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学校和造坟墓

我是昆山人，这次回乡去，看到原先去火车站路边的荒田中，忽然办起了一所很漂亮的中学，再一看名字，叫“葛江中学”，我想昆山并无葛江，这名字从何而来，后来一问昆山的朋友，才知道这“葛江”两字，是一对华侨夫妻的姓氏。

原来在1923年时，昆山有葛、江夫妻两人，出去到某国靠手艺谋生，几十年来，积了一笔不算太大的财产。后来丈夫死了，妻子则好几次回国来探亲，她深为昆山这几年来的发展感动，有一次她带了几十万元钱回来，捐给昆山，建议办个中学，这就是葛江中学的由来，葛是她丈夫的姓，江是她自己的姓。而且在学校开学之日，她还向每一个学生送了一个书包和一支钢笔。她说她自己没有文化，希望下一代能有高度的文化。

一个华侨，当年因无以为生才背井离乡，远适异国，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生活了60多个春秋，靠手艺积了几个钱，最后捐给了故乡，为故乡培育人才。我听这件事，很受感动。进校去，默默肃立在他们夫妇的像前，油然而生敬仰之情。

也在那几天，我从上海《解放日报》上读到一条中国新闻社发的消息，说温州迷信之风大盛，有一个乡捐出造庙的钱有六十多万元，而这个乡七所小学5100名学生每年总共只能得到公用经费1007元。温州这个地方，当然是社会主义的中国的一部分了，几年来它以“温州模式”闻名于世。不久前我去观光，到处是万元户，到处是新造的房屋和新造的坟，你如果在公路上走一走，则路边山上，累累者皆坟也。他们不仅造墓，也在造庙，而且有的庙造价逾12万元，其规模之大，也可想而知了。

把这两个见闻融在一起，如果得出这样的印象，即在资本主义国家生活了60多年的老华侨，他们省吃俭用，积了钱捐给自己的故乡，建筑学校，培养人才；而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温州新富翁，发了财却热衷于造坟、造庙，大刮封建主义的歪风。这当然是不准确的。

如果再套用一个常用的公式，即意识形态是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一定的经济基础，表现出一定的意识形态，依此公式去理解上述现象，即资本主义教人发奋向上，以哺育英才为己任，而社会主义却使人走向迷信，更是牛头不对马嘴了。

但你又无法否认上面的事实，怎么办呢？

若说这是个别现象，不作数的，当然也说得过去。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华侨搞封建迷信活动的也不少，说不定在温州大造坟墓的就有海外侨胞；而温州的新富翁捐款办教育的，未必就没有人在。这样说来，彼此彼此，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我想，是不是还可以进一步透视一番呢？非常清楚，决不是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问题在于我们所讲的社会主义，恐怕还没有划清同封建主义的界限。这当然不能责怪温州的人民，问题是我们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嘴上说的是社会主义，实际上却在有意无意之间提倡了封建主义。什么一言堂、家长制、第一舆论说了算，不就有很浓的封建色彩吗？特别是十年动乱期间，什么红五类、黑九类之类的血统论大行其道，这一切，不都是向封建社会蜕化吗？更可怕的是，这一切都是挂上社会主义的招牌，在“革命”的名义下进行的。这一切既然“合法”，那么造坟造庙，又有什么办法能禁止他呢？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们过去种下去的既然不是优良种子，怎么希望它今天结出优良的果实呢？

从办学到造庙这个对比中，可以使人深思封建主义的顽强性，给人以启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路，漫长而不平坦。

改革不仅仅是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它还包含人的思想观念的更新。封建思想这条瘸腿对改革的促退作用，是我们在前进路上不可小看的。

1988年

李欣（1915—1999），

河南荥阳人。现名胡昭衡。抗战前，就读于北京大学。1933年参加北方“左联”，后进入解放区。六十年代出版杂文集《老生常谈》。著有小说《乡居散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