他出去走走，他突然对我说：“那好，你来帮我整理。”我看着一大叠草稿直发愣，他看我迟迟疑疑的，就故意激发：“你肯不肯？不肯算了。”我只好硬着头答应下来。

3天以后，当我把整理好的稿子交给王中老师时，那种诚恐诚惶的心情活像做错事的小孩到老师面前。这份稿子实际上是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王中老师原稿，另一部分是王中老师口述的，我把两部分整合在一起，但风格泾渭分明。原稿上的那部分文笔生动、风趣；而他口述我整理那部分，思想能够表达出来，但失去了生动和风趣。如果读者有机会再去看王中老师发表在早期《新闻大学》上的文章，就可以清晰地发现：前半部分文采生动，而后半期却平淡如白话。前半部分就是王中的原稿，后半部往往是我整理的他的口述。20多年过去了，我虽然不懈地追求，但始终达不到他炉火纯青的文字表达水平。

王中老师看我送交给他的整理稿总是半皱眉头，我知道他对此不会满意，但他无可奈何，总是淡淡地说：“那就这样吧！”以后，我帮他整理过几篇文章，每次几乎都是这么一句结语。

我知道，他对我的整理不甚满意，但我得到极大的满足。因为在逐句逐段的整理过程中，我逐步学会了分析问题的方法，逐步进入新闻学研究的殿堂。王中老师反复给我强调：“真理总是能赢得人心的。”“真理是朴素的，用明白如话的语言表述一个复杂的思想才是真正的理论。”“用深奥的语言去表述深奥的理论，看上去深不可测，但只能说明作者并没有真正吃透这个理论。”这些教诲结合着读王中的论文，我体会到了理论研究的一点真谛。

尽管王中老师不甚满意我整理的文稿，因为他从来没有表扬过我一次。但我却是满心喜悦帮助他做。我唯一一次得到表扬是替他整理《宣传学术的魅力》（刊《新闻大学》第三期，1982年5月）一文，该文是读莎士比亚的戏剧《裘力斯·凯撒》来探讨宣传艺术的。该剧塑造了勃鲁托斯和安东尼两位杰出的宣传鼓动家。当勃鲁托斯刺死当时罗马帝国的最高执政官凯撒以后，他对罗马市民发表了一通演讲，居然还大声颂扬凯撒的丰功伟绩。我对此评价是“虽然一刀子捅死，但不是一棍子打死。”王中大为赞赏，并说：“写了那么多，就这一句最精彩。”他的表扬让我一天兴奋。冷静下来，我感悟到王中老师反复告诫我的写文章要“删繁就简深秋树”的道理。

最后一次教诲

1991年6月，王中老师病重住华东医院。我出国当访问学者，临行前我去医院陪了他一夜，我想去看看他，陪陪他。我担心他的身体，生怕回来后再见不到他。我去时已晚，他睡觉了，中途醒了一次，看了我一眼，又睡过去，几乎一夜无话。但王中顽强地挺过来了。1994年，王中80华诞，新闻学院为他举行寿庆。我扶他上讲台，面对如潮的掌声，他淡淡地说了一句：“还好，我还活着。”

这就是王中，许多人学不来的豁达、乐天安命。我记得他给我讲述他在“文革”中的遭遇。当他被造反派拉去批斗，回来告诉家人：“还好，没有挨打。”后来挨了打，他说：“还好，没有受伤。”再后来腿被打瘸了，他说：“还好，没有死。”凭着这种豁达，他挺过了十年动乱。但1994年以后，他的状况逐步恶化。1994年一个秋夜，我再去看望王中老师，他的子女告诉我：“老爷子神智糊涂了，许多老朋友、老学生都不认识了。”但当我推开他的门，走到床头喊他王老师时，他睁开眼睛，随口而出：“李良荣，你来啦！”我把他扶起来，靠在枕头上。王中老师已是骨瘦如柴，我心头一阵酸痛。他拍拍枕头边刚出的《新闻大学》，想说些什么。我凑近他嘴边，才听清楚：“你好久没有写文章了。”听保姆说，身体刚好些，王中老师就会翻看《新闻大学》之类的新闻学期刊。我怎么也没想到，他病成这个样子，还关心我的学术研究。而那时，我刚遭受挫折，无心写作。王中老师以很清晰的语调告诫我：“多写点，我还想看你的。”我的眼泪已夺眶而出，只有使劲地点头。爷儿俩握着手，我没法讲，他无力再讲，默默无言地坐了半小时。

“多写点，我还想看你的。”这是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现在，每当我走过复旦大学第一宿舍门口，我总会走到大门口，深情地望一眼2号楼，正对大门口，那曾是王中老师的家，也是我度过青春的最后几年、我人生中最快乐几年的地方。每当夜深人静，我埋头看书写作，我常会痴痴地想起王中老师的音容笑貌，想起他的叮咛。我的每本书的后记，总情不自禁地会写出：我永远怀念我的导师——已故的王中老师，他的睿智至今还启迪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