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弟国荃书

67.致弟国荃书

（清）曾国藩

来书谓意趣不在此，则兴会索然。此却大不可。凡人作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我生平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当翰林时，应留心诗字，则好涉猎他书以纷其志；读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不甚实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即水军一事，亦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弟当以为鉴戒。现在带勇，即埋头尽力以求带勇之法，早夜孽孽，日所思，夜所梦，舍带勇以外则一概不管。不可又想读书，又想中举，又想作州县，纷纷扰扰，千头万绪，将来又蹈我之复辙，百无一成，悔之晚矣。

——选自《曾国藩全集》

［评点］

曾国藩（1811—1872），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进士。历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等职。曾创办湘军，成为镇压太平军的主力。晚年推进洋务运动，与李鸿章合办江南制造总局。他是近代中国一位颇有影响、也颇有争议的人物。毛泽东青年时代对他敬仰备至，曾在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中说：“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进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见《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毛泽东认为曾国藩在近代许多人物之中，“独得本源”，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毛泽东从曾国藩的治学方法、探求义理、修养身心、勤俭刻苦、用人之道、为政掌权、带兵打仗等方面的表现，得出独服曾国藩的结论。

所谓本源，就是倡学攻心，以礼治人。抓学术，抓人心，掌握了大本大源，这便是曾国藩一生成功的秘诀。以镇压太平军为例，曾国藩以维护名教为号召，动员广大士大夫、读书人和“乡野老实之人”，踊跃参加湘军，并以中国传统的纲常伦理教育兵士。他看到大众对太平天国的迷信说教十分反感，便以此为由进一步煽动群众的不满。他改变清军旧制陋习，严格军风军纪，从而使军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因此最终赢得了与太平军作战的胜利。

毛泽东青年时代提倡精神革命，主张改造国民性，唤醒民众关心国事的热情，从而达到富国强兵再造中华的目的。这也是他从曾国藩倡学攻心学说中得到的启示。

曾国藩是后期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治学、究理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得益于坚持读书和他“不说大话，不骛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的务实态度。不论军务多么繁忙，几十年来他坚持每天都要读古文，写日记，以此来总结和提高自己成就大事的修养。这里选录的是曾国藩给他的四弟家书中的一段，说的是他读书做人的一些体会。他以自己“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的教训，希望弟弟引以为鉴。曾国藩的大半辈子是真的如他自己所说“百无一成”，还是一种对自己的高标准严要求，这里且不作评论。但他关于做任何事情都应该全神专注、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话，却是千真万确的箴言。如果总是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总是见异思迁，没有恒心，那么什么事情都不会做好。

青年毛泽东将曾国藩的这段经验之谈奉为金玉良言，是有道理的。人们在求知问学的过程中，常常会碰到诸如学什么，怎么学，怎样处理博与约、中与西、普通与专门的关系，怎样看待分数之类的问题。我们如果一旦发现方向不对认识有误，应该立即进行调整。曾国藩知道，弱点是成功的大敌。他善于发现与总结自己的弱点，并且努力打败自己的弱点，表现了顽强的毅力。这一点，也成为青年毛泽东曾经奉为行动的信条。毛泽东1915年6月25日在给湘生的信中说：“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质之吾兄，以为何如？前者已矣，今日为始。昔吾好独立蹊径，今乃知其非。学校分数奖励之虚荣，尤所鄙弃，今乃知其不是。尝见曾文正家书有云：吾阅性理书时，又好作文章；作文章时，又参以他务，以致百不一成。此言岂非金玉！吾今日舍治科学，求分数，尚有何事？别人或谓退化，吾自谓进化也。”（见《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这里列举了两个例子，一是“昔吾好独立蹊径，今乃知前非”，一是“学校分数奖励之虚荣，尤所鄙弃，今乃知其不是”。又说：“前者已矣，今日为始。”这些都充分表现了青年毛泽东勇于探索、勇于发现自己的不足、勇于改正前非的科学精神。毛泽东活到老学到老，他博洽多闻，“基础甚厚”，颇受曾国藩的影响。曾国藩在这封信中谈到的治学经验，对今人仍有很好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