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的灵魂

黄昏之后。新月已经上来了，连无限好的夕阳都已经落山了。只有阴森森的鬼气。大门口的石狮子都皱着眉头，它们的真正厚到万分的脸皮上淌着冰冷的眼泪。

昏暗的黑魃魃的大门口，先发现两星红火，——这是两枝香；跟着，一盏灯笼出现了，灯笼的火光是那么摇荡着，禁不起风似的缩头缩脑，可是，因为周围是乌黑的，所以还勉强看得出那油纸灯笼上印着的三个红字：“×国府。”

听罢：那些打着灯笼捧着香的人一递一声的叫应着：

“阿狗!回来罢!阿狗，……快快儿的回来……罢!”

“回来了!回……来了！”

这是读者先生家乡的一种……一种什么呢?一种“宗教仪式”。据说，人病了，是他的灵魂儿落掉了，落在街上，甚至于落在荒山野地。所以要这样叫他，而且还要有一个人装着病人的灵魂答应着。又据说，这样一叫一应，病人的病就会好的。这种宗教仪式，叫做叫魂。自然，这种叫魂的公式，不一定是阿狗可以用，阿猫也可以用，阿牛、阿马都可以用。

听说所谓民族也有灵魂。因此很自然的，这位民族先生生病，也非得实行叫魂不可。

民族先生的病的确不轻。读者先生的贵处有一种传说，说阴间有刀山，有油锅，有奈何桥，有血污池；甚至于人的“生魂”也会到这种精致而巧妙的地狱里去受罪。譬如说，阴间的阎王把你用一只钩子吊住脊骨挂在梁上，那你在阳间就是“疽发背死”。现在这位民族先生的“生魂”，大概是被某一殿的阎王割掉了一只手臂。他在哀求着其他的九殿阎王救命；可是，这些阎王也正在准备着刀锯斧钺，油锅炮烙，大家商量着怎样来瓜分脔割。因此，民族先生的病状就来得个格外奇特。

于是乎叫魂也就不能够不格外奇特的去叫。听着：七张八嘴一声叫两声应的，把千年百代的十八代祖宗的魂都叫了出来，把半死不活的行尸走肉的魂也叫了出来，甚至于把洪水以前的猢狲精的魂也叫了出来。什么曾国藩，吴大澂，邓世昌……这些千奇百怪的魂，据说，都是民族的灵魂；又据说，这些灵魂叫回来之后，民族的病就会好的。

看罢：这是些什么灵魂?——第一批，是从汤山双龙庵式的特别改良的监狱里叫出姓李的姓胡的姓居的……等类的郁郁幽魂；是从通缉令之下叫出姓阎的姓冯的……等类的耿耿忠魂。第二批，是从北洋小站叫出孙传芳，张宗昌，段祺瑞……等类的在野军魂；是从苏杭天堂叫出庄蕴宽，李根源，董康……等类的耆老绅魂。第三批，是从中日之战的战场上叫出吴大澂，邓世　昌……　等类的鬼魂。第四批，是从明朝倭寇骚乱的义冢地上叫出王某李某……等类的　NFDAD　魂，第五批，是从西湖的精忠岳庙里叫出岳武穆的神魂。第六批，是从三国演义里叫出诸葛亮的穿着八卦道袍拿着鹅毛羽扇的仙魂。第七批，是要请地质学家在发见殷周甲骨文字的地层再往下掘，掘出所谓黄帝的精魂。哈哈，这位“炎黄胄裔”的民族，真不愧为五千年的老寿星，它居然有这么许多灵魂!

可是，这位老寿星病得个要死要活，还在这里叫魂，究竟它叫些什么?叫了来干吗?原来民族先生最痛心的，并不是日本阎王割掉了它的一只手臂，而是它自己没有出息，做不成功十殿阎王的一只手臂，替他们去抓赤化的活泼泼的一亿七千万人的生魂。如果它能够做到这种大功德的话，它相信自己就一定不会到地狱里去受罪的。因此，它特别哀痛的叫着梁忠甲、韩光第的冤魂。自然，还要加上张辉瓒等类的孤魂。

这样说来，叫了这些忠魂，幽魂，军魂，绅魂，鬼魂，　NFDAD魂，神魂，仙魂，精魂，冤魂，孤魂来，为的是要发扬民族的灵魂，——就是民族的意识。这民族的意识是什么?民族先生的生魂马占山回答得最清楚：

奴耕婢织各称其职，

为国杀贼职在军人。

换句话说，叫醒民族的灵魂是为着巩固奴婢制度。的的确确不错，如果我们把上面所叫的那些灵魂审查一下，哪一批不是为着拥护奴婢制度而斗争的?!好个“伟大的”岳武穆，他死了还会显圣，叫牛皋等不准抵抗秦桧，不准犯上作乱，他自己宁可遵守无抵抗主义的十二道金牌，把中国的领土让给金国，而不肯违背奴隶主的命令(见岳传)。现在抵抗不抵抗日本阎王的问题，不过是千个“把中国小百姓送给日本做奴婢，还是留着他们做自己的奴婢”的问题。其实，中国小百姓做“自己人”的奴婢，也还是英美法德日等等的奴婢的奴婢，因为这一流的“自己人”原本是那么奴隶性的。他们的灵魂和精神就在于要想保持他们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这种灵魂和精神，必须叫回来：

“一切种种的鬼魂，回来罢!”

“回来了!”

庐隐（1899—1934)，

福建闽侯人，原名黄英。早年考入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1921年参加文学研究会，为五四以后最早涌现的女作家之一。一生坎坷，创作以小说为主，带有自传色彩。有小说集《海滨故人》、《曼丽》、《女人的心》、《象牙戒指》、《庐隐自传》等。

男人和女人

一个男人，正阴谋着要去会他的情人。于是满脸柔情地走到太太的面前，坐在太太所坐的沙发椅背上，开始他的忏悔：“琼，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能谅解我——第一你知道我是一个天才，琼多幸福呀，作了天才者的妻！这不是你时常对我的赞扬吗？”

太太受催眠了，在她那感情多于意志的情怀中，漾起爱情至高的浪涛，男人早已抓住这个机会，接着说道：“天才的丈夫，虽然可爱，但有时也很讨厌，因为他不平凡，所以平凡的家庭生活，绝不能充实他深奥的心灵，因此必须另有几个情人；但是琼你要放心，我是一天都离不得你的，我也永不会同你离婚，总之你是我永远的太太，你明白了吗？我只为要完成伟大的作品，我不能不恋爱，这一点你一定能谅解我，放心我的，将来我有所成就，就是你的赐予，琼，你够多伟大呀！尤其是在我的生命中。”

太太简直为这技巧的情感所屈服了，含笑地送他出门——送他去同情人幽会，她站在门口，看着那天才的丈夫，神采奕奕的走向前去，她觉得伟大，骄傲，幸福，真是哪世修来这样一个天才的丈夫！

太太回到房里，独自坐着，渐渐感觉得自己的周围，空虚冷寂，再一想到天才的丈夫，现在正抱在另一个女人的怀里：“这简直是侮辱，不对，这样子妥协下去，总是不对的。”太太陡然如是觉悟了，于是“娜拉”那个新典型的女人，逼真地出现在她心头：“娜拉的见解不错，抛弃这傀儡家庭，另找出路是真理！”太太急步跑上楼，从床底下拖出一只小提箱来，把一些换洗的衣服装进去。正在这个时候，门砰的一声响，那个天才的丈夫回来了，看见太太的气色不大对，连忙跑过来搂着太太认罪道：“琼！恕我，为了我们两个天真的孩子您宽恕我吧！”

太太看了这天才的丈夫，柔驯得像一只绵羊，什么心肠都软了，于是自解道：“娜拉究竟只是易卜生的理想人物呀！”跟着箱子恢复了它原有的地位，一切又都安然了！

男人就这样永远获得成功，女人也就这样万劫不复地沉沦了！

吹牛的妙用

吹牛是一种夸大狂，在道德家看来，也许认为是缺点，可是在处事接物上却有一种刮刮叫的妙用。假使你这一生缺少了吹牛的本领，别说好饭碗找不到，便连黄包车夫也不放你在眼里的。

西洋人究竟近乎白痴，什么事都只讲究脚踏实地去做，这样费力气的勾当，我们聪明的中国人，简直连牙齿都要笑掉了。西洋人什么事都讲究按部就班的慢慢来，从来没有平地登天的捷径，而我们中国人专门走捷径，而走捷径的第一个法门，就是善吹牛。

吹牛是一件不可轻看的艺术，就如《修辞学》上不可缺少“张喻”一类的东西一样，像李白什么“黄河之水天上来”又是什么“白发三千丈”，这在《修辞学》上就叫作“张喻”，而在不懂《修辞学》的人看来，就觉得李太白在吹牛了。

而且实际上说来，吹牛对于一个人的确有极大的妙用。人类这个东西，就有这么奇怪，无论什么事，你若老老实实的把实话告诉他，不但不能激起他共鸣的情绪，而且还要轻蔑你冷笑你，假使你见了那摸不清你根底的人，你不管你家里早饭的米是当了被褥换来的，你只要大言不惭的说“某部长是我父亲的好朋友，某政客是我拜把子的叔公，我认得某某某巨商，我的太太同某军阀的第五位太太是干姊妹。”吹起这一套法螺来，那摸不清你的人，便帖帖服服的向你合十顶礼，说不定碰得巧还恭而且敬的请你大吃一顿燕菜席呢!

吹牛有了如许的好处，于是无论哪一类的人，都各尽其力的大吹其牛了。但是且慢!吹牛也要认清对方的，不然的话，必难打动他或她的心弦，那么就失掉吹牛的功效了。比如说你见了一个仰慕文人的无名作家或学生时，而你自己要自充老前辈时，你不用说别的，只要说胡适是我极熟的朋友，郁达夫是我最好的知己，最好你再转弯抹角的去探听一些关于胡适、郁达夫琐碎的轶事，比如说胡适最喜听什么，郁达夫最讨厌什么，于是便可以亲亲切切的叫着“适之怎样怎样，达夫怎样怎样”，这样一来，你便也就成了胡适、郁达夫同等的人物，而被人所尊敬了。

如果你遇见一个好虚荣的女子呢，你就可以说你周游过列国，到过土耳其、南非洲!并且还是自费去的，这样一来就可以证明你不但学识、阅历丰富，而且还是个资产阶级。于是乎你的恋爱便立刻成功了。

你如遇见商贾、官僚、政客、军阀，都不妨察言观色，投其所好，大吹而特吹之。总而言之，好色者以色吹之，好利者以利吹之，好名者以名吹之，好权势者以权势吹之，此所谓以毒攻毒之法，无往而不利。

或曰吹牛妙用虽大，但也要善吹，否则揭穿西洋镜，便没有戏可唱了。

这当然是实话，并且吹牛也要有相当的训练，第一要不红脸，你虽从来没有著过一本半本的书，但不妨咬紧牙根说：“我的著作等身，只可恨被一把野火烧掉了!”你家里因为要请几个漂亮的客人吃饭，现买了一副碗碟，你便可以说“这些东西十年前就有了”，以表示你并不因为请客受窘。假如你荷包里只剩下一块大洋，朋友要邀你坐下来八圈，你就可以说：“我的钱都放在银行里，今天竟匀不出工夫去取!”假如哪天你的太太感觉你没多大出息时，你就可以说张家大小姐说我的诗作的好，王家少奶奶说我脸子漂亮而有丈夫气，这样一来太太便立刻加倍的爱你了。

这一些吹牛经，说不胜说，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杜重远（1899—1943)，

吉林怀德人。早年留学日本。1923年回国，在沈阳创办窑业公司。曾任奉天省(辽宁)总商会副会长。九一八事变后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任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常委，创办《新生》周刊，任总编辑。1936年赴西安，对西安事变的解决作过贡献。1939年任新疆学院院长，后被军阀盛世才杀害。

最可怕的是什么?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这两句话是形容古人的涵养功深，横逆之来，能力持镇静。其实也未免形容得过分一些，人终究是人，怎能一无畏惧?不过生理的构造悬殊，胆量的大小各异，各人所怕因此就有不同罢了。

就我所知，有的人怕虫，有的人怕鬼，有的人怕呵痒，有的人怕老婆，有的人怕儿子，做官的怕上司，小百姓怕丘八大爷，囚犯怕牢头，洋车夫怕巡捕。中国官场中，听差怕老爷，老爷怕姨太太，姨太太怕听差，这是一种循环怕。老百姓怕官，官怕外国人，外国人又怕老百姓，这又是一种循环怕。可见人是各有其所怕的。

若要问记者怕些什么，我敢说平生有三怕：怕狗，怕匪，怕东洋小鬼。不过近年见了世面多，我这怕的观念也随着世局而改变了。

我小的时候最怕狗。因为狗这东西，像日本的军阀一样，不讲情面，不通理性，狂吠乱咬，一味蛮干。所以每赴邻舍，必携钩持棒，戒备森严。且据经验所得，狗来勿慌，狗叫勿动，若一直冲上前去，它必不战而退。若是你对它稍存客气，它就占了你的三省，还要吞并你的热河了。

其次是怕匪。我是生在一个奉吉交界的农村。清末民初，东北受了日俄战事的影响，乡间盗匪如毛；杀人越货的事，日有所闻。于是我丢下怕狗的心理，转而怕匪，认为匪是人间最可怕的东西。其后看过一部《水浒传》，才知道一百零八条好汉个个都是逼上梁山的，匪就是不良政治的副产物，人未有生而为匪的。九一八亡省后，义军蜂起，到处与敌为难，民族精神，全仗这般绿林英雄来表现，可见匪并不是最可怕的。

到了民国四年，我在中学卒业的时候，日本小鬼利用袁世凯称帝的野心，乘机提出廿一条要求。那时自恨手无十万雄兵，扫荡群虏，眼看着廿一条锁链，就锁在东方一个病夫的头上。于是我便丢下怕狗怕匪的心理，怕起日本小鬼来了。因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民国六年，负笈东渡，研究岛国政情，并考察实业。民十二年归国，一方本所学贡献社会，一方唤醒国人，一致抗争。还记到民国十五年，为日方要求在东北各县增设领馆问题，曾鼓起十万民众，作游行排货运动。当时奉天冈村领事，来约面谈，始则诱以种种权利，不为动摇。继谓：“君非日本留学生乎?君不见贵国大官，皆出身于敝国乎?君知其富贵之来源乎?”当时我就气极。痛斥冈村领事说：“阁下身任领事，代表国家，出此无耻言论，殊深骇异。君以官吏为可贵乎?不知人生最低要求即为生命。今敝国受制于贵国，形同猪狗，我这生命，早已置之度外，又要官做什么?”冈村赧颜逊谢而去。当时经过情形，载在东北各报。日方设领之事便因此搁置。我在那时方明白，只要中国人争气，东洋小鬼也是不足怕的。

但到了九一八变起，国土沦陷，河山变色。返顾国人，仍是纸醉金迷，争权攘利。闽战方了，宁夏师兴。有人再问今后记者还怕怎么?我的答复是：“天不怕，地不怕，最可怕的就是中国人穷打架。”

193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