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王中老师的深邃

忆王中老师

舒　修

王中老师是中国新闻界的著名人物。一则，他几十年从事新闻教学工作，弟子满天下；二则，他的新闻理论，比如党报具有两重性：工具性和商品性、报纸不是阶级斗争斗出来的、办报要有读者观念等，在中国新闻理论界曾经引起过大讨论和大批判；三则，他是被中央最高领导层点名而划为右派的，特别引人注目。我在没有进入复旦大学以前，已经久闻其大名了，1978年考入复旦新闻系后，听到的关于他的传说就更多了。有人说，刚解放他一身戎装进驻复旦，担任复旦大学党委统战部长。复旦大学的统战部长可不好当，一些全国性的学术权威和民主党派的领导都在复旦任教，戎装者在台上作报告，台下就有条子递上来，一看，是一首诗，王中当即提笔，和诗一首，传回去，教授们服了！有人说，上海市一个系统拉线广播，听王中的报告，他在火柴盒背后写几行字算是提纲，居然说了一个下午，而且掌声不断。又有人说，他曾经带队到同济大学工作一个阶段，离开时让大家提意见，教职员工一致的意见是，王中做报告太少，大家都以听他的报告为乐事。许多传说，神乎其神。

我是带着这样的印象，拜访王中老师的。1978年底，我进入新闻系不久，班级指导员龚向群老师让我和闻莲芳同学主办学校的壁报“前哨”。那时，思想刚刚开禁，要在复旦大学这样一个素来是“风口浪尖”，又人才济济的地方办好壁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准备阶段，我们听取了许多同学意见，又走访了一些老师。在这过程中，特别受我们尊敬的，给我们上古代散文课的张四维老师向我们建议，“可以去和王中谈谈，打开思路”，同时，他又提醒我们“你们和王中谈话要准备出汗”！

第一次登门拜访，是由张四维老师引见。那时候，他还没有安排任何工作，住房也没有调整，老两口和两个儿子同住，十分拥挤。入大门，过天井，十来平方米的前屋，放着极为简陋的床、桌、椅，这就是王中老师工作、吃饭和休息的地方。我们进去时，他靠桌坐着，微驼着背，拄着一根拐杖，要昂起头，就显得十分吃力。大概由于是张老师陪同，他见了我们老熟人似地说：“来啦！坐，坐！”，还起身倒茶。这时，我发现他只能够以碎步走路，而且几乎是拖着走。来以前，对他的身体状况，我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的，但是，怎么也没有想到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对他健康的打击是如此之大。我无法在他身上看出当年英姿勃发进入复旦大学的痕迹，更无法想象，他这样的身体状态是如何在图书馆里劳动，为同学们爬上爬下取书的……据说，这还是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待遇最好的时候。王中老师的脸给人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皱纹不多，但是，每一条折皱都很深，如刀刻一般，他吸引你去探究，里面究竟蕴藏着什么。

谈话内容自然是当时举国关注的思想解放运动。王中老师说话语调特别平稳，语速十分缓慢，断断续续，还时不时闭上眼睛，那架势足以让人昏昏入睡。但是，当他稍稍睁大眼睛望着你时，那充满睿智的、深邃的目光让你震动。他讲述自己看法时，用词非常简练、朴素，但背后却蕴藏着无可逃遁的逻辑和独到的见解，发人深思。特别是他常常发出十分尖锐的提问，使你坐立不安。这时，我才体会张四维老师说的“和王中谈话要准备出汗”的意思。

王中老师先是根据自己的看法，扼要点评了解放以来的各项政治运动，自然和传统的教科书的叙述有很大的区别。然后，重点谈了他对“两个凡是”的看法。他说，“两个凡是”的句式和内容不是新发明，多年来，以各种形式出现在文件中和报刊上，并且执行无误。“文化大革命”以前就有，新中国创立以前也有，不过是范围大小不同，时间长短不同，影响程度不同，表达方式不同而已。“文化大革命”是“两个凡是”理论发展和实践的顶峰，林彪在党的会议上发言和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就是典型。以至不少人因此而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刀下之鬼”。他认为今天有人提出“两个凡是”是自然的、必然的。听了王中老师的话，我们不由得叫绝，他和大部分批判“两个凡是”的思路不一样，独辟蹊径，从“两个凡是”的“合理性”出发分析问题。王中老师以“合理性”出发思考问题，是为了挖掘“两个凡是”的老根。说到这里，他努力挺起身体，眼睛直望着我们，尖锐地问：把普通老百姓难以理解的政治术语和哲学术语拿掉，把这场争论的现实政治作用暂且放一边，“两个凡是”的实质是什么？在提问和叙述中，他慢慢地引出了反封建这个主题。他认为，中国有漫长的封建主义历史，中国人对于“皇上”和“皇上英明”太习惯了，以至于，冤案在身，皇上错杀错罚无辜，还要“领旨谢恩”。为什么？因为皇上是不会错的，他的意旨是要始终不渝“维护”和“照办”的。中国的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必然受其影响，我们早已习惯于，一、某人或某组织是不会错的，如果实践有误，是我们没有正确理解；二、我们自己不用思考，因为有人代我们思考，翻书找出答案，听指示照办就可以了；三、无论得到什么，都要感恩一番，包括加了工资，也是他人恩赐的。他主张要把“两个凡是”放到“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中去考察，要把“两个凡是”放到中国革命几十年的实践中去考察，要把“两个凡是”放到中国革命队伍的现实的组织基础和思想基础中去考察，深刻反思我们党的一些理论和实践。接着，他又进一步提出，搞毛泽东的“两个凡是”是错误的，那么搞张三的、李四的、王二麻子的“两个凡是”行不行呢？“两个凡是”不行，“一个凡是”或“三个凡是”行不行呢？王中老师已经不是在思考今天能否推倒“两个凡是”，而是考虑今后是否还会再出现“两个凡是”。回想起来，在1978年思想解放刚刚开始，十年浩劫的梦魇还压在许多人心上的时候，王中老师能够作那样深刻、长远的、跨越时空的思考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王中老师的思想的深刻，是和叙述的生动、活泼结合在一起的。一次给进修班的学生上课（学员都是全国各地报刊的领导），他似乎不经意地拿出一张《人民日报》给大家看，头版有一张新闻照片，画面近处是麦浪滚滚，远处是群山，中央是几个带着草帽的农民弯腰在地里收割，旁边写着某地农业大丰收。他指着照片，一脸认真：“这是汉朝壁画上拓下来的，谁不同意，可以反驳。”明明是新华社记者的新闻照片么，有几个学生不由得站起来，想一想，搔搔头，又坐下了，教室里一片寂静。王中老师得意地笑着，扫视课堂。不一会儿，全班哄堂大笑，他们笑新闻照片没有新闻，笑王老师的机智。王中老师也跟着开怀大笑，那是孩子般的恶作剧成功后的天真的笑容。他以这个生动的例子，尖锐地批评了那种没有新闻、没有信息的公式化、程序化的办报方式，从而引出他自己的新闻定义和新闻理论。

由于身体的缘故，王中老师很少出门，因此他特别喜欢听客人讲外面的事情，我们在外地报纸实习，各种新闻特多，每次回来和他吹，他就拉住你吃饭。当你给他叙述一件有趣的事情时，他眼睛望着你，充满热情和纯真，你会为之感动，难以相信这是一位饱经风霜的高龄老人。他特别欣赏幽默，一次，我们聊天，说起当时报上发表的一篇充满“文革”味的文章，我随口说了一句：“我的感觉是姚文元放出来，又安排工作了。”他听了击掌大笑。以后一段时间，碰到有人议论报纸上的这篇文章，他就会一本正经地说：“大概是姚文元放出来，又安排工作了。”然后又故作神秘地说：“我是听别人说的。”对方一笑，他就跟着开怀大笑。

“前哨”壁报办得十分成功，每期出版，报栏前人头攒动，成为当时复旦学生所喜爱的一个刊物，也成为当时复旦的一道风景线。我认为，这既得益于王中老师的办报思想，也得益于王中老师在解放思想上对我们的启发和教导。王中老师那种独立思考、大胆探索、坚持真理、勇于牺牲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

（《新闻大学》总第61期，199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