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面前见从容

危机面前见从容

中国的新闻媒体在公共危机面前总有一种缺少客观性的遗憾。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河南信阳地区发生饥荒饿死了上百万人，可当地领导不允许人们逃荒自救，不允许通信，在惨绝人寰的事件中，一切有效信息都被屏蔽，媒体不可避免地失声。三十多年后，一群台湾游客被劫财的暴徒凶残地杀害于千岛湖，媒体照例被迫鸦雀无声。“信阳事件”和“千岛湖事件”是公共危机媒体绝缘化的典型表现，现在这种极端的例子是不大会再出现了，但是一旦发生大大小小的公共危机或恶性事件，有关部门和领导就采取各种手段屏蔽信息、屏蔽媒体的行为仍然散见于各地。

媒体缺少应有的客观性，不仅表现在不说话，也表现在乱说话，这是新闻违背唯物史观的另一个极端。比如，近些年关于沙尘暴的话题空前活跃，无论是深受沙害的北方，还是隔岸观火的南国，各类媒体随风而起，同仇敌忾，纷纷把沙尘暴归罪于砍树除草所造成的水土流失。终于有专家出来在光明日报上说话了，说沙尘暴的成因固然有生态问题，但也有人类目前尚难左右的气象问题，水土流失会加重风沙的危害，但远不是导致沙尘飞扬的全部原因。而且从历史实况来看，北方的沙尘四十多年前比现在还厉害，无非那时不叫“沙尘暴”而称“大风沙”。

又让人想起十年前的长江特大洪涝。在百万军民英勇抗洪的同时，颇多媒体在一旁慷慨陈辞，将洪灾完全归咎于森林砍伐、植被破坏，并断言生态将会江河日下，洪涝只会愈演愈烈——循此逻辑推论，1998年之后的年头，长江沿岸民众的悲惨可想而知。但天下事委实不好琢磨，万里长江竟长达十载波澜不惊，令那些预言家们大跌眼镜。

说过头话的尴尬若是发生在个人身上，无非脸红一阵而已，但若出现在媒体，尤其是白纸黑字的报刊上，则不仅危害广，而且自身信誉也将受重创。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一些“智”者将震灾嫁祸于人，写文章说什么整座唐山城的地下，已因采煤被掏空，稍有风吹草动，自然便地动山摇。可是在开滦同等规模的煤矿并不比唐山少，地震为何单对唐山如此青睐?远的不讲，中国西部山区，台湾以东洋面，人迹罕至，却又强震频频，那么是谁错乱了大地的神经?

由此我们懂得，生活在变革无穷的宇宙之中，面对人为的、自然的种种不幸，除了积极防范，还得有一份直面灾难的冷静。冷静绝非冷漠。冷静能确保客观的陈述，确保实事求是的分析，确保找出应对的良方。否则，于媒体只有心烦气躁，于社会只有耸人听闻，最终什么也不是，顶多算一种别致的“添乱”而已。

再把话题拉到眼前。年初突如其来的冰雪天气，导致南方数千万人受灾。灾害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交通受阻，引发春运危机;一是林木、农作物、电力设施等地面附着物被损毁，许多地方停电，灾后重建工作困难重重。在这样重大的公共危机面前，各媒体积极介入，纷纷派出记者奔赴抗灾第一线，为读者带来了第一手的材料，为处置危机立下了汗马功劳。但这其中仍然存在着各种复杂因素，稍处置不当，就有可能进一步催化危机。危机降临，条条、块块往往多头管理，步调并不一致，各种不一致如果一放大，传播出来的信息就会给外界以误解，造成信息混乱。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广州火车站今年春运高峰期间，铁道部门不断发来何时通车的“好消息”，竭力渲染交通状况的好转，而广州市政府则希望不要公开此类消息，因为这样的“利好”消息不管是真是假，一旦披露，只能促使越来越多的人拥往广州火车站广场，加剧而不是缓解春运危机。

政出多门，各说各话，是目前中国政治运行中的一股潜流，也是造成媒体缺乏客观性的重要原因。如果我们不加判断，有什么就披露什么，哪怕信息是真实的，也有可能犯下错误。今年雪灾刚来的时候，就有主管物价和主管农业等不同部门对我们提出了有关菜价上涨报道的截然不同的要求;在大雪把树枝已经压得直不起腰的情况下，关于要不要打雪、如何打雪的问题，公安部门、交通部门与园林管理部门和社区干部的要求、说法也不相同，有的侧重于道路的畅通，有的偏向于树枝嫩芽的保护，有的考虑屋前树下、小本经营的生意，做新闻的若是没有把握全局、抓主要矛盾的眼光，听公说婆说各自的理由，势必引起混乱。回想起来，当时编委会定的抗雪灾报道的一个基点三个重点，还是符合实际需求的。一个基点就是以平民情怀呈现大局意识，把媒体的公众责任体现在平民情怀和大局意识两方面。三个重点一是把市民疾苦通过三报一网传递给市委、市政府及有关部门，以求及时解决突出问题;二是加强全体民众齐心协力展开抗灾救援的报道，使雪灾中的困难人群感受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温暖;三是在报道中始终不渲染灾情，着力保持舆论基调和社会稳定。

对媒体来说，应对每一次公共危机都是一场战斗。新闻工作者在战斗中不仅要“到场”，更要“到位”，才能为有效地化解危机出力。

(2008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