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年年为高考“状元”唱赞歌

不必年年为高考“状元”唱赞歌

当6月23日早上我作出如题所述的新闻提示和点评后，有一些同仁表示不解:多不容易的几十万分之一的第一名啊，为何不大张旗鼓地宣传一番呢?何况“状元”有一位出在我们绍兴，再说杭城的报纸也在宣传呀!

这些疑惑是正常的，符合常规的思维逻辑和做此类新闻的习惯。说实话，我不是没有犹豫过，22日半夜醒来后一直为要不要给自然会出现的高考状元炒作泼冷水而矛盾。最终还是决定:泼!

半夜难眠。这一夜我想得很多很远。从我自己参加恢复高考制度后第一场应试，全国报纸对各省的“状元”连篇累牍地宣传，到粉碎“四人帮”不久人民群众对掌握科学知识的渴望;从大学生被视为“天之骄子”，歌德巴赫猜想激起知识分子的梦想，到百姓对进入大学门捧上铁饭碗的追求;从曾经作为最公正的选育人才的高考方式，到沦为一考定终身的机械指挥棒，片面的分数第一，麻木的应试教育，疯狂的名校效应，巨大的就业压力，压得鲜花般的青少年脸上少见阳光，心理不能负重，见识难以丰富，心胸不再宽广。十多年来，这势头愈演愈烈，家长学生怨声载道，学校社会无措无奈，新闻媒体火上浇油，教育问题积重难返。

此种态势下，我深切感到了新闻工作者的清醒意识和社会良知的重要性。尽管要彻底扭转千军万马挤名校的社会风潮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光是社会舆论的事，但媒体是先声，能领航，许多社会问题的破解或加重，与媒体的作为密切相关。如果大家都浑浑噩噩，甚至推波助澜，那只能使问题日趋严重，新闻媒体就失去了正确引导、释疑解惑的职责和独立思考、无声润物的品性。

因而，我在有关点评上指出:“宣传高考‘状元’的主要问题，在于导向上没有按照国家倡导的学校不排座、高考不排名，各级各类学校都应培养合格、有用人才的要求，也不符合普通中学应把培育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学生作为基本目标的教育方针，更不利于广大学生、家长及社会各界对早已深恶痛绝的高考指挥棒、一分定终身、千军万马过名校独木桥、过重的中小学生课业负担不满情绪的渲泄。在社会问题一时不能解决的情况下，我们新闻媒体应当保持清醒，不要随波逐流，不能人云亦云，要拿出新闻人的眼光和良知，为社会和谐出力。我们该多报道行行出状元、校校育人才、人人有前途的事迹和风尚，多宣传品学兼优、尊敬师长的好学生，多宣传宁可少上一些重点线，也要把党的教育方针真正落到实处的好学校，尤其是要大力宣传教书更要育人，注重学生品德锤炼的好做法、好经验。”

新闻工作者应该有点哲学思考。引导社会舆论必先分析社会现象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区分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32年前刚恢复高考制度时，要解决人们观念中的主要问题是彻底摒除“知识越多越反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思想影响，党中央发文件大力鼓励各行各业的青少年参加高考，不允许任何单位和个人以任何形式阻拦。在那种社会氛围中，高考不要说全省第一、全地区第一、全县第一，即便是全公社第一、全街道第一，甚至只要能考上，就是“状元”，就是好样的，就是建设“四化”的人才!当年我仅仅是考上了全国档次最低的高等学校——绍兴师专，也是胸戴红花、手捧宝书(毛选四卷)，被厂里敲锣打鼓地欢送上学。那时候，全国各级党报大篇幅地报道高考“状元”刻苦学习、努力拼搏的精神，选登和点评考生佳作，深入采访优秀考生的家庭、单位，充分挖掘他们的人生闪光点。同现在的高考“状元”报道比起来，那才是真正的“炒作”。这种强化主题、渲染气氛的“炒作”很受读者欢迎，因为迎合了人民群众对追求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痛恨“四人帮”糟踏文化恶劣行径的心理需求。媒体恰到好处地在社会重要转型期抓住了问题的主要矛盾，反映了矛盾主要方面的利益诉求，因此再怎么大张旗鼓地报道，读者也不觉为过。

而时间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高考这一事物的发展渐渐突破了其自身质的规定性。出人头地，优越富裕，都与12年寒窗苦读的最后冲刺紧紧联系在一起。不断增大的就业压力，更驱使广大受罪的学生和悲苦的家长孤注一掷，希望“芝麻开门”。各级普教学校在灼热的社会期盼中只得阳奉阴违地贯彻教育方针，谁认真地或是天真地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说不定反被日渐兴隆的产业化办学的潮流所冷落。歪歪扭扭的过街横幅，套红加彩的报纸广告，随处可见上重点线、上名校考生数量的攀比和炫耀。以清华、北大为代表的两颗皇冠上的明珠，刺得几亿学子刚学会走路就得匍匐在地，弯躬曲膝地直到高中毕业，也只有极少数人才能爬得到那皇冠耀眼光茫照射的地方。

这般情势严峻地告诫我们，世道是真的变了!舆论的焦点已经转到不要再鼓励学子拼挤名校，中小学生不要再择校，甚至没有必要倡导学生争高分，媒体要提倡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两翼齐飞，要引导大学生先就业后择业，要鼓励企业多吸纳各类实用操作型人才，要呼吁教育管理部门调整对各级各类学校的考评体系和衡量标准，等等。一句话，新闻媒体对社会上进名校、当尖子的滚滚热浪，要多泼冷水少浇油，多作疏导少凑热闹。

一所学校出了一位全省高考“状元”，对学校和所在地区来说都是一件偶然事件，也是难得的开心事。由它兴奋，随它祝贺，任它狂欢。这在升学率客观上还作为学校考核标准的情况下，社会对学校事实上还赋予沉重压力的态势下，也是难免的。问题在于，新闻媒体应该比学校自身和社会风潮站高一处，看远一点，不要去迎合，而要降温，通过降温来逐渐扭转这种风向。媒体要充分发挥社会舆论预警器和调节器的作用。在高考这个问题上，主要矛盾早已不是当年人才稀缺与优秀生源不足的矛盾，而是高等教育优质资源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的矛盾。所谓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小小年纪，骨骼尚未长成，就背上了沉重的学业负担。学生发恨，家长着急，学校无奈，社会困惑。每年高考中考后总能听到一些不祥的消息:名落孙山离家出走，心情郁闷难以自拔，甚至结束年轻的生命。日前有媒体报道，一位名叫丹丹的小学生在做暑假作业“如何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时，竟然这样解答:“让老人死上一部分，就来一场瘟疫吧，老年人抵抗力差，会自然降低老龄人口。”面对如此荒唐的答卷，怎不叫人对应试教育的弊端心生痛恨!此种情景非一日之寒，媒体难道没一点责任?

不主张宣传高考的优胜者，并非我一时心血来潮。7年前我还在市委宣传部工作时，有一次带领文明办的同志去一所县属中学验收文明单位创建工作。当校长汇报说准备给历届高考全县“状元”的该校毕业生竖永久性纪念牌时，我立即表示反对，指出这样做对一个漫漫人生充满未知数的青年学生来说毫无益处，日后留下的很可能不是辉煌的记忆，而是难言的尴尬。普通教育也不应该将此作为对全体学生的激励，这不符合学校文化建设和文明建设的方向。校方诚恳地接受了我的建议，取消了给高考“状元”树牌立传的打算。

其实，不主张宣传高考“状元”的清醒者大有人在。6月25日，新华社播发消息，江苏省取消高考状元排名，前100名考生不显示位次。报道说:“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排在全省前100名的考生看不到自己的名次，这是为了避免媒体炒作状元，而故意让他们的名次‘隐身’，所以就算是全省排名第一的考生也不知道自己就是‘状元’”。报道还说:“省教育考试院会和这些高分考生单独联系，不会影响他们填报志愿。”这种做法无疑既十分明智又体现人文关怀。两天后，《中国最受高考状元青睐专业排行榜》一文深刻指出:“从1977年至2008年，早期高考状元毕业后‘能见度’偏低，现今高考状元‘曝光率’偏高;状元毕业后职业发展较少‘出类拔萃’，职业成就远低于‘社会预期’”。

同一天，绍兴网《双休谭》载文更是切中要害:“很大程度上，人们更愿固执地将高考的成功当做人生的成功，这似乎可归结为民众的普遍短视，但却更映照出普通民众向上通道的逼仄。逼仄到人们只有通过这样一条唯一的路径，遥望他们眼中的成功。”字里行间，透露出对拥挤独木桥的社会风气的怨恨。

似乎是都感受到了宣传高考“状元”、过分强调分数的弊端，7月13日，湖南省教育厅明文规定:“各中小学要严格落实课程计划，普通高中不得文理分科。”这样做，势必会影响进名校的上线率，但肯定有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我特别欣赏钱江晚报的反省勇气。6月23日，与有些报纸一样，该报也作了高考“状元”的报道。然而仅仅过了一天，它就在“考试”专版上登了一条相关的侧记和一则言论。侧记中说:“看来，现在很多高校已经明白，高考状元对高校来讲，没有那么重要。说白了，高考状元就是一块‘广告牌’，实际上派不上多大用场。在现行高考制度下，对付应试教育有一套，并不意味着走上社会后同样出类拔萃。有调查显示，无论是‘杰出企业家’、‘杰出政治家’，还是国内外院士级别科学家，鲜见高考状元身影。香港高校抢夺内地生源，也有不少状元因面试成绩不理想被拒之门外。也许明年这个时候，媒体都不再热追高考状元了，高考选拔制度就会回归到平静真实的一面。”

它的一则“一家欢乐万家愁”的言论说得更是到位:“今天高考状元意义何在?古代的状元绝对可以光宗耀祖，衣锦还乡了，因为他们已算是后半生衣食无忧，而且学问无人能及，可如今的高考状元只是一个半大的孩子，前方的路还很漫长，而且充满坎坷和未知，既无贡献于社会，又无金钱于家庭，有何可骄傲?高分考生是不容易，别再给他们压力了，过来人都明白状元是怎么回事。一家欢乐我们要祝福，但我们更要把万家的忧愁放在心头，这是媒体的社会责任感，更是我们报道的方向。”

因此，我们的绍兴日报和绍兴晚报都只在一条报道高考分数揭晓的消息中，提到了鲁迅中学出了一名全省高考“状元”，天天商报也没有继续深化这方面内容的报道。有人问我:外地媒体也在做高考“状元”的报道，为什么我们不做，我的回答是:因为我们开始清 醒。

(2009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