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是一个不朽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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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49年12月，毛泽东在火车上与苏联汉学家费德林谈起中国文学。1950年3月10日，毛泽东将在勤政殿接受罗马尼亚首任驻华大使呈递的国书。为了培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驻外大使的工作经验，在接受国书之前，毛泽东与周恩来先接见了共和国的这些驻外大使。就在毛泽东得到《楚辞》和屈原著作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比较集中地阅读了这批书。毛泽东到合肥后，在与张治

二、“屈原是一个不朽的形象”

屈原是我国古代第一个有名可考的伟大诗人，他所创作的《离骚》、《天问》、《九歌》等一系列辉煌诗篇，影响和激励了曹植、李白、李贺等一大批后世诗人。

由于屈原是战国时代的楚国人，而毛泽东的家乡也属楚地，且屈原当年被流放即在沅、湘一带，他投江自杀的汨罗江在长沙以北不远处，因此，毛泽东在少年时代即对屈原产生了一种崇敬心理。在他1913年所记的课堂笔记《讲堂录》的前面，有11页纸都是他亲手抄写的屈原的作品——《离骚》和《九歌》。在《离骚》正文的上面，还写有各节的提要。

1915年9月，毛泽东结识了李立三、罗章龙等人。他们第一次会面，谈了足有两三个小时，谈话涉及的面很广，其中就谈到《离骚》。他们都对屈原的这一作品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主张要对《离骚》赋予新的评价。

此后，每逢周末，他们就相约到附近的一些古代名人的遗迹去晤谈。屈原的故居玉笥山，他们就曾去寻访过。

后来，毛泽东投身革命，四处奔忙，只有在延安的一段时间算是有较多的机会读书，但似乎很少听到他谈起屈原及其作品。只有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才又较多地读了屈原的作品，并时而与人谈起。

1949年12月，毛泽东在火车上与苏联汉学家费德林谈起中国文学。两人从《诗经》谈到《楚辞》，又从《楚辞》谈到屈原。毛泽东说：“屈原生活过的地方，我们相当熟悉，也是我的家乡么，所以我们对屈原，对他的遭遇和悲剧特别有感受。我们就生活在他流放过的那片土地上，我们是这位天才诗人的后代，我们对他的感情特别深切。不过现在的人就未必啰，他们不一定理解屈原的伟大功绩。”

费德林说：“我想，由于乡土关系，同乡人哪怕隔了许多代，对屈原有一种直接的感受，他们对诗人的评价就更有说服力。”

毛泽东说：“可是，家乡人对屈原的纪念是很微不足道的。何况诗人的时代距今已经两千多年了。对于他的命运，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费德林说：“历史上任何一个伟大变革都会产生一些悲欢离合的故事。至于屈原，政治变迁是他个人的不幸。屈原艰难地走过他的时代。他忧国忧民，力求挽救楚国的危亡。”

毛泽东说：“连年战乱使国家凋敝，民不聊生，楚国灭亡了，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接着开始了另一个历史过程，就是把那些分散的、互相争权夺利、争战不休的诸侯王国统一起来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最后，它以秦始皇统一中国而告终，从而形成第一个集中统一的帝国。这对中国后来的命运产生了重要作用。这是事情的另一个方面。这个问题我们以后还要专门来谈。”

……

接着，毛泽东又说：“是的，这些都发生在我的故乡湖南，发生在屈原殉难的地方——长沙。因为这缘故，屈原的名字对我们更为神圣。他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人。”

费德林对毛泽东说：“现在我们苏联读者也能看懂屈原的诗了。我们知道，屈原是很久以前的诗人，但也是属于未来的诗人，他用诗歌来表明自己的心迹，表达自己的真情。他的《离骚》向我们说明，有了生活体验才能写出诗来，只有认识自己，才能改变自己。”

“是啊，”毛泽东回应道：“屈原的功勋并不是马上就得到人们的承认。那是后来过了不少日子，诗人的品格才充分显示出来，他的形象才真正高大起来。屈原喝的是一杯苦酒，也是为真理服务的甜酒，诗歌像其他创作一样，是一种精神创造。”

费德林说：“屈原忧天下之所忧，痛人民之所痛。老百姓爱戴他，崇拜他，这也算是一种个人崇拜吧……”

毛泽东说：“是啊，这种崇拜不是屈原自己制造的，而是爱戴他的老百姓自发产生的。这种崇拜一直延续到现在，难道能怪他吗？我们不能为别人负责，老百姓树立他们所需要的权威和偶像，这是他们的事，我们不能对此负责。我不认为这是他的错……”

1950年3月10日，毛泽东将在勤政殿接受罗马尼亚首任驻华大使呈递的国书。为了培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驻外大使的工作经验，在接受国书之前，毛泽东与周恩来先接见了共和国的这些驻外大使。当时，毛泽东走到黄镇面前，若有所思地问：“黄镇，你原来那个名字黄士元不是很好吗，改它做什么？”

黄镇说：“我的脾气不好，需要提醒自己‘镇静’。”

毛泽东听了，说：“黄镇这个名字也不错。《楚辞》中说：‘白玉兮为镇’。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黄而不可毁其节。派你出去，是要完璧归赵喽。你也做个蔺相如吧。”

毛泽东此处所引用的诗句，便是屈原《九歌·湘夫人》中句子，原句为：“白玉兮为镇，疏石兰兮为芳。”

1951年7月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他的老同学周世钊等人。当时有人曾谈起屈原与屈瑕的关系（据史载，楚武王封子瑕于屈，即为屈瑕，其后人便以“屈”为姓，屈原是其后裔）。毛泽东听罢，说：“《楚辞》虽是古董，但却是历史，有读的价值。”

1954年10月，印度总理尼赫鲁来华访问，10月26日即将回国，毛泽东会见了他。在会谈中，毛泽东吟诵了屈原《九歌·大司命》中的两句诗：“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以此来表达他与尼赫鲁相识的愉快。然后，他又向尼赫鲁介绍道：屈原是中国一位伟大的诗人，他在两千多年前写了许多爱国的诗。政府对他不满，把他放逐了。最后屈原没有出路，就投河而死。后来中国人民就把他死的一天作为节日，这一天就是旧历五月五日端午节。人们吃粽子，并把它投到河里喂鱼，使鱼吃饱了不伤害屈原。

1957年12月，毛泽东想读《楚辞》，曾吩咐秘书把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有关《楚辞》和屈原的著作尽量收集给他。秘书就专门请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帮忙。何其芳等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把古今有价值的各种《楚辞》版本和有关屈原的著作收集了五十多种，一起转送到毛泽东那里。就在毛泽东得到《楚辞》和屈原著作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比较集中地阅读了这批书。

1958年1月12日，他在一封信中写道：

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¹⁾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反复阅读屈原的著作，并从中得到启发和愉悦。

1958年1月18日凌晨，毛泽东正在南宁看《楚辞》，忽然空军雷达发现有国民党飞机向南宁飞来，南宁市全城实行灯火管制。李银桥等卫士拥进毛泽东卧室，请毛泽东去防空洞。毛泽东把手一挥：“我不去，要去你们去。”

李银桥说：“主席，我们要对你的安全负责。”

毛泽东指着他的鼻子说：“你去，把蜡烛给我点着。”

李银桥执拗不过毛泽东，只得把蜡烛点上，毛泽东又继续翻开《楚辞》，聚精会神地看了起来。

也大约是在这段时间，一天中午，毛泽东已服过两次安眠药，仍然睡不着，于是，他随手抓起了一本《楚辞》，躺在床上阅读起来。阅读了一阵子，他终于合上了眼睛，可那本《楚辞》虽已放倒在胸脯上，却仍然抓在手中。

就是在这次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的九省二市负责人会议上，毛泽东批示印发屈原的《离骚》给大家，并在讲话提纲中说：“学楚辞，先学《离骚》。”

1958年夏，毛泽东在北戴河一连开了好些天会，人很累，便约张治中一同坐飞机到武汉，然后沿长江坐船到芜湖。毛泽东到合肥后，在与张治中闲谈中忽然问道：“你读过《楚辞》吗？”

张治中坦率地说：“没读过。”

“这是好书，我介绍你有空看看。”随后，他就谈了一通《楚辞》，又由《楚辞》谈到了《论语》。

1959年，毛泽东又曾向工作人员借阅《楚辞》，并进行了认真的阅读。同年8月2日至16日，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印发了毛泽东写的《关于枚乘〈七发〉》一文，毛泽东在文中又谈到了屈原，他说：“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据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书的过程中，有一次在谈话中又谈起了屈原与《离骚》，他说：“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

1961年5月3日，毛泽东正在上海，看了周谷城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调寄《献衷心》的词之后，打电话召见他。毛泽东对他说：“词一首，看到了，怕不止一首吧！”

“只有一首，我从来没有在报上发表过诗词，这确是第一首。”周谷城加以说明。

随后，周谷城又说：“平时，我也偶然写几句，那是附庸风雅。”

“附庸风雅有什么坏处？”

“附庸风雅的人，无非是发发牢骚而已。”

“发牢骚有什么不好？有牢骚不发，过得吗？”

说到“牢骚”，周谷城忽然想起了有人对屈原《离骚》的解释，说：“据说，屈原的《离骚》就是牢骚，说是‘离’、‘牢’同声。”

毛泽东说：“可能是这样，但也未必一定。”

周谷城见毛泽东不反对，又说：“离骚可能就是牢骚，牢骚可能就是啰唆。牢啰同声，骚唆也是同声，念啰唆，可能就是发牢骚。”

毛泽东微笑着，没有发表意见。

就在这一年，毛泽东曾两次向工作人员索取《楚辞》阅读。6月16日，他还特别指名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宋版《楚辞集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