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要“曲高”又要“和众”
媒体传播的是精神产品,精神产品关系着人们的思想素质和道德水准。因此,精神产品的生产必须强调社会效益,讲究艺术质量,在努力适应大众需要的基础上,赋予精神产品积极的社会意义、思想内涵和美学品位,提高受众的审美情趣和文化修养,使之不断走向文明与高尚。
受众接触媒体是他们预期媒体可以帮助他们满足某种需要,而媒体也总是千方百计了解受众的各种需求,以便在传播活动中设计和传播符合其需要的新闻信息,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办报纸首先要研究和满足读者的要求,但是并不等于“需要至上”,让抽象的受众来操纵媒体,否则必然是庸俗、低俗、媚俗的东西充塞报纸。这些年报界有一句似是而非的口号:“有人看就是硬道理。”对此,可用两句话给以回答:第一,丑陋的东西是有人爱看的,但肯定是少数人;第二,人的情操是需要引导的,媒体的重大责任之一就是激浊扬清,成为社会肌体的“精神营养师”。应当看到,市场经济为大众文化的商品化、产业化提供了现实基础,但无形的经济力量操纵有时候掩盖了应有的文化理性。大众传媒如果把大众文化的娱乐消费作为主要内容,便造成了精神快餐的消费模式。这不仅会把文化推向单调平庸,也会把大众推向单调平庸。受众的需要是多方位、多层次的,他们不仅需要获得外在的感官审美愉悦,还需要获得新知新悟。
现在的受众,对信息的选择面明显拓宽,眼界也日益开阔,已不再满足于对事件、现象进行浅层次反映,而需要新闻报道详尽准确,披露事件的深层次原因及症结,对现象作出应有的判断和评价,对事物后果及未来走向作出合乎逻辑的预见。为了满足正在发生变化的受众审美需求,大众传媒的精神产品既要具有“阳春白雪”式的艺术高品位,又应吸收“下里巴人”式的通俗之精华。大众传媒一方面要强化对生活意义的理解和审美情趣的追求,也要在保持文化高品位的同时,在内容和形式上增加可接受性,实现高品位软着陆。
江泽民同志曾指出:“强调讲政治,并不意味着简单地重复一些政治口号,搞一些空洞的东西。”任何新闻作品都存在着价值实现的问题。新闻作品的价值(并非新闻价值)包含两个部分,一是新闻作品本身所具有的价值,二是新闻工作者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一篇新闻稿子经过采、写、编、校、印、送各道流程,进入了读者视野,为他们所接受,新闻作品的价值才能实现。现在,受众的平等意识和独立意识都很强,他们希望与传播者处于平等地位,保留独立思考的空间,他们不满意居高临下的“教育”,而需要循循善诱的引导。这都给我们办报纸提出了平民视角的新要求。在大众传播中,无论多么重大的题材,多么深刻的思想,都不能完全停留在理性的范畴里,而必须充分考虑受众的情绪,否则很难在他们心中引起共鸣,顺利沟通;无论是传播思想、传播信息,都不能从概念到概念,从道理到道理,而必须有典型人物、典型事件,通过故事和情节展现真实个体的经历,生动反映深层次的时代特征和社会变迁脉络。央视的《焦点访谈》、《东方时空》、《新闻调查》等栏目,没有丝毫的“玩深层”,它们给人的震撼力恰恰在于离你很近,贴近生活。破败的农舍,辍学儿童呆滞的目光,下岗工人的迷惑和无奈,矿难频频惨发的尴尬,所有这些“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真实画面,都是深度报道扣人心弦、引人入思的起点,往往切口小而挖掘深,品位高而通俗化。
提高大众传媒品位的一个主要手段,是要善于挖掘新闻表现角度,要变领导角度为群众角度,变工作角度为生活角度,变生产角度为市场角度。比如绍兴日报《小梅访院士》这样一档名人专访特写栏目,题材是很雅的,但作者不是着重写人物的学术经历、科研活动,而着重写他们的生活、性格和故乡情怀,写他们与普通人相通相近的东西,读起来既受教益,又很亲切。这是对待雅的题材,如果是对待俗的题材,如性犯罪,则要作雅的升华,要以严肃的态度、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表现案例的社会内涵,阐述案例的法学意义。这样,通过巧妙地选择角度和切入点,提高新闻作品的品位,生动而权威地引导社会舆论,达到曲高和众的目的。
(200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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