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允许我下笔伊始就承认，我写这篇随笔没有充分的材料作依据。我从来没听说过富人，也没有见过富人。我常常以为发现了他们，但到头来却不是那么回事。他们一点也不富裕，反而很穷。他们手头拮据，迫于花钱时，不知道到哪里才能筹措到一万块钱呢。
我研究过一些事例，统统出了同样的错误。能雇用十五个仆人的人家，我常常想，该算富有吧；一个女人开着轿车去闹市区买一顶价值五十元的帽子，她一定很有钱吧。其实一点也不。调查研究的结果证明这些人并不富裕，他们手边很紧。他们自己也是这么说的，“手头拮据”便是他们惯用的字眼。当我看到八个衣冠楚楚的人坐在一个特别包厢里看歌剧，我就知道他们手头拮据，尽管他们驾着轿车回家，但是与富有毫不相干。
我有一位年收入一万元的朋友，不久前唉声叹气地对我说，他感到要赶上富人是绝不可能的，按他的收入，不可能办到。我认识一户人家，年收入二万元，也这么对我说，无法赶上富人，任何想追赶的企图都是徒劳的。有一位我非常尊敬的人，一位年收入五万元的律师，开诚布公地对我说，他认为根本无法赶上富人，还是安贫为好；他说他只能请我吃一顿便饭，即所谓的家常便餐（这一餐有三个男仆和两个女仆服侍），要我多多原谅。
我不记得见过卡内基先生。如果曾有幸见到的话，肯定他会对我说根本无法赶上洛克菲勒先生。毫无疑问，洛克菲勒先生也必有同感。
另一方面，某些地方总会有富人，这绝不会错。我常常见到他们的形迹。我做事的那栋大楼的看门人曾对我说，他有个堂兄在英国，眼下在茜南铁路公司做事，周薪十英镑；他说，如果这家铁路公司没有他，便会一筹莫展了。我家那个洗衣女人也对我说过，她有个很富裕的叔叔，住在温尼伯，有自己的房子，没有任何债务，还供两个女儿念高中。
不过这些仅仅是道听途说的富有例子，我可不保证都是真实的。
不言而喻，当我谈到富人，谈论他们是否幸福的时候，我只能依据自己耳闻目睹的人来得出结论。
可以断定，富人经受了种种痛苦的考验，他们的痛苦和不幸是穷人闻所未闻的。
首先，我发现富人总是为钱的问题苦恼，没完没了地受罪。当英镑的兑换率一天之内下降百分之十，穷人却舒舒服服地安坐在家里。他们在乎吗？一点也不。入超像洪水般冲击全国，该谁去填平抹齐呢？富人。活期借款的利率猛涨百分之百，穷人仍能花上一角钱坐下来看场电影，纵声欢笑，若无其事。
可是富人呢，他们一直都在为钱烦恼。
举个例子吧。我认识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斯巴格），按他的私人存款数目，上个月他超支了两千元，在俱乐部的晚餐桌上他同我讲起这件事。他闷闷不乐，要我原谅他心绪不佳，这件事令他大伤脑筋，他认为银行提醒他留意此事是很不公道的。我对他的心境深表同情，当时我自己也超支了两毛钱。我明白，如果银行开始停止透支的话，下次就可能轮到我了。斯巴格认为，当天早上就得打电话叫秘书卖掉部分证券，以弥补这笔超支金额。逼到走这一着棋看来是令人再难堪不过了，穷人决不会沦落到这个地步。我了解这类情形：他们可能得卖掉一件家具，但设想一下，这与非得将自己办公桌里的证券卖掉比较起来，个中苦味则是穷人无法领略的。
我同斯巴格先生还常常谈到财富的问题。他是个白手起家的人，一再告诉我，他积攒的财富对于他只是个负担：他说如果他仅仅拥有生活所需的那些平平常常的东西，会感到幸福得多。我同他常常一起共进丰盛的晚餐，这时，他总对我说，他宁愿吃点普普通通的焖肉，加上一碟萝卜泥；他还说，要能从其所好，他宁可吃两条炸香肠加一块面包这样的晚餐。是什么使他不能从其所好呢，我可忘记了。我亲眼见过斯巴格把一杯香槟酒（或者把干完的香槟酒杯）搁在一旁，显出颇为轻蔑的神情。他说还记得他父亲的农庄，后面有一条小河，他常常在河边草地上躺直身子，把水喝个够，香槟酒喝起来可从来没有那个味。我建议他伏卧在俱乐部的地上，只喝下一瓶苏打水，他却不愿这样做。
我很清楚，假如可能的话，我的朋友斯巴格会乐意将拥有的财富统统放弃的。了解内情之前，我总是凭想象认为财富可以扔掉，现在看来绝不可能。它是人们责无旁贷的一副重担。谁要是有了足够的财富，谁就有了为社会公益服务的工具，就得把它看成是为世界造福，使他人过得快活的手段——简言之，看成是一种神圣的职责。斯巴格常常同我谈论这个题目——使他人过得快活的职责，一谈起来就没完没了，直谈到深更半夜，拿打火机为他点烟的侍者都靠着门柱睡着了，等在外面的车夫冻得蜷缩在汽车座位上。
我说过，斯巴格把他的财富视为一种神圣的职责。我常常问他为什么不把它捐赠给——比如一所大学吧。但他对我说，很遗憾，他不是大学毕业生。我提醒他注意：有必要给大学教授增加养老金。尽管有卡内基先生和其他人所作的努力，仍有数以千计的教了三、四十年书的老教授，日夜操劳不息其收入不外乎那份工资，而且超过了八十五岁高龄，就再也没有供给来源了。可是斯巴格说，这些人是国家的功臣之辈，他们的工作本身就是报偿。
然而斯巴格先生的种种烦恼，毕竟只涉及个人（因为他是单身汉，毫无拖累）。无声的大悲剧可能每天都在富贵人家，或者更严格地说，在他们的府宅里上演着——这种悲剧，幸运的穷人偶有风闻却全然不知其内幕。
就在几天前的一个晚上，我被邀去福勒家晚餐，便见到了这样的情景。当我们进屋就餐时，福勒太太在一旁静悄悄地对她丈夫说：“梅道斯说什么没有？”他摇摇头，神情颇为忧郁，接着答道：“他还是什么也没说。”我看见他们互使眼色，同病相怜，心心相印，真是一对处于患难之中的恩爱夫妻。
他们与梅道斯是老熟人了，我的心不禁大为震动。晚餐的整个过程中，梅道斯（他们的管家）每上一道菜来就斟一次酒，但我能够感到一定有什么大的不幸降落到了朋友们的头上。
福勒太太起身告退后，剩下我们俩独自喝着葡萄酒。这时，我把椅子挪近福勒说：“亲爱的福勒，咱们是老朋友了，要是我冒昧动问的话，请您原谅吧。我看出您和您太太的处境不妙呢。”
“是的，”他用悲伤而又平静的口吻说，“我们的处境确实不妙。”
“对不起，”我说，“请告诉我——把事情说了就会好受些，是不是梅道斯的事呢。”
“不错，”他说，“就是梅道斯的事。”
大家沉默片刻，但我已明白福勒将要说些什么，感到他的话已到嘴边。
“梅道斯，”隔一会儿他开口了，竭力抑制住自己不流露出感情，“就要离开我们了。”
“可怜的老朋友！”我说着，拉住他的手。
“真是难办，是吧？”他说，“富兰克林去年冬天走了——那不是我们的过错，我们尽了一切努力。而现在，梅道斯……”
他说话的声音，近乎啜泣。
“他还没有直截了当说什么，”福勒接着说，“但是我们明白，他简直不可能再待下去了。”
“他说出个原因没有？”我问道。
“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福勒说，“事实上只不过是合不来而已。梅道斯不喜欢我们。”
他把手捂住脸，一言不发。
过了一会儿，我静悄悄地离开了客厅。几天后，我听说梅道斯走了。有人告诉我说福勒夫妇很失望，只好住进帕拉弗大旅店的一个有十个房间四个澡室的小套间，在那里凑凑合合地捱过冬天。
然而，谁也不必把富人的日子描绘得全然黯淡无光，他们之中确有真正无忧无虑、幸福无比者。
我察觉到，那些拥有大量财富却又不顾倾家荡产的富人尤其如此。他们可以在证券交易所、银行，或者通过其他多种途径倾家荡产，要想破产总是不难的。
富人一破产，照我的观察，他们的一切都会很好。那时他们可以得到想要得到的一切。
就在最近，我有机会证实情况确是如此。我和我的朋友一起走着，一辆汽车从旁驶过，车里载着一个衣冠楚楚的青年，正同一个漂亮的姑娘一起谈笑风生。我的朋友把帽子高高举起，得意地向空中晃动，以示友好和良好祝愿。
“可怜的爱德华乐天派！”他说，车子早已一溜烟不见踪影了。
“他出了什么事？”我问。
“你没听说过吗？”我的朋友说，“他破产了——彻底搞光了，分文不剩呢！”
“天哪！”我说，“那太惨了。我想他只得把那辆漂亮的汽车卖掉，对吧？”
我的朋友摇摇头。
“啊，不，”他说，“他不会那样做的。我想他的太太不肯卖。”
我的朋友说得对。“乐天派”夫妇并没有把车子卖掉，也没有把他们那座沙石结构的豪华公馆卖掉。他们太喜欢它了，舍不得那样办。有些人认为他们会把歌剧院的包厢出让，现在看来也不会。他们非常喜爱音乐，不会那样做的。与此同时，“乐天派”夫妇破产归破产，快活归快活，虽然身无分文是众所周知的事。有人这样告诉我：要想快活，你只消花上十块钱就可以买到。
方汉泉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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