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的末运

“五日一山十日一水”的国画，雪中寻梅闲坐驴背的国诗，走笔比钟表上的指针不很快的国书，捉麻雀式的太极拳，半点钟落一子的围棋……其中趣味，大非局外人所得悉，无以名之，姑名曰“雅”。

这些雅事，并非如反对者所见的那样简单，说是“闲来无事随便玩玩而已”。雅之至，能使胸怀开朗，忘却自我——借个玄名可谓已臻“化境”。

我国历代风雅名流，细数来可以抄订成册，而我自己非个中人，也知道不了几个，所以只笼统地把他们分为真假二大类：真的是很容易得到名利而自己实实感到那是俗事，陶渊明可以作此派代表。假的把雅事作为争名逐利的业余娱乐，而其代表人物就得抄名册了。好在我现在只说真的，这个名册就可以不抄。

真的雅人把生活和自己所嗜的雅事合而为一——“诗人本身就是诗”这句话，在这里可以放大说：“书法家的生命就是字，画家生命就是画。”

“雅”而到了“化境”，和参禅一样，能领悟到佛家所谓“静”、“定”、“慧”。不管他领悟到的是什么吧，这种心境推国家大事也曾有过用，王阳明的军中讲学虽不是从围棋入手，可是他的“镇定”，他的静中察动，是从“养性”来的。在这养性的过程中，他可以说和“真的雅人”是殊途同归，只是他把用途推广了一步。

那么我们现在的人先从做“雅”人入手，是否也可以进到救国？这可以答个十二分可惋惜的答案，曰：“不能。”

先说雅人们所以致雅之道：人的环境，须得先做到个“静”字——须得不缺米面，有厨子给做成熟的；又得离开市井听不到街上的热闹；最要紧的是飞机不来头上下蛋……这些条件能够一一做到的本来就不大容易，加以无论哪一种雅事都非有十年八年不为功，而这种不可多得的环境能维持到那么长久，在目下的中国恐不可能——只说飞机也够难以回避了。

现在已经雅到化境的人出而用事，虽然不必再加火候，也有诸多困难：静中养出来的“镇定”，也往往经不起大炮轰击。孟子的浩然之气，一生没有机会到火线上试去，我们不得知道行不行。王阳明先生虽在后方试过，但一来当日的弓弦没有现在的炸弹响声大，再则当日的土匪流氓乌合之众也没有今日帝国主义那样复杂，王先生对他们，好像成人看小孩子打架，自不愁措之裕如。若夫现在，敌人先派许多“游历”之士，来到我们天朝，上自军国大事，下及猫猫狗狗，大自山脉水道，小至厨房厕所，无不照了相，绘了图，计了数字（连我们有几多已臻化境的人物也计算在内），然后拟定了宜下手方案，计何处宜造“事件”，何处宜建“伪国”“伪会”，何人宜收买，何人宜恫吓，何事宜“合作”，何事宜“提携”……方案已定，按部就班做下去，自然无往不利（飞机战舰，备而不用可也）。这时雅人中纵有几个王阳明出现，其如人家事先连自列入统计何？

至若陶渊明一类的纯洁雅人就更不支了：东篱是否让他种菊，南山有没有义勇军，到那时谁也不敢保，那么他老先生的“悠然”常态也跟着不易保下去。

士大夫们的雅化境，只好让从前的士大夫独步了吧！我们既不生于当时，又非此家子弟，愧不能接受那种优美的文化遗产，让我们牺牲一点清福先来应付一下时代的俗务。俗务中需要的是“热”——每一个刺激来了都给它一个适当的反应，感觉灵敏的要负传达刺激之责，使自己感到刺激，别人也能感到。这工作中也需要诗，也需要画，并且也有“境”。只是这种化境是“热”不是“冷”——是热到血液沸腾不可遏止，不是飞机到头上来还要在化境中养神。

潘汉年（1906—1977），

江苏宜兴人。1924年参加创造社，主编刊物《洪水》。长期从事革命文化工作，曾任《革命军日报》总编辑，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委书记，30年代在上海和鲁迅一起，组织左翼作家联盟。后任中共中央与国民党谈判代表，八路军上海办事处主任。长期开展隐蔽斗争和统战工作。建国后任土海市副市长等职。1955年因错案被判刑，后含冤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