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的糊涂

自从“名字叫的很怪，文章还能看下去”以后，便很有几个人问我为什么叫钟惦棐？我也说不出我为什么叫钟惦棐。我的父亲是个银匠，发蒙时除了按照排行统一用字之外，另加一个发财的“发”字。可是我初中只读了一年，就晾干了，心想我“发”了什么？于是改了名。当时还不知道有个新诗人叫李金髪，是很可能和鲁迅说的那个王金发同名的，否则也可以按照这个路数，以“发”作“髪”，既摩登，又省事。

但我的糊涂尚不止此，比如“西部电影”，至今被人奚落。看来“无知”的罪名是铁铸的了。其实，当初我又何尝想争个发明权，只是在电影《人生》之后，我在西安电影制片厂有一次发言，顺便提到这个，于是被传开去。当时西安电影制片厂很有一股劲头，要在大西北作出一番前人没有做过的事，苦无适当的语言表达，这才对它感到兴趣。言者既无贩卖美国陈货之心，听者也无按照美国配方炮制新片之意。如今被学者名人考据出来，说这是美国的王致和，不可借用！学者名人优于我辈无知者，凡有高论，是断不会错的。但谬种已经流传，却又发生了相当不坏的效果，似与郑板桥写的那横幅“难得糊涂”不谋而合，便只好请高手们暂息雷霆之怒，看看它是否真的有那么可怕。如果遇事都要寻根究底，弄出个来龙去脉，于人于己，怕也不很方便。梅志写了《胡风传》，详述胡风蒙冤经过，当事者舍此而大谈“西部电影”和“西部文学”，难道也不怕读者会以为这是在“顾左右而言他”么？中国西部电影只要不出现那种通常被认为是美国西部片的标志和特征，那就放手拍。至于是否也会出现广义性的“淘金热”，现在谁也不敢说，在那些沉睡若干万年的荒原上，谁知道它的未来会出现什么奇迹！

前几天见一位电影发行放映学会的负责人，他希望有人写文章纠正一种观念——以为电影发行就是电影商人。我嗯嗯着，心想商人有什么不好？最近云南个旧来人说他们每两月出一本影评小册子，一次得花800元，皆由电影公司开支。而一个全国性的影评学会，至今一文不名，两袖清风！《流浪汉与白天鹅》的导演要在北京开个座谈会，厂里不给钱，使一个筹备了好几天的评论活动告吹了！当时我真想说：“我们给钱。”但说不出，因此也很想学习个旧，投靠电影公司。中国人对商人持轻蔑态度，恐很受了些白居易的《琵琶行》和戏曲“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影响。其实它们只是文人学士的自我写照。宋时就重门阀，商人更属于末流。但要勒索，商人又成为重要对象。民国以后的各路军阀，每到一处，首先找的就是商会，仅云贵的鸦片烟商，就养肥了好几位著名人物。可见糊涂的只是文士，军阀们并不糊涂。

近读报刊介绍哈佛，说它是个由公司经办的大学，也很令人开窍。教授学者们并不以受雇于某一公司感到脸上无光。

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拖着一条长长的“士”的尾巴，什么都要正名，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因此一听说世界上还有“酋长国”，就不免摇头。但阿联酋长国如今成了全世界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于是，不说话了。

如今的改革很遇到一些正名派，他们总是哭丧着脸，说这个是“祖宗家法”，动不得；那个是不义之财，不能要。这是由于他们已经奠定了个殷实的家底，国家盛衰，和这些人实在毫无关系。如果一旦大家都必须受雇于某一公司，不限期交出一定数量的合格产品，便要辞退，他们的气出的可能就不那么匀适了。

1986年

秦牧（1919—1992），

广东澄海人。原名林觉夫。父亲为华侨富商。少年时代侨居新加坡。回国后在汕头、香港等地求学。抗日战争时期，辗转广州、桂林、重庆等地从事编辑、教师工作，并开始创作活动。文学活动领域涉及散文、小说、儿童文学和文艺理论。代表作有《秦牧杂文》、《艺海拾贝》、《花城》、《潮沙和船》、《语林采英》、《华族和龙》、《长河浪花集》等，另有《秦牧序跋集》、《秦牧旅游小品选》、《秦牧知识小品选》行世。秦牧是当代著名散文家，其散丈语言优美、知识丰富、哲理性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