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某报刊发的《诗歌为什么不景气》，可谓相当全面地揭示了当今诗歌“跌入低谷”的原由，而且看不出“有什么转机”云云。我赞同作者的大部分见解，但是有些说法似乎过于简略或者偏颇，故不揣浅陋再发一点议论。
构成诗歌成败的内外因是互动关系，诗是时代的产儿和心灵的结晶品，永远不会变易。我国现代诗歌几度变迁，都是为着适应历史进步的需要，新时期以来的诗歌比较特殊，由于诗人的急躁情绪，想从根本上颠覆传统诗歌因而造成了矫枉过正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三大方面：一是由反对文艺政治化而滑向西方“纯诗论”的故辙，却以“先锋派”自许而拒绝批评。既然崇尚以自我为中心便对社会生活不屑一顾，即用追求“内心的最高真实”遮掩了一切事物的真相，于是“私人抄作”成为诗歌理论的主潮，结果是“题材卑琐，情趣低微”，反而沾沾自喜。无论古今这种严重脱离生活和读者的做法都是“诗之敌”，不可能写出伟大的作品，甚至唱不出甜美的歌来。二是本想竭力改革诗风，摈弃原来那种廉价为政治服务的艺术构架，变直白式的大众宣传为含蓄的自由表述，大量引进朦胧性的表现技巧，从而提高了诗性的审美情趣。然而有人又认为这种朦胧诗的改革不彻底，马上转入表现“生命意识和语言意识同构”的迷途，显然是接受欧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使诗歌创作加快了玄学化的步伐。解读诗歌的意象和语言成了一种笨重的负担，进一步拉开了诗歌与读者的距离，如同五四时期一样，“诗歌却已奄奄一息了”（鲁迅语），这比以往对新诗的评价“至今收获甚微”要倒退一大步哩。诗歌一旦变成少数人独享的贵族化之物，就完全丧失其社会价值，一时也难以勒转。三是诗歌形式散文化愈演愈烈，冗长无形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白话诗是自由体的共生物，是区别于古典格律诗的根本标志，如何运用现代口语抒写诗人的情感与体验，始终是几代诗家们共同努力的大方向，但又不能滥用日常口语而是力求诗化语言。语言文字的张力是诗歌独有的，说诗歌是绝对的语言艺术正是此意，而且它又是构成形式的基本元素。因此自从当初试行“小诗”以来，先后出现过多种新诗形式均未能完成其理想的诗体。广大诗歌读者最不满意诗的散文化、口水化，它有悖于我国诗歌讲求精练简短的历史传统，即使西洋诗也需要绘画美和音乐美，尤其是法国的象征派。分行不是新诗的唯一形式，不可以任由感情的宣泄而纵列为诗形，它应以最少的语言怡人以审美趣味，否则这种诗还不如散文精美。
诚然，诗歌的不受欢迎还有其他因素。最重要的是大众文化形成了世界性的发展趋向，以娱乐为主的消费文化挤压着高雅文学，如今的叙事作品铺天盖地而来，谁也奈何不得。但诗歌独具的抒情作用无可替代，诗的功能在于净化人的灵魂，提升人类对生活与理想的渴求心愿，不必太悲观了，也无须责问太深。诗歌的出路就在脚下，全盘“欧化”此路不通，只有充分利用民族的诗歌资源，走中外互补的创新道路才有希望。本人专门发表过一篇《抒情诗三论》，反响不错。西方的现代派诗歌也逐渐被各国的“大众诗歌”所取代了，台湾的现代派早已回归新古典主义。至于论及“古体诗又兴盛起来”没有什么不好，它绝非是古典情结的死灰复燃，也不是一批离退休干部的偏好所致，更非是谁想要“走回头路”的复古问题。新诗既然不能定型，理论分歧较大，为何不可以利用旧形式来表达个人的情怀呢？大家公认这是对新诗创作的“有力补充”，也是促成诗体多样化的一条道路。事实上这种“诗词体”颇受群众的欢迎，《中华诗词》的发行量超过了国内外所有的诗歌报刊。况且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我国文坛的许多名家都喜欢写旧体诗，有鲁迅、郁达夫、茅盾、田汉、阿英，以及何其芳、李一氓、赵朴初、邓拓等，都是写作传统诗词的高手。该文的作者可能是为维护新诗的名誉，才否定“新古体诗”的现实意义。其实大可不必如此，俗云：“文学只有美丑，原无新旧之别。”当然只有时间会改写一切，不过凡属精品之作或仍有生命力的文体（如西方的十四行体），总是“不废江河万古流”的。
载《石狮时报》2006年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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