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理性视角穿行乡村——如何做深新农村建设报道
绍兴日报“乡村穿行”栏目历经6年,刊发稿件400篇,“乡村穿行”服务团深入村镇63次,全面生动地反映了我市各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践和经验,有效改进了党报主题报道的内容和形式,配合和督促有关部门加强了对农服务。该栏目以权威、亲民、乡土气重、持久力强等特点,被评为浙江新闻名专栏。
借势而行,历来是做新闻的要诀。去年4月底开始,绍兴日报在这个名专栏上开设“结构调整百镇(街)行”大型系列报道专题,又广受好评。
全面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新世纪最大的经济工作亮点和社会工程之一,随着“十二五”规划长卷的舒展,已渐次由破题进入更深入的实践阶段。在新农村建设的深化之年,这个关乎9亿农民福祉的“大动作”,不仅为新闻报道注入了“活水”,而且也给新闻工作开启了富有挑战性的课题。
这一课题要求我们在深入报道新农村建设时要更多地从理性上去思考和把握,这样才能使穿行乡村的脚步走得更加坚实和清醒。
一、要准确理解新农村建设的新意和特点
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民问题是中国的主要问题。直到今天,农业依然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投入不足、基础脆弱的状况并没有改变,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并没有建立,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消除,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明显滞后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观,农村改革和发展仍然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保持农村发展好势头的任务非常艰巨。
在这种状态下,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就成为带有普遍性的趋势。也就是说,我国现在总体上已经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党中央连续7年下发“1号文件”,全面取消农业税,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等,我国城乡协调发展迈出了新步伐。而绍兴作为率先富起来的地方,在落实党中央这个重大战略举措上势必会有更大的作为、更多的实效。
这些基本判断,既是绍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报道背景”,更是引领新农村报道的“解读标杆”。
根据党中央的总体部署,新农村建设的各项工作主要围绕“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20字要求开展。
从理性上加以审视,这些工作包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发展农村生产力,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体制保障;搞好乡村建设规划,逐步改善村容村貌;注重培育和造就新型农民,形成良好的社会风貌,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机制等。这些建设目标,不仅反映了亿万农民群众的迫切愿望,也表达了全社会在改革、发展与稳定上的共识,更是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的历史必然要求。
有了这样的理性把握,我们才能够顺应形势,善于用“看门道”而不是“看热闹”的眼光,对待农村发展的新事物,从而捕捉到符合新农村发展之道的“纯消息”,紧扣新农村主题,充分宣传报道建设新农村的新思路、新举措、新进展和新成效。比如,对于有些地方“农田向规模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的新动向,报道时就要充分揭示其在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改变农民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意义;对于“万村整治、千村示范”的浩大工程,对于农村工业企业转型升级、农村工业经济转变发展方式的典型,也只有放在新农村建设的大背景下,才能凸显其丰厚的新闻内蕴。
二、要透过现象抓本质,去伪存真,去芜存菁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历史上空前壮阔的农村巨变,是一项长期的战略决策和任务,既不可能千篇一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以下几个误区应谨防蹈入:
其一,建设新农村就是“克隆”城市,把城乡一体化等同于城乡一样化。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犹如“车之两轮”,只有双轮驱动,才能协调推进。要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着力提高城镇结合承载能力,发展好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继续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劳动力转移就业,尤其象我们绍兴大部分地区经济条件较好,市区人口和面积却偏少,应该创造条件让部分农民有序变为市民,逐步融入城市社会,而绝不是把所有农村都改造成具有城市一样的功能,这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再说,作为一个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综合概念,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全面的目标,绝不能被片面地理解成“修马路、建楼房”,它同时包含了对农村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尊重,对自然生态的尊重。实际上,那种想当然地把城市建设模式照搬到农村的做法,并非我们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真正宗旨,报道时应注意把握这一要义。
其二,新农村建设是“政府的事”。新农村建设确实需要政府起到先导、主导的作用,但并非要政府大包大揽,最终还要靠农民自己来建设,要尊重农民的意愿。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是政府给农民什么,而是农民需要什么。因而,报道新农村建设的举措和成就时,不能“只见干部,不见群众”,不能“只提财政投入,不言百姓参与”,不能“只当作一任领导的政绩,不作为百姓的共享成果”。
其三,取消农业税,就万事大吉,一了百了。作为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举措,取消农业税只是农村税费改革迈出的第一步。怎样防止“税免费兴”?怎样处理与“税”相关联的干群关系?事实上,取消农业税的这些年来,农村中的问题和矛盾比取消农业税之前还要多,这是因为我国长时期的城乡“剪刀差”政策使农村过于落后、欠账太多,即便是取消农业税以后,老的问题不可能立刻消除,而新的矛盾和困难依然会层出不穷。因此,我们新闻报道的“突破点”与“攻坚点”应该着力放在“后农业税时代”,放在“三农”问题的新动态、新矛盾及新对策上。
其四,有些新闻把新农村建设当作“完成时态”来报道。我们必须清醒看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即使是经济发达地区,这个“过程”也不能例外。特别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农民素质的提高,相对来说是一个更为困难更为长久的嬗变过程。如果没有这样的基本认识,我们就很可能出现采访报道的“直奔主题”,把一些“进行时”的发展成就,当作完成时态来报道,既消弥了新农村建设与时俱进的品质,也误导了受众对新农村建设的理解。
三、要高度关注新农村建设的要害问题
新农村建设千头万绪,但至少有三个关键层面需要我们细心揣摩,才能使新闻报道准确到位、出新出彩。
第一,新农村建设从农民的角度讲,其核心是收入问题;从农业角度讲,其核心是公平问题;而从农村的角度讲,其核心就是社会公共品供给问题。这三个问题是“三农”之要害。新闻报道的触觉、嗅觉应多多放在这三个节点上。比如我们有一篇报道说,有的山村电力不足,电压不稳,时常停电,因此家用电器用不上,即使有了“以旧换新”政策,家电还是打不开某些农村市场。这样的分析报道,对建设新农村就很有启发。
第二,过去我们更多的是为农民负担过重而发愁,税费改革以后最大的农民负担已经没有了,农民同国家的关系由过去“依赖、纳税”变为“不纳税、不理你”。农民与国家的经济利益关系变得空前简单,农民与乡村干部的行政依附和服从关系几乎为零,而农民天然的意愿分散性特征并未改变。在这种背景下,农村社会的稳定怎样保证?基层政府该如何治理?此外,现在很多农村人口外出打工,很多乡村“空洞化”了,只有妇女、孩子、老人留守,这些群体究竟面临怎样的问题?这些都是报道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需要高度关注的难点、热点。
第三,新闻报道要为新农村建设呐喊助威。廓清理论上的迷雾,坚定服务“三农”的理论和信心,是新闻工作尤其是党报宣传的重大使命。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农村与城市差距很大,“三农”工作非常艰巨,一些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畏难情绪在所难免。在这种背景下,新闻媒体更要经常性地呼吁各级政府拿出更多的财力来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在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制定重大决策时,必须优先向“三农”倾斜;要继续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健全强农惠农政策体系;要以城乡改革联动为关键切入点,深化农地经营、集体林权、农村金融、农垦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健全促进城乡互通、开放、融合的体制机制,在社会事业、社会保障、基础设施、人居环境等公共服务方面推进现有制度的城乡接轨、城乡融合。像绍兴广大农村,虽然发展水平不一,但在确保农民增产增收、有效防灾减灾、有力推动农产品流通等方面,就是带有普遍化的重大问题。我们要满腔热情、积极认真地做好有关报道。
四、要跳出农村看农村,写出高度,写出深度
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农村的发展并非把广大农民禁锢在广袤的田野上,而是通过新的制度安排方式使得农村人口逐渐向城市转移。如果农村发展或解决“三农”问题仅仅是考虑如何加大对农村的投入,而不是让农村真正融入到整个社会的现代文明发展中,那么农村要得到真正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同样,农民和农业不可能靠补贴实现小康和现代化,而是需要通过其制度创新和国家的政策支持形成内生的发展力量和机制。其中包括: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新技术的进入,工农一体的生产组织和分工,特别是生产要素市场的建设。
因此,新农村建设的报道,要有意识地从体制、机制创新上找亮点,做文章。比如说,要多观察研究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长效机制;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改善农村金融服务,加快形成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农民增收以及为农民提供更多、更便利、更公平的就业机会的市场体制;加快形成有利于促进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事业发展的机制,等等。或者说,从保障农民工权益拒绝“血汗工厂”,到构建覆盖广大农民的社会保障网,再到向农村义务教育进行政策倾斜,这些自然要纳入新农村建设报道的核心议题。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意义在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更需要农村以外的力量支持,在已有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基础上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农村建设不仅要从农村做起,同时也要从城市做起。农村的不少问题要靠城市来解决,时间的问题要靠空间来解决。现在农村和城市至少有几十年的发展差距,即便是中心镇,也没有城市相对完善的设施和服务功能。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要靠改造农村的空间来解决,改造农村空间要靠扩大城市的空间来解决。需要先把城市这个空间改造为开放的结构,降低进城门槛,让农民进得来,住得下,然后才谈得上建设新农村。因此,我们在进行新农村报道时要常带“城市视角”,常怀“反哺情怀”,常有“城乡一体化意识”。
这样的话,我们就不难理解,做好农民工的舆论报道是多么的重要。中国城乡二元经济制度不仅制造出了城市与农村的生态反差,更创造了一个敏感的角色群体:农民工。农民工是一个处于城市边缘的特殊群体,他们有着追求城市生活的冲动,却没有能够在城市安生的社会保障,这种反差极易对城市化进程构成反作用力。因此,坦率地讲,实际上我国一直有着包括农民工问题在内的“四农”问题。要解决好“三农”问题,很大程度上直接依赖于农民工这个“第四农”问题的有效解决。多年来,各级政府针对农民工问题采取的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治标的较多,比如帮助解决他们讨薪等。而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立法保护必须走在前面,诸如确定最低工资制度并逐年有所提高,明确用工合同,实施基本社会保障的同城待遇等。在这些方面,新闻报道完全可以多着笔墨,大有可为。
总之,新农村建设的报道,不仅在于平面的“展示”,更应重视立体的“揭示”,才能给读者更多更深刻的启示。记者需要对正在建设中的新农村放眼考量,统筹考虑,才可能对问题高看一眼,深看一层,报活、报透、报到位。面对充满希望的农村大地,面对共享成果的农民群众,只要我们有对新农村建设的科学理解和辩证思考,贴近、贴近、再贴近,深入、深入、再深入,就一定能写出更多、更生动、更有说服力的建设新农村的报道。
(201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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