橘黄色旅行中的奇妙瞬间

公　爵

出国旅行总带有某种虚幻的色彩。每每离开故土时，你的心中便会油然而生这样的感觉：不久自己就将进入一种奇异的飘游状态。真实情况是（我不明白为何那些怀疑论者总愿使真实变得惨不忍睹）陌生世界往往意味着惊讶、恐慌，对奇遇的贪婪以及一连串的忐忑不安。这种忐忑不安往往始于对自身过于热衷的怜爱，终于对家乡如痴如醉的思恋。根据以往丰富的经验，我个人以为，对于旅行者而言最美妙的时刻闪烁于路途之中。否则，我们就不会时时刻刻地摇摆于未来和过去之中，就不会向犹如半男半女之神一般神秘的现在投去难忘的一瞥了吧？此时此刻，我正努力在记忆中搜寻，搜寻那些旅行中曾给我带来愉悦的瞬间。其中一些已由于时光的流逝而改变了色彩。然而，时光并未改变它们那飘洒于窗前的细雨。我伫立于窗前，静静守候着这些瞬间的出现，守候着微笑，守候着忘我的境地。于是……

1968年12月，我同阿列克桑德鲁·依瓦修克一起访问印度。阿列克（对其英年早逝我时常叹息不已）是这么一个人：脾气急躁、武断，满脑子故事（都是些最为简单的胡编乱造，但却使人啧啧称绝），妄自尊大（他的家族之树——全是他自己的发明——伸展到了瑞典王室，有一枝丛甚至长到了弗兰兹·约瑟夫国王的花园），优雅，有时又彬彬有礼，常常由于人们对其小说爱得不够而火暴万丈，可是——真是绝了！——又对那些使他含冤入狱，折磨他、用锤子敲碎其牙齿的人十分宽容。此公有两大基本弱点：对每个漂亮女子都一见钟情，不喝白酒。在此方面，我正好与之相反，但也仅仅在一半意义上，因为我几乎一刻不停地端着酒瓶，常常阻碍他的爱情出击，并千方百计地凭借口语的魅力使得他的成功黯然失色。在印度逗留期间，阿列克同时爱上了我们商务参赞的妻子，一个印度姑娘，一位议员的夫人（她是巴黎大学文科毕业生），两名在孟买巡回演出的列宁格勒剧团的芭蕾舞演员，还有一位美国外交官的千金。尽管如此，他依然从百忙中抽出时间来对我的捣乱行径表示蔑视，我确确实实也让他抓住了一些把柄，使他得以一吐心中的怒气。飞机曾在雅典（去途中）作中途停留。登机前最后一刻，他才好不容易从一辆公共汽车的阶梯上把我拽了下来。我原本还想到卫城溜达一圈，吻一吻伯里克利的阿斯帕西娅的影子哩。在德黑兰（返程时）他竟贿赂机组人员，企图把我从中途撵下来。好像是在大马士革，我落入了草创时期基督教徒的境地。看到列依到处忍饥挨饿，我忍不住想寻找一些使徒脚跟上剥落的赤金。最令他恼怒的一回是在开罗。当时，我们准备搭乘布拉格开往雅加达的班机去孟买，没想到一等就是十三个小时。那天，布拉格下着大雪，飞机无法起飞。整整十三个小时，依瓦修克，就像蹲监狱一般，不辞疲劳地在过境大厅里来回走动。而我则独自一个人，舒舒坦坦地享用了十三杯法老鸡尾酒。我真怀疑这是由硝酸甘油，眼镜蛇的毒汁，尼罗河的泥水，鳄鱼的梦等等调制而成的一种混合物。十三杯鸡尾酒使我得以昂首阔步地登上了飞机，得意洋洋地看着救生衣和三把小刀（一旦飞机坠落阿拉伯海，我可以用它们切割鲨鱼），轻松自如地聆听航空小姐的指示。我仅仅记住了这两句话：请诸位安然入睡，我们守护着……阿列克倒头便睡。而我出于恐慌，朝飞机尾部走去（听一位专家说飞机坠落时都是头朝地）。坐定之后，我开始试试小刀的锋芒。一位印度人，看上去比我还要胆怯，问我是否愿意同他交换一下救生衣。当时，我还比较清瘦，印度人至少比我胖三倍，他请我喝了杯威士忌。我和他交换了器械。我不时地朝窗外张望：下面是海水，上面是星斗，连一丝陆地的影儿都见不到。忽然，由于一股气流的冲击，飞机下滑了大约一百米。印度人示意我穿上救生衣。我们俩以疯狂的速度武装完毕。然后我咬住橡皮嘴，开始使劲地给救生衣充气。这时，一位长着金黄头发的空中小姐看到我们，尖叫了一声。恐怕唯有在中欧山林的围猎中才能听到类似的尖叫。同她一起的副驾驶员确信发生了斗殴或非礼行为，一个箭步从驾驶舱里冲了出来。两人开始朝我和印度人吼叫：你们已错过了时机，等等，等等……阿列克能流利地讲好几门外语。捷克语他也能咕哝几句。他从甜梦中惊醒，气恼地为我翻译道：“喂，你们这两个白痴，如果我们坠落到海里的话，你们俩将毫无生路，因为穿着鼓鼓的救生衣，你们是无法从窗口爬出去的。”我不满地回敬了几句。印度人则失声痛哭。六小时之后，我们安然无恙地抵达印度之门——孟买。可惜，小刀没能插在鲨鱼的背上。离开布加勒斯特时，温度计指向零下七度，而到了孟买，一大清早气温就已高达四十度。机场上，没有任何人迎候我们。印度洋地区处处都弥漫着腐烂海藻所散发的臭气。我们的身上顷刻汗流成河。我真想用一公升血来换取一立方米的冰块。令我惊恐但却使阿列克欣喜的是，一位印度少年竟主动搭腔，想出租给我们两条蛇，声称缠在胸口，能使我们凉爽一些。他有着整整一口袋蛇。倘若那三把割鲨鱼用的小刀还留在身上，我至今都不敢保证那个小贩会免于一死。然而，阿列克却付了两个卢比，心满意足地做起了深呼吸，仿佛正置身于布切齐的绿色森林之中。我们在印度一共逗留了七个星期。这一期间，我无时、无刻不生活在对蛇和蜥蜴的恐惧之中。到处都蠕动着可怕的蛇和蜥蜴。睡觉时，我们用纱帐罩住床铺，以防那些硕大无比的昆虫叮咬我们的皮肉。我怀疑这些昆虫恐怕连每间房间都不可或缺的十至十五条蜥蜴都难以一口吞下，而得首先咬成碎块，然后方可细细咀嚼。在位于喀拉拉的椰子之乡科摩林角，我们下榻的宾馆正好与一座博物馆（如果可以这么称的话）相毗连。广袤而神奇的印度土地上的形形色色的蛇类在此都应有尽有。阿列克曾两度光临过博物馆。而我，只要一听到那恶毒的“咝咝”声，就会整夜像柳条一样哆嗦个不停。当我在梦中尖叫两分钟后，我会蒙上一条毯子，惊慌失措地向过道冲去。而每次都会撞上门槛旁酣睡的服务员。每到一座城市，我们都会准确无误地于下午五点将自己关进房内，一直待到次日清晨。印度宾馆的楼层都无一例外地用铁栏杆隔开，再加上笨重的铁锁，以防小偷闯入。所有宾馆职员都睡过道。经理常常亲自挂帅。门前划着无数道粉笔线条，人人都有其指定位置。早晨，在我们去吃早餐时，总会闪出一个男孩，挡住我们的去路，为了挣取一个卢比，他让獴与眼镜蛇在我们面前交战。或者，就从木桶里倒出一条足有十米之长的巨蛇。我始终摆脱不了这一念头的折磨：在如此众多的恶龙中自己恐将难以生还了。而依瓦修克却慷慨解囊，确保我们的旅途中充满最为令人作呕的爬行动物，因为我曾两次对其大作表示恭维，第一次是在甘地墓前（现代印度伟大的奠基者被安葬于印度洋几十米深处的一块岩石上。一年一度，即在其诞辰之日，阳光才穿过海水，照射其额头，以表示星辰对这位为一个伟大民族的自由而牺牲的英雄的敬意），第二次是在加尔各答泰戈尔故居。我向阿列克表示对于我那在快乐语言中成熟的大脑而言他的小说太深奥难懂了。在监狱中，阿列克承受了牛鞭的抽打，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但我的报复却差点使他神经错乱。阿列克对淋病患者怀有特殊的恐惧。听说这些家伙总是身着长袍，头戴兜帽，脖子上挂着铃铛（铃铛一响，人们纷纷敬而远之），在大街上横冲直撞。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和他握手，传染他。“真令人愤慨，”阿列克怒火中烧，“警察为何不将他们隔离起来呢？像我这样马里马虎的，万一在哪座寺庙打个哈欠，就有可能被他们撞上。”罗马尼亚大使馆的管理人员教我们每天早晨用威士忌洗车。在印度，喝酒遭到严格禁止。欧洲人一下飞机，就会领到一份至少有20页打印纸的特许证，上面盖有五花八门的图章。持证者早餐或午餐时，可以购得两瓶啤酒。阿列克曾在美国俄亥俄州大学任过教。在新德里，他与过去的一位学生邂逅相遇。此人已成为美国援助印度食品委员会主任。他送给我们两箱波旁酒，一瓶食用水消毒剂，外加一封介绍信。凭此信，我们可以到美国所有驻印商务机构去添购威士忌。阿列克滴酒不沾，可他出于马虎而打碎的酒瓶却无以数计，无论我们走到那儿都会碰到一些碎片，这使我极为恼火。于是，我开始一刻不停地嘲讽他的伪贵族家系，千方百计地使他发作，因为我很喜欢听他罗织新的贵族证据，以证明他那海市蜃楼般的幻想。他以电动缝纫机一般的速度列举着一大串贵族头衔。为了增强效果，间或还插入一些辱骂，针对一些远房亲戚。看到他那珍贵的情报引起了我的捧腹大笑，他突然停止对我供应威士忌酒。“别再手捧着我的孩子们送的威士忌自寻死路了，勃勒耶那的流浪汉。”当时，我们正在马德拉斯。记得那天正下着滂沱大雨，忽然我确切无疑地看到植物在迅速长高，一只风的翅膀——仿佛来自布罗姆菲尔德的小说——飞进餐厅，奏响了一只铃铛。“空气王国里发出的鸣响，”我说道。“你的大脑中又冒出什么愚蠢念头呢？”阿列克感到莫名其妙。“我出现了幻听，”我回答。他同几个荷兰人以及一位布拉索夫拖拉机联合企业的代表（来负责维修出售给马德拉斯的一百辆拖拉机）一起走向阳台，以便更密切地注视植物在季节雨的滋润下那势不可挡的生长奇迹。趁此空当，我迅速从黄铜菩萨像的背后窃取了一只铃铛。我将与它结为希望之盟。睡觉时，我将铃铛系在房门的把手上。不一会儿，铃铛在一阵风的吹动下发出了叮叮的响声，我用自己所会的仅有几个英语单词吼道：“Come in！（进来！）”“No，get out！（不，滚出去！）”阿列克惊慌失措地蹿到门背后，大叫道，“是个倒霉的淋病患者，你没听见铃铛响吗？他们闯入宾馆了？”那一晚上，为了赶走淋病患者，我至少出去了十次。每一次都提上一瓶威士忌，声称要给门把手消毒。我痛饮了一番，喝得迷迷糊糊，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阿列克没敢离开房间，一直等着我睁开眼睛，好去给门把手消毒。之后，每晚，我都要例行公事。如果他发现这是我设的圈套的话，毫无疑问，他会将一条小蛇塞进我的床里。就这样，我们俩成了患难之交。早晨，我们一起喝椰汁（与掺了铁锈的勃勒冈矿泉水别无二致）；下午三点，我们则开始品茶，按照英国习惯，茶里总要放上几勺牛奶。那时，阿列克便会坚决要求我称他为先生。我总是让他如愿以偿——先生，男爵，王子，公爵等等头衔都一股脑儿往他头上套。于是，饭桌立即会出现一瓶孩子们送的威士忌。热度和茶——不存在其他解释——使阿列克从不放弃参加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联欢和竞选大会。每次归来，他的头上都戴着花冠，脖子上挂着花环，看上去很像获奖小学生。我从未陪他参加过类似的活动，因为我对孟加拉语，乌尔都语以及在印度使用的其他百来种语言实在是一窍不通。在等他回来的时间里，我就阅读吉卜林的描写英国下士和马拉巴少女之间爱情的诗篇（波德莱尔很喜爱这些诗），打量身着节日盛装的大象所驭的寺庙模型；“掠夺”一两棵香蕉树；观察行进中的骆驼或一些自以为有义务光着膀子游荡的青年；注视小摊上的羊肉所吸引的厚厚一层的苍蝇；计算“贱民”墓地上叼啄死尸的兀鹰的数量；游览植物园；叹赏根深叶茂的树林；或者触摸路旁花丛中的鲜花。当我估计阿列克该回来时，这位老兄正在房间里烧着香料和檀木哩。我们俩一起外出参观的次数寥寥无几。记得我和他一同参观了默哈巴利布勒姆的寺庙，象洞（一种印度世外桃源式的岛屿，这里的佛像因不愿泄露秘密，全都变成了大象。我们是坐着担架登上象洞的。这些担架很像我们运灰泥、黏土所用的工具，由一些骨瘦如柴的印度人扛着），莫卧儿宫，还有那庞大的，四周围墙上镶嵌着20面锣鼓的浴场（当无所不能的主宰沐浴时，柔顺的少女们用战栗的手指敲出阵阵沁人心脾的音响）。我们坐在地秤上（昔日用来称献给婆罗门随从人员的金子）登上了土邦主宫殿，还一起横跨了巴那拉斯市，一座由一千零一座寺庙装饰的美丽城市（有印度罗马之称），其中许多庙宇专门供奉肉体之爱。在恒河岸边、我们久久凝望着这样的场面：一群老妪在顶礼膜拜之后，赤裸着身子走进河里，以便得到彻底的净化。同样是在恒河岸边我们还目睹了焚烧死者的情景。每当出现这样的时刻，我的双眼当然总闭得紧紧的。然而，在孟买，当我们驱车驶过著名的“收费爱情”之街时（蒙多·凯恩的电影里也有此街的镜头），我的眼睛却睁得大大的，几乎要从脑袋上蹦出来了。也许我一生从未见过比这更惨的景象：那些侍奉“爱情”的“牧师婆”年龄最小的仅8岁，而最大的已届8旬。更多的，我想，也就不值得在此多谈了。

然而，最最光彩夺目的时刻我们是在泰吉·马哈尔度过的。泰吉·马哈尔呈献出了印度举世无双的奇迹：一篇刻在大理石、金子和宝石上的天方夜谭，闪耀着无穷无尽的优美故事，像人类的忧愁一样永恒。面对这样的奇迹，面对如此的美景我们赞不绝口，感慨万分。出于欣喜，我们邀请为我们当导游兼翻译的督学共进午餐。这是位三十出头的年轻人，衣着简朴，足蹬一双补过的皮鞋。他以适度的热情接待我们，乐意满足我们的所有愿望。我们的邀请居然令他吃了一惊。随即，他的脸上露出了一种略带讥讽的微妙神情。他堆起笑脸——好像刚同众神定了亲似的——回答道：“您们怎么以为我会接受呢，先生们？我是婆罗门，印度的非凡教派，而您　们……”

而我们——我恍然大悟——只是印度的客人，于是，他按照所有礼节，再加上上峰的指示，同我们交往。可他本人则属于印度的最高阶层……而我们——从此角度判断——甚至连贱民都不如。

并非他的拒绝，而是婆罗门目空一切的信仰使得阿列克惊诧不已。公爵、勋爵、男爵、王子阿列克。依瓦修克用罗马尼亚语朝督学嚷道：“我们撤回邀请，督学先生！你知道你有幸同谁一起共进午餐吗？同两位农民的儿子，一位来自肯比亚·勃勒耶那，另一位来自马拉莫雷什。喂，老兄，咱们来干一杯，我简直气疯了。”

手持酒杯，阿列克发出一阵大笑。接着，他背诵了几句泰戈尔的诗句：“爱情啊，唤醒你所有的奇迹吧，水中的荷花已经开了。”

他重又变得善良而快乐。

白天鹅

我是在读了乔治·罗登巴赫的小说《布罗日，死亡之城》（此书我已译成罗马尼亚文，取名为《布罗日，第二次死亡》）后才去造访布罗日的。这是欧洲最美的小城，犹如梅姆灵画中的一万一千名少女一般美丽，这些少女从死亡中苏醒，悠然化为佛兰德的公主，用红色的酒杯为凯旋的十字军骑士倒上九月的蜂蜜，并加上一滴耶稣之血。那是五月的春天。不再呼吸大海的河道里（沙土，在风的驱使下，将港口献给了华丽的死亡，将城市献给了金色的忧愁。在忧伤的氛围中只能听到缥缈的钟声从远处传来；只能看到塔尖的孤影，宣布着非尘世的沉默；或许，偶尔还会响起教士手中念珠的拨动），白天鹅飘游着，像一些精致的避风港，在天蓝色的河水下闪烁着帆的记忆。宛若传说中多姿多彩的幻影，它们在不停地飘游，吮吸同时又净化着五月的芬芳，深沉地支撑座座宫殿的河岸，和岸上众多心灵不知不觉中聚集的痛苦。而在这些白天鹅的背后，神奇在预示谜格，历史在修饰理想，永恒在推翻教条王国中的艺术。身处布罗日，你的心中不禁会生出死亡的感觉，充满了诗情画意。我望着这座小城，由于惊恐而微微颤抖：四处游动着的死亡的思念在暮光的照射下，竟变得愈发微妙，愈发动人。哦，九月我不再去布罗日了。不祥的激昂便是这座城市的天赋，那些白天鹅总会将你引向遥远的往昔。我深深地懂得布罗日已成为我完美无缺的恐惧，因而我难以在它的域垣之中度过漫漫长夜。而在离它最近的村庄，在达默，我却能寻觅到栖息之地。梯尔·欧伊伦施皮格尔便在那里诞生。在他接受洗礼的教堂前，在他时常眯缝着笑眼凝视着的教堂前，“细颈瓶”小酒馆盛情开放，以无数桶装得满满的黑啤酒和教士们酿造的葡萄酒，迎候客人们的光临。四周，是佛兰德平原，是风车，是梦和朦胧的象征，还有梦以及梦魇的影子。

黑天鹅

“美妙夜晚，弥漫着芬芳，弥漫着里斯本的芬芳”。每当夏日来临时，这支歌便会滋润葡萄牙人的双唇。人们常常将歌词写在帆船上，送给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海员。他们正在港口无以数计的酒馆里为远航而干杯。瓦斯科·达·伽马正是从这里出发，去征服希望和未知，征服别离的秘密，征服渺茫的爱情和无尽的痛楚，征服金子般的美景和香料般的芬芳。这位在特茹河岸耸立的大教堂里，同《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的作者卡蒙斯一起安眠于大理石下的英雄，这位因渴望胜利而远离葡萄牙土地的英雄，为使崇高、勇敢、智慧、挑战精神和真诚的忍耐永放光彩而悲壮地跪下了。他的心中怀着朦胧的信念：遭到风暴袭击的地平线的尽头便搏动着隐藏的世界。

这是六月的夜晚。夜空中弥漫着里斯本的芬芳。我刚刚看完一场斗牛表演。大西洋吹来阵阵温暖、纯真、沁人心脾的微风。星辰闪烁，一如那被感动的理想。到处都飘荡着绿葡萄酒、熏鱼以及海藻交织而成的奇异气息。茉莉花装饰了港口城市的所有街道、所有路口。有多少夏夜，就有多少欢聚、舞蹈、歌唱。还有爱情。魔幻诅咒着任何恶念，呼吸着所有愿望，渗入人们的血液。我忽然渴望散会儿步。就在散步时，我看到了黑天鹅。它们游动着，犹如浓雾之中的孤岛。它们的脖子长长的，一动不动，似乎完全能接受那些在纸花下、在灯光下旋转的几代人之间的差异。这些天鹅的黑色不但没有淹没夜，反而衬托着夜，昭示着夜的魅力；使人不禁想起喷泉下沐浴的裸女。“黑天鹅，”一位朋友论释眼前的情景，“会唤醒国王们灰暗的幽灵。你想用手电照照它们吗？”“不，”我立即表示异议，唯恐会驱散魔法。然后，我们挤在一辆车里，驶向伊什托里尔。这是亿万富翁们的海滨浴场。我很快便忘了朋友的预言。但第二天午后，当蝴蝶都收起翅膀在神奇的花叶中步入想象的死亡时，我却在我们大使馆门口遇到了一个穿着讲究，大腹便便的矮老头。他愠怒地用马鞭敲打着自己的膝盖。鹰钩鼻子，尖下颏，恶狠狠的目光——我奇异地感到这一切都极为眼熟，尤其是那挑衅的姿态，就像愤怒的乌云吹来似的。大楼里有人出来迎接他，可他猛然发出一声严厉的吼叫，仿佛雷电击中了铁板：“我决不允许在门口受到阻挡！”说完，他傲然离去，宛若走进铺满金子的庄稼地。“他原是国王手下的元帅，叫乌尔德雷亚努，”使馆工作人员对我解释道，“他有点……”

这么说，黑天鹅确实居住在迷信之中，或者至少居住在偏僻的水域。

下午，我参观了圣维森特角的教堂以及葡萄牙历代国王们的墓室。墓室中央的地座上摆放着两副橄榄树棺木。覆盖着马耳他骑士旗帜的棺木里躺着卡罗二世。旁边，低一级（在死亡里也存在等级？）的棺木里则是卢贝亚斯卡。

即便没有唤醒帝王灰暗、腐朽的幽灵，身披黑纱巾的天鹅也会唤醒他们的鬼魂。

同一天，我应邀参加一位原罗马尼亚公主设置的晚宴。她居住的城堡隐藏于里斯本附近一座森林的中央。公主已年过八旬。她的年仅七旬的丈夫坐在桌上，身旁搁着一把猎枪。“不要反驳他，”公主建议，“当太阳西沉的时候，他总会自以为正身处非洲，猎杀了众多狮子，或在印度，征服了无数猛虎。”一个问题缠绕着我，“阁下，”我说，“小时候，当我偷葡萄时，屁股上总免不了要挨几枪盐弹。我想知道王子的枪是否上了膛。”“你怎么会以为我允许这样呢，亲爱的先生？”她大为惊讶。接着，我一杯接一杯地连喝了四杯绿葡萄酒。“噢，”公主发出了一声惊叹，“我真高兴你喜爱生活……正因如此，我要向你提出一个忠告。瞧，我和我丈夫舍弃了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所有财产，就要去澳大利亚定居了。我害怕原子战争，先生，快快回罗马尼亚吧，抛弃所有的一切，搬到澳大利亚去，那可是个安全地带。”“阁下，”我冒昧地问，“我可以把一个写剧本的朋友也带去吗？他叫伯安·伯耶舒。他最怕武装冲突了。”“先生，倘若他品行端正，我愿作他的担保人。”

又另：

我可以对八月初的这一天里所有最纯洁的事物发誓，我所写的每一个文字都千真万确。当我刚刚写完上述文字时我正在内普顿，妻子进来告诉我：“一位年迈的公主G（并非葡萄牙那　一位　）正在楼下大厅里坐着。她想请你陪她到海边散散步。”我穿戴完毕，走下楼来。在作家之家前的海湾上，年迈的公主对我说：“内亚古先生，我想透露给你一个秘密。我身上穿的连衣裙原本属于去年去世的埃列娜太后。我的一个姐姐，从前的名誉王后，给我寄来了一大堆陛下的裙子，让我穿着它们在罗马尼亚散步。对此你有何高见？”“夫人，”我回答道，“在里斯本我看到了黑天鹅，因而，已没有任何事能让我惊讶了。只有一件事令我大惑不解：伯安·伯耶舒竟不愿同我一道迁往澳大利亚。”

高兴　译

西蒙娜·波佩斯库（1965年生），

罗马尼亚女作家。她喜欢用一种细腻而又大胆的笔调来描绘自己的种种异样的感觉。例如文中所选的《钥匙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