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有虚假的高雅，便有虚假的庸俗。《卡门》便是虚假地庸俗的典型作品。对自诩高雅者来说，这是一个圈套，但音乐家们都能识破这个圈套，而且，就我所知，没有一位音乐家不给《卡门》以应有的地位。
可是，没有一部杰作受到比它更不公正的待遇了。我在大学时曾去波尔多的大剧院看《卡门》，“棕发的烟厂女工”和“小兵们”的难听的口音使我以为这不过是滑稽可笑的演出。多年以后我才发觉，那场卡门的演出正是恰如其分。那是狂欢的场面，弥漫着茉莉花和屠宰场的气味，老百姓在这个夏季的礼拜天纷纷涌上街头，向坐在敞篷马车上驶向斗牛场的、光彩夺目的斗牛士们欢呼。在第二幕，一位十分年轻的舞蹈家，雷吉娜·巴代，在“posada”的桌子上翩翩起舞，其他演员和公众为她击掌助兴。
我们对卡门并不生疏。她披着发亮的卷发，插着石竹花，在圣卡特琳街上兜售阿卡雄的沙丁鱼，周围是一群瘦弱的但叫人生畏的小流氓。舞台只是日常生活的延续。剧中人埃斯卡米约，对我们来讲，就是格里达、马桑蒂尼、赫威尔特、阿尔加贝诺、富恩特斯、波比塔，总之，我们在temporada（西班牙语：斗牛季节）所欣赏的所有的dicstros（西班牙语：斗牛士）。
这位吉卜赛姑娘脸上充满激情，这正是虔诚的师长们要我们多加提防的。坏女人，该下地狱的婊子，士兵们为她开了小差，成为杀人犯。在我们学业结束时，传道者曾经作过真实的描述：
你们可以逮捕我，
但我杀了她，
卡门，我热爱的卡门！
我走出剧场，在列柱廊里遐想了片刻。西班牙的风忧愁地吹起图尔尼林荫道上的尘土，大滴的雨点打在石块路面上。
对这件事我记忆犹新，便对孩子们说：“你们应该去听听《卡门》。”于是，一个星期六晚上，我们便去了喜歌剧院。孩子们一定会兴高采烈的，我事先便感到由衷的高兴。我向他们描述了热热闹闹的第一幕，阳光灿烂的西班牙广场，骑坐在椅子上的卫队士兵、香烟工厂、骑警、还有唱着歌的小男孩，还有相互扭打的烟厂女工，还有袒着胸的卡门，她的彩花被撕破，茶花似的肩头在流血。我向孩子们预言说：人群一定会赞赏不已，顶楼的观众会欣喜若狂，会一个劲地大喊“再来一次”！
多么奇怪！我们对可怜的法兰西喜剧院挑挑拣拣，因为我们偶尔去那里看戏。但是从来谁也没有想到去喜歌剧院订星期六晚上的包厢，去看《卡门》。观众中什么人都有。有戴着夹鼻眼镜好似失明的综合工科学校学生，有刚出茅庐的圣西尔军校的学生。因此，剧团“不卖力气”。序曲演得很一般，缺乏生气，仿佛是二流咖啡馆的演技。幕布拉开，广场上空无一人，平台上凄凄惨惨，在邮局的栅栏后面，几个职员无精打采地唱着，他们显然打定主意要“尽量少卖劲”。
然而，这部古老的杰作最终占了上风。它使昏昏欲睡的职员逐渐兴奋起来。唐若塞大腹便便；在唱“你扔给我的花”时震耳欲聋，然而，到了最后一幕，他终于发挥了风格。尽管演员们不尽如人意，《卡门》本身的魔力最后还是发挥出来了。绝妙的最后一幕！
首先是粗犷的、气喘吁吁的音乐，它在我的血液中唤起了狂热，那是我们都熟悉的狂热：在斗牛以前，在等待这种悲惨的快乐时……
卡门戴着雪白的头纱，在一片扇动的扇子中间走出来，她挽着埃斯卡米约的手臂，直起脖子，用沙哑的声音唱道：“是的，我爱你，埃斯卡米约。”突然，在这个节目的喧嚣声中，在这个明媚吉日的金色尘埃中，传来女友焦虑的声音，仿佛是霹雳的先兆：“卡门，别待在这儿；他在那里，唐若……他藏着……你当心！”
plaza（西班牙语：广场）音乐消失了。那人从墙角走出来，于是开始了永恒的呻吟：“我不是在威胁，我在恳求，我在祈求……”接着是那句从古至今，普天之下，凡在这个爱情转折点时都必然出现的话：“我忘掉一切……我们从头开始……”还有那句一再重复的、单调的告诫，那句绝望的、却无法打动女人铁石心肠的话语：“卡门，还来得及……”（我们无法忍受地感到这一切是命中注定）然后是这声呜咽：
“你不再爱了！”小提琴声如泣如诉……还有后来发生的一切，直至唐若塞的最后呼声。这呼声击中我们心灵的最深处，因为它突然揭示一个无法忍受的事实，这事实本为人所共知，可是，要想活下去，就必须将它掩饰。尼采曾这样谈论《卡门》：“这个爱情的手段是斗争，它的基础是性别之间不共戴天的仇恨……”那些难以理解的、公众不得其门而入的杰作是幸福的！卡门和曼侬的咪咪同系——而美学家不屑于将卡门与后两者区分开——但卡门属于另一类型，属于神圣家庭。卡门劳动，为一家公立工厂干活。有哪一位布鲁诺·瓦尔特，哪一位心地纯洁、天性诚挚的艺术家敢于拯救这个被侮辱被剥削的女人，使她恢复原始的风韵和永恒的青春呢？
桂裕芳 译
季奥诺（1895—1970),
法国作家。代表作有《四海之歌》、《屋顶上的轻骑兵》等。作品多讴歌南方明丽的山川和淳朴的民风，与现代文明的喧嚣浮华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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