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的衰颓

——社会的反优生的选择作用

这是我们“亲见目睹”的事实：民族日久必渐渐的衰颓，或者甚至于终归灭亡。岂命运上天铸定，民族亦有老死，不能幸免的么?

命运虽不足信，但因果关系是有的。自然，民族衰老的因果关系很复杂，分析很是不易，只是据我们的知识所及，其中至少含有以下两个原因，而且是很重要的。

(一)社会的反优生的选择作用；

(二)阻滞进步的旧习惯的堆积。

现在先说第一项：什么是反优生的选择?

英国的优生学的建设者法兰西斯·戈尔登曾发表过一篇文字，后来收在他的论文集里，我曾把它译出来，在《新青年》上登过。题目是《合群与奴隶性》，大意是说澳洲某地有野牛，成群的生活于草原上。但其地又多猛兽，不时出来袭击它们的。牛群中也有独立性比较丰富的，则常常喜欢游散开去，但每被虎所搏食。只有奴隶性重的，不敢离开群众一步，却独得安全。猛兽如园丁般的在旁修剪，剪取个性较独立、较大胆的牛，而留下缺乏独立性的、富于奴隶性的个体在那里!并且他表示在人间社会里也有这种情形。他仅仅计算法兰西一国，只从一八五一年二月二日起到一八七○年十月十七日止这几年中，他说被捕的政治犯多至一万四千一百十八人!这些人有的处徒刑，有的被流放。要之，虽然不都死掉，而总是生活在困难之中。

他这样讽示我们：社会有这样一种反优生的过程在那里作动，即淘汰其富于独立性的，而优容其奴隶性的!

如果他的推论不错：人在社会生活中，确于无意之间急进的，好改革的，容易被淘汰；又真勇者难得长寿，道德商人不易致富一类的话，也不是违反事实的。那么，有利于社会的人，有比较不适于生存的倾向是真实存在的。其结果于是成为：因袭的，服从权威的，狡诈的，圆滑的适于生存！是的，从来在社会上做人没有比媚上骄下的更少危险和安全，也没有比代行权威者的命令的有势力，替旧道德说话的得多数人信从，和因袭做人的省气力了。

中国人做了许多年代专制帝王手下的百姓且不说，又几次的被征服，几次被大杀戮，留存到今日的人自然是最精选的无疑。就智识阶级而论，多数是极稳健，多方面适应的。又许多是极善趋奉和有策略的，还有“东倒吃羊头，西倒吃猪头”的。自然中国人的性质当然也有好的方面，但问问外国的留学生，英法德美及日本诸国似乎商店都少有像中国的好说虚价；电车上和别处也少有像中国的善于“揩油”；官吏既少有像中国的好营私舞弊；有钱的人也少有这样喜欢将钱存放在外国银行里；蓄产业的人又少有这样喜欢挂洋商招牌的。诸如此类，笔难尽述。这又是什么缘故呢?

自利，对社会缺乏热情，以及殚于改革等等，这些是民族衰老的表象，也便是社会的自然选择作用指导他们走这样的路，因为这才更适于生存。

但是人和别的生物不同，别的生物是各个站在自然的面前的，利于自己的生存也就是利于种族的生存。人生却还要复杂些，人是生在社会里面的，奴隶性和自利性适于自己的生存但不利于群的固结；利他和牺牲有利于社会，但不利于自己的生存。个人的利益和社会的利益常常这样相冲突。到社会失其固结力而破坏时，同时这不幸便落到个体上来了。

上面所举出来的只是反优生作用使民族呈老态的一方面的情形。但个人和社会是互相影响的，不容易分开来讲。个人往往如一面镜子，能照见社会的一切，自己的行为又从这里复写出来；所以许多可以被认为反社会的行为并不是都发生个人性质的不良，只是社会的腐败所致。不过我们从遗传学上看，不良个性的人容易作反社会行为这也是的确的事。如果有兴致写，日后当说第二项，即阻滞进步的旧习惯堆积之为害。

1928年

李大钊（1889—1927)，

河北乐亭人。字守常。早年入天津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后任北京《晨报》主笔。1918年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兼图书馆主任，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促成做过重大贡献。1927年被军阀张作霖杀害。有《守常文集》、《李大钊文集》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