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那首《题三义塔》诗的最后两句:“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现在相当流行。不仅流行于中日友好往来的场合,也流行于海峡两岸同胞相呼应的场合。这是好事,我们很赞赏这个“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兄弟感情。
可是,有时候这两句诗也会用走了样。本来的意思是在一笑中泯灭掉过去的仇恨。而现在有些论调,却从“泯恩仇”进而“泯是非”了。
比如胡适这个人,如果他现在还活着,我们对他还是要团结的吧。假如他愿意回大陆来看一看,我们一定是以礼相待的吧。假如他愿意讲学,我们的复旦大学很可能请他开一个“实用主义讲座”吧。假如他是赞助祖国统一大业的,那就更好了,就用得上了“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两句诗了。
但是不能因此就说,过去的是非也可以一笔勾销。比如说30年代鲁迅、瞿秋白对胡适的批评究竟对不对?后来我们学术界对胡适“实用主义”的斗争究竟谁是谁非?他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真理像个百依百顺的姑娘,你爱怎样打扮她就怎样打扮她”,这种说法究竟错不错?尽管我们的批评也有某些缺点,但是总有一个是非界限是不应模糊的。而现在却有一些人倾向于贬低过去对胡适的批评,好像胡适是吃了“冤枉”了。这就到了“相逢一笑泯是非”的地步了。
胡适早已成为古人,但是像他这样富有代表性的活人还不少。我们相信,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我们是可以做到“相逢一笑泯恩仇”的。但是在任何场合,也不能把严峻的是非问题说成是一场历史的“误会”而付诸一笑。为什么?因为对流行的资产阶级思潮的斗争,还是今后长期的任务,怎么可以泯灭是非的界限呢?
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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