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痹”和“敏感”显然是两回事，但两者并不是绝对的。同一个人对这件事感觉麻痹，对另一件事也许感觉特别敏锐；同一事物，这个人无所感，另一个人竟大感兴奋；同一人，同一事物，今天各不相干，明天却发生密切关系，分解不开。这种情形是很多的，我想用不着举例；然而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却值得研究，所以还是要举例才说得清楚：
例如人和国家民族吧，有一种人并不感觉国家民族和自己有关联，国家民族的兴废存亡，他丝毫也不感痛痒，然而小而至于身上落一点灰尘，大而至于黄包车夫多向他讨去连半支纸烟都买不到的一块钱，他都会寝食不安，在心上长出一个疙瘩，久而不消；甚焉者，当场见效，向那车夫双眼直瞪，怒发冲冠，认为他大逆不道。从旁人看，也许以为他对国家和对一张买不到半支纸烟的钞票，未免是见秋毫而不见舆薪，轻重倒置；然而在他的心里，却刚好相反，国家是秋毫之末，而一张一块钱的钞票，比国家民族要贵重得多，伟大得多。就在这同一个人的身上，一边是麻痹，另一边又分明是敏感。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差别呢？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为什么“仁”？由于有爱，我们不妨把“仁”、“人”和“知”这三样东西的意义扩大：为什么重它？因为爱它；为什么爱它？因为知道它好，知道它有用处。例如那连半支纸烟也买不到的一块钱，人们为什么将要失去它便怒发冲冠？因为他爱它；为什么爱，因为知道它还可以买到半支以下的纸烟。倘使它连这点点用处都不值，人还会为它怒发冲冠吗？
推而远之，对国家民族也一样：要重视它先要爱它，要爱它就先要认识它。高尔基写道：“我把俄国人民看成特别的具有奇异天资的新的人民。”所以高尔基成了俄罗斯人民最热情的爱护者，也是俄罗斯最热情的爱国主义作家。列宁格勒的炮兵班长还击敌人的时候，下令道：“为了普式庚，放！”“为了涅克拉索夫，放！”就因为他深知与深爱着俄罗斯的文化传统，所以他对于要毁灭这文化传统的法西斯，抱有无限的愤恨。
麻痹与敏感，差别的根源，是由于知，由于爱。没有这些，便感觉麻痹，有的，便立即发生敏感。
194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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